李克曼去世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个名字显得十分陌生。即使对于熟悉海外汉学研究的人来说，这位在澳大利亚执教、生活的比利时汉学家，也像是一个拒绝被分科、被定义的异类：他好像曾经是一个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又因为翻译过《论语》，也可以被看作是古典意义上的汉学家。他钟爱中国的古典文化，把石涛的《画语录》翻译成法文并加以评注，自己也画国画，写书法，还教他的澳洲学生打太极拳。但他也喜欢鲁迅，称鲁迅是“花园里的野草”，“冰原上的火焰”；他以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在西方闻名，也一直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化，可是他自己的作品却有不少和中国无关。他所著的小说《拿破仑之死》在普通读者和文学鉴赏家那里都受到好评，“失败的小说家”这个头衔，看来是不适合李克曼了。

多才多艺有时只是对于业余的一种美化，夸夸奇谈也能制造知识渊博的假象，在这个专家盛行的年代，我们有时不敢，也不愿意相信一个人可以如此全知全能。李克曼是一位诗人、画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汉学家、当代中国研究者，最后，他还是一名骑士。上述所有的称呼，包括最后一个，都不是官方授予或业界指定的头衔，而是对他人生的真实描述。在这些领域中，他的创作都博得了同行的尊重。澳大利亚著名的知识分子菲利普•亚当斯如此描述李克曼：

他对所有事情都非常在行：他是陆克文的老师;他写了我认为最重要的关于中国的书;他可能是澳大利亚知识分子中最见微知著，也最复杂的一位;在他面前，我们中再自我和骄傲的人也会感到敬畏。

敬畏是一种严肃的感情，我们已经不怎么在日常的评价中使用这个词了。现在我们更倾向于一种懒人的态度，点个赞，表下态，最多是喜欢，“粉”一下某个人。敬畏之于喜欢，就好象奇迹之于魔术，《蜀道难》之于四川三日游，交响乐之于手机铃声，是无从类比的。对于李克曼，如果勉为其难地去概括阅读他的感觉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称作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历史学家，也许我们可以说，他是最具骑士精神的历史学家。

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堂•吉诃德》这本小说，当然，也没有多少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承认自己没读过《堂•吉诃德》。虽然没多少人读过《堂•吉诃德》的原著，但是堂•吉诃德的形象是广为人知的。毫无疑问，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是一个失败者。李克曼这样一位天才的汉学家，和这个失败者典型的小说人物，又怎么能挂得上钩呢?

曾几何时，我们还能够接受“光荣的失败”，我们也不曾把成功当成是人生唯一的目标；“堂•吉诃德式的”努力，既可以是对于勇气、真诚、正义感的赞扬，也可以是对于注定要失败的行为的贬损。1955年，当年轻的李克曼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段堂•吉诃德式的人生旅程。首先，他立刻爱上了这个国家，当被问及到底喜欢中国哪一点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Everything”。他被北京的城墙和城楼深深震撼，那种几何带来的壮观和威严是比利时小镇居民无法想象的。在香港学习期间，他的中国室友把他们蜗居的斗室命名为“无用居”，他因此迷上了庄子和中国的经典，当然还有那龙飞凤舞的书法。他放弃了原来学习的法律和艺术史专业，一心开始学习中文，在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新加坡度过了很长一段学生时光。他对于中国的着迷，真像堂•吉诃德对于骑士小说的着迷程度：“他如此喜爱阅读骑士小说，以至于他忘记了打猎，甚至是照顾自己的庄园。为了买更多的骑士小说，他甚至蠢到卖掉自家的玉米地……最终，他一天到晚躺在骑士小说的书堆里，从早到晚地看书，最后看到大脑迟钝，疯疯癫癫。”

李克曼曾说，拆毁北京的城墙是一种“对于神圣的亵渎”。对他这样一个天主教徒而言，这已经是最严重的字眼。北京的城墙为什么神圣的呢?在城墙的设计者看来，这样一组建筑并不仅仅是一种防御工事，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天下归之的象征。对于下令拆毁城墙的人而言，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城墙阻塞了道路建设，影响交通，而是因为旧制度业已崩塌，其象征也应该被摧毁。必须先摧毁历史才能创造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者们都抱有如此的想法，虽然在手段上有轻重之分。但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最大吊诡之一，就是历史的遗产往往先于历史被摧毁了。对于城墙，李克曼并没有那种浅薄的、怀旧式的悲伤，真正使得他愤怒的，是神圣的所有秩序和美感被打碎了，这是对于神圣的亵渎。

面对这样一种亵渎时，一个人可以假装的若无其事，也可以表现得更加有勇气和尊严，面对残酷的真相。不过，有勇气承认真相是一回事，把呈现真相、重塑过去当作终身的志业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常常被称赞，后者则更常被看作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而且更容易遭到奚落和嘲弄。再者，如果中国人自己都要刻意毁坏自己的历史文化，一个外国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冷眼旁观似乎是最自然的选择；李克曼却做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选择，他用笔作长矛，冲向了自己的风车。

这架风车并不是那些可以毁坏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那些是实实在在的乡村恶霸，虽然强大，但是终归是确凿的敌人，有战而胜之的可能性。风车是虚幻的敌人，也是不可能战胜的。对李克曼而言，他的风车是那种对于优雅和精致的不屑和厌恶态度，是一种“反审美”情绪。对于这种态度，他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他习惯于在嘈杂的咖啡馆写作——嘈杂可以帮他集中注意力。在堪培拉的一家咖啡馆里，广播里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店内也是人声鼎沸，不过，突然广播节目被人调到了另一个台，正在播放的是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优雅的声音瞬间流泻而出，这时所有人“仿佛坠入了炼狱，没有一个人说话，互相奇怪地打量着别人”，终于，“那件让所有人放松的事情发生了”，一个靠近收音机的人站起来换了台，不再是莫扎特，而是小广告和社会新闻。“每个人又可以舒服地忽略这些噪音了。”

人们是不能欣赏莫扎特吗?李克曼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李克曼认为人们正是因为能够欣赏莫扎特之美，所以才一定要关掉它。人们有一种毁坏美的原始欲望，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在艺术领域，在道德伦理领域也是如此。“他们想把每个人都变得最坏，消灭、诋毁我们身边所有的光辉和美感，这是人性中最让人悲哀的一面。”人性中的这一面，才是李克曼的风车。

一个天才的灵光对抗一个世界的粗鄙，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同时，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是一场用“巨大的渴望”对抗“渺小的现实”的战斗。李克曼在这场战斗中，几乎用上了自己成年的所有时光，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他去世前，他一直英雄般战斗着，尽管，这个世界早已用各种方式击败了他。1986年他曾经如此描述来到中国的感受——

在中国，除了极小数量的一组组知名古迹(它们的“古”亦仅是相对的)以外，吸引受过教育的访者注意力的却是“过去”的巨大缺失。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尤其是那些古老的都城，或极负盛名的文化中心，今天所展示的面貌都并非是崭新的或是现代的，但同时也怪异地缺乏任何传统文化的品质与个性。

如果他在2016年再访问中国，相信他会更加惊讶这片土地上的变化，古迹不仅是消失了，而是被丑陋拙劣的现代仿制品取代了。面对簇新的千年古庙，金碧辉煌的百年佛像，不知李克曼会做何感想?我们不仅仅忘记了传统中国的祖先，现在连鲁迅这样现代中国的先人都要放弃和遗忘。看上去，李克曼三十多年的努力，不仅不能对抗今日的中国，而且和今日中国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联系。

李克曼死了。传统的中国和其灿烂的文化也奄奄一息了，他没能从风车和恶棍的手上拯救了她。不过他真的失败了吗?四百年来，《堂•吉诃德》的读者们从来也记不住那些恶棍们的名字和特征，更别说从这些恶棍或是风车身上得到什么启发了。相反，每一个读过《堂•吉诃德》的人都记住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这位有骑士精神的失败者。他每每从纸页间骑着瘦马，向我们缓缓走过来，我们仿佛看得见他头盔上闪耀的亮光;他和自己的追随者桑丘的雕像在世界各地耸立，启发着如李克曼般的后来者们。最后，让我们用李克曼先生自己的话，送别这位具有骑士精神的失败者：

成功者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失败者总是尝试改变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进步，都依赖于失败者。

来源：《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摘自《历史学人：“强盗”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