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

1966年6月25日，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爱德华·赖斯 (Edward　Rice)　给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分析中国形势的电报，在电报中，他写道：“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形势发展还没有一次能赶得上过去几个月中的突发事件那么重要，那么令人迷惑不解。”对这些“突发事件”感到迷惑不解不仅是政界，西方学界也对此展开了研究。 　　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39岁的高级研究员在看完大量的资料之后发现，或许从1956-1965年新中国的历史中，能找到问题的答案。1974年，他交出了第一部分答案：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1983年他交出了第二部分答案：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1997年，他交出了最后一部分答案：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这便是西方学界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扛鼎之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大跃进：1958-1960》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其中第三卷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列文森(Leveson)史学著作奖。而当年那位年轻的高级研究员便是如今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2012年11月31日至12月1日，为纪念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退休，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政治的过去和现在：中共十八大”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Vogel） 和现任主任何伟林（William　Kirby），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世卓（Joseph　Fewsmith），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主 任 裴 敏 欣（MinXin　Pei），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靖（Huang　Jing），北京大学教授傅军等近3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学者，及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同事、朋友、学生齐聚一堂，对中国问题进行了严肃而热烈地探讨，以严谨的学术研讨的形式，纪念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学术和教学成就。 　　其实早在1953年，麦克法夸尔便与哈佛和中国结缘。那时，刚在英国皇家坦克团服完兵役，又在牛津大学克伯学院（Keble　College）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的他，来到哈佛大学跟从费正清攻读硕士学位，并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1955年，从哈佛毕业后，麦克法夸尔被伦敦《每日电报讯》的副总编唐纳德·麦克拉克伦，跟从苏联问题专家大卫·弗劳伊德工作，从此，中国成了麦克法夸尔一生的主题，虽然此后他先后做过报纸记者、刊物编辑、电视评论员、国会议员等，但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与几乎“共时”的研究。 　　1959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文化自由联盟”（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决定在《苏联评论》（Soviet　Survey）之外，在伦敦再创办一本关于当代中国的杂志。而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是主编的不二的人选。1960　年 3　月，《中国季刊》正式出版。麦克法夸尔在创刊号中说：“中国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制衰落、内战丛生和外敌入侵，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大国……我们不能等到中国的人造卫星上天才意识到她更值得密切关注”，因而，“中国的发展需要严格、客观的分析。我们试图通过发表专家们的文章，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提供评论意见。我们希望激发争论。”在创刊号上，麦克法夸尔邀请了当时西方研究中国的九大“高手”，每人各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评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状况进行总结和分析。为了确保稿源，麦克法夸尔还考察了当时西方的中国研究群体，甚至担心自己得罪其中的作者而停止了自己的书评写作。当时《中国季刊》的作者不仅来自学界，还有来自新闻界、商界、政界，甚至情报机构。“严格、客观的分析”成为主编麦克法夸尔的审稿标准。这条标准不仅让杂志在“文化自由联盟”解散之后依然存活下来，而且也让其发展为一本严肃的学术杂志，今天，这本杂志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学术杂志。 　　1968年3月，“文化自由联盟”解散后，《中国季刊》正式移交给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此时，麦克法夸尔也辞去主编职位，一年后，他来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他的中国研究，也正是在这里，麦克法夸尔开始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撰写，“本书并不准备提供一部1956年至1965年间中国的完整历史，而是试图检验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行为和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正是此书，奠定了麦克法夸尔在西方学界的地位。为此，1984年，哈佛大学将其从英国挖过来，担任历史系及政治学系的教授，一直到2012退休年。 　　极为“高调”的荣休会上，麦克法夸尔表现得非常低调，甚至都没有专门的座位和名牌。在两天紧张的学术研讨中，他一直静静地坐在听众席最后面，一只手撑着下巴，严肃地听着各位学者的发言，时不时莞尔，听到精彩处便鼓掌大笑。慕名前来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其他院系的教授、有特意从加拿大或是纽约远道而来的学子、有关心中国问题的社会人士，将能容纳200多人的会议厅坐得满满的，甚至连过道上也坐满了人，以至于不得不控制人数，而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中国”，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一生的主题。 　　在许多与会者眼中，麦克法夸尔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更是一位颇为神奇的老师，学生总是被他简明扼要的教学和干练的语言所折服。作为麦克法夸尔最早的学生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靖回忆起当年他教授“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情形：“他说政治科学就是三个‘p’：人民（people）、policy（政策）和程序（process）。 他又问我，你知道这三个‘p’哪一个在前面吗？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哪一种政治体制。如果是民主体制，那么‘程序’在前面，如果是非民主体制，就是人在最前面了。他的讲解简单，却一语中的。如今，我在教授政治科学这门课时，第一堂课就是把这三个‘P’教给我的学生。”而无论是最早的学生，还是最后一批学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记忆：当他们拿回关于自己论文的迅速反馈时，总是会为上面的评语和校正吃惊，几乎每一页每一行都有着麦克法夸尔修改的痕迹，甚至包括对语法、标点符号，乃至于脚注中汉语拼音的订正，“他简直是把我的论文全部重写了一遍”。而最后的评语却总是忘不了鼓励：“继续努力。” 　　1988年春，在哈佛校方的建议下，麦克法夸尔教授在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 　　谁知这门注册号码为“外国文化48”的课程，申请的学生达到800多人，最后不得不将人数控制在700人，助教就有22位，而当时哈佛本科生院的全部学生才只有6000多人。由于校园里还找不到如此大的教室，这门课的上课地点不得不改在一般只有重大庆典的时候才用的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从此，这门课成为哈佛校园里的经典课程，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麦克法夸尔也因此获得列文森（Levenson）杰出教学奖。 　　当年22名助教之一、而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撰文回忆道，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就组织助教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的美国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按此标准，香港的‘走资派’实在太多了！”多年后，为了让学生有一本教材和普通读者了解“文化大革命”，麦克法夸尔与瑞典汉学家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经数年完成了一本著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200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经常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册合在一起，称为“文化大革命四部曲”。 　　在学术研讨会间隙，记者向麦克法夸尔提出了采访要求，麦克法夸尔爽快地答应了。十天后，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记者再次见到了他。谁知，一见面，他便拿出之前我发给他的采访提纲说：“我已经写好答案了，大写的就是我的答案，这样节约时间。这里问的问题，就不用再问了。”于是，一个小时的采访在闲聊中结束。坐在两边书墙中间的麦克法夸尔侃侃而谈，对当下中国现实极为熟悉，历史、时事信手拈来，思维非常敏捷。在他右手边的书架上放着都是中文版的专业书籍，而左手边的书架上则全是英文版的专业书籍，两个书架沿着两面墙一直延伸，坐在其中的书主人麦克法夸尔便仿若是一位隔岸观火的智者，冷静而客观、严谨而犀利地分析着中国。在他背后，则是他的一位中国朋友送的一幅字：“年老更当攻读时，富于阅历善于思。黄钟瓦釜向声辩，稗草秧苗过目知。乱脉深勘埋宝矿，大川远溯出山溪。何分贵贱百花蜜，子曰随心所欲之。” 　　在两天学术研讨会的最后十分钟，一直坐在听众席最后一排的麦克法夸尔终于从最后一排走到前台，在向众人进行简短的致谢后，表达了他对中国未来的祝福与希望：“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让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上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我希望中国发生第三次大的变化，将改革深入到背后的每一个角落，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抓住最后一次机会，以免最终崩溃。” 　　第二天12月2日，是麦克法夸尔82岁生日。因此，会议主办方在会议结束后，在礼堂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party，所有与会者一起向麦克法夸尔齐唱“生日快乐”，然后分享他的生日蛋糕。麦克法夸尔依然风度翩翩，耐心地和排着队与他合影的朋友、同事和中国留学生交谈，主题依然是中国，气氛如暖春，其乐融融。而室外，这一天波士顿飞雪。 　　麦克法夸尔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麦=麦克法夸尔 　　问：您是否认为如今在中国有着对未来的担忧？ 　　麦：是的，从一些中国人将财富转移到海外，并纷纷送子女到国外接受教育等现象，可以看出人们担心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为他们自己和孩子在国外生活做准备，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 　　问：您提到过前南斯拉夫党内异见人士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一个术语“新阶级”（“New　Class”），请问，“新阶级”是什么意思？ 　　麦：吉拉斯当时用这个术语来指一群统治者，这群统治者不像资本家，他们不需要拥有财富，因为他们控制财富：所有的国家财富尽由他们掌控。 　　问：您认为在如今中国也有一个“新阶级”吗？ 　　麦：在今天中国，官员们不仅拥有财富，而且控制财富，所以他们绝对符合吉拉斯“新阶级”的定义。 　　问：为什么官员们会如此看重财富的拥有和控制呢？ 　　麦：其实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官员们对财富的拥有并不只是经济原因或贪婪，而是“政治上的风险对冲”。他们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让自己的子女到国外接受教育，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这一阶层减少政治风险的一种方法。 　　问：那对于当前领导者来说，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维持稳定吗？ 　　麦：中国社会在文革之后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较之以前，共产党的道德标准有所下降；二是意识形态的缺失，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首先是共产党员的道德水准不如以前了，一个显著标志便是腐败。文革之中官员的悲惨遭遇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在文革结束后开始为自己谋取利益。中国各地每年都有许多抗议示威活动，其中一个抗议目标就是腐败，第二个变化便是邓小平有效去除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于把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文革结束后，意识形态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如今，中国虽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其实指的是新加坡，类似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是台湾，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香港。 　　一方面，共产党的权威下降了，另一方面又没有意识形态把国家凝聚在一起，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很脆弱——不光是我，很多人持这个观点。 　　因此，从国家政权的稳定来看，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性的问题很多，如腐败、资金外流、环境恶化、对底层官员控制的无力、没有能将政府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远景，中国人民争取权利的决心，等等。我想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也就是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面对的一个困境，即一方面要继续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建立一个信息自由流畅的社会。 　　问：一方面您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另一方面，您认为中国依然处于后文革时代或是后毛时代。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文革时代和改革时代有区别吗？ 　　麦：我认为1979年邓小平让中国人得到了解放，开始创造财富。在这个机遇中，中国人民做得很好。不过，邓小平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意识到共产党在给人民带来好的生活方面是多么的失败。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一直受极左思想控制，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和之后的文化大革命。 　　问：那您怎么看中国的未来？它会改变？ 　　麦：中国过去发生两次大变化都是发生在巨大的创伤之后。一次是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1894年），为什么清王朝，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会结束了，在我看来，和日本的那场战争有关系。第二次大变化发生在文革结束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这场改革是伟大的，在这场改革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今天，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核心就是一定形式的民主——这是唯一能够凝聚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民主能给予公民以国家主人翁的自信，也能给予政治家担当领导的责任感。 　　我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国还会发生第三次大的变化，与第一次外部冲击 (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　和第二次内部大动乱(　“文革”)大不相同，但我不能预言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发生。但我毫不怀疑。因为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前两次大的变化中，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最终，我认为最根本的尊重将来自中国人民有一天能够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而领导人又相信他们的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