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微信公号:雪访(ID: jiangxuedulifa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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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笼罩,人声喧哗。在一个已被删除的视频(5月10日腾讯新闻“焦点现场”发布)中,我听到了他的呼喊,是南方口音,带着无力的恐惧。这很可能是青年雷洋留在这世间的最后的声音。
是怕被事后自称“亮明了身份”的便衣警察拖向不可知的黑暗?是怕落入“抓嫖”的官差手中身败名裂,甚或失去自己的亲人?我们无从得知,雷洋在最后的时刻,承受了怎样巨大的恐惧。只知道,他死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在他发出这呼喊之后的一个小时。
一
一个人死在了警察手里。这个5月,是雷洋。2015年5月,是徐纯合。在庆安小城的火车站,当着徐的母亲和孩子,警察开枪打死了他。
他们命运本无交集。一个是身居京城、名校毕业的中产青年,一个是多年上访、“名声不佳”的底层失意中年男人。只是谁能想到呢,最终,他们都不明不白,死在了差人的手里。哦,他们也有一样的“待遇”,在一切真相未明之前,在“姓党”的官媒上,都由出事了的警察,向大众振振有词,宣告他们的死是咎由自取,之前没有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不公正待遇”。
在警察的脸上,我看不到,有对死者的哪怕一点点痛惜,或者一点点抱歉。物伤其类,而我,在这些镜头里,看不到真相,更看不到一点点的人性。
是的,嫖娼,买春,在中国,一个人如果被曝光这些隐私,基本上就完成了污名的过程。李庄、薛蛮子,之前甘肃武威的记者张永生,不都是吗。就是徐纯合,被打死之后也被曝出来多年“缠访”、“不务正业”,一句话,也不是什么“好人”,仿佛打死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惜。
可问题是,我们中间,谁又是完美的?那些并不完美的人,就该死吗?该死在警察手里吗?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这个国家,警察的权力越来越大?
我们身处的地方,是警察国家,还是法治国家,我想,不需要太多政治学的论述,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应该都能在心里给出一个答案。
可还是想起2003年前后的陕北“黄碟事件”,以及孙志刚事件。
黄碟事件,我参与过报道。我以为,这个案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如此清晰的样本,让人能明明白白看到,公权和私权的边界在哪里。警察代表的公权,应该止步在哪里。
于公民,“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于警察,“法无明文授权皆不可为。”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说来也荒诞,10多年前,在中国的媒体上,这些都曾被相当充分地讨论过。
但讨论的基础,是真相。而彼时的真相,乃是还有元气淋漓的媒体,在禁令之下,一点点引领舆论倒逼,使得公权理屈词穷。要知道,当年的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警察以查暂住证为名抓走,又被活活打死,最初警方公布的原因,竟是心脏病。
2003年元月,黄碟事件的当事人得到了1万余元的国家赔偿。 2003年6 月,孙志刚事件有了一系列结果。多名行凶者被判重刑,其中有被处极刑者。
之后,不管粤地政法系统对南方都市报如何恨之入骨,并疯狂反扑,让南都蒙受巨大损失。而它的总编辑程 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人,也各自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毕竟,南都为中国媒体人引领了一份荣光,也因此,将此国的人权理念,向前推动了一步。
二
可终究如前面所说,那时,在悲剧发生之后,有真相一点点被倒逼了出来。
而今天呢,雷洋的死,我们会等来什么,会等来真相吗?
5月11日,看到胡泳的一条微博:“雷洋案中,最沉痛的,是听到一位律师这样说:这件事不会有真相了!”
此语也真是沉痛到了极点。是的,在今天的状况下,我们还有信心期待一个所谓的真相吗。
10多年前,不管是黄碟事件,还是孙志刚事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记得黄碟事件,新浪等多家门户网站,每天悬挂纸媒的追踪在首页,法学界的评论不绝于缕。而孙志刚事件中,法学界更与媒体呼应,有许 志永、滕 彪等五博士“上书”,要求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那时,中国调查报道勃勃待兴。在禁令与反抗之间,媒体人自觉寻找着表达,寻求着真相。管制下也有缝隙可钻,而公权机关,还没有那么自信,也没有那么快习得信息控制、应对舆论的全套手段。
就在这样的时间差中,真相被披露,而漫是“影帝”,也最终还有回应的声音,最终使得恶法被中止。
5月11日,雷洋案后,宋志标的“旧闻评论”,有文章曰《心意难平 遥望孙志刚》,末了也叹到:以今年纪,若孙志刚在世,也都四十岁了。
是的,也是一代人,一段重要的时间了。由彼时起,行进到2016年。自2013年之后,公权强悍,盛气凌人,一次次打击大V,一个个央视忏悔,一波波自命“真相”,傲慢地回击每一次公众的疑问,官方正掌握应对舆论的秘笈,“自干五”如今竟然已经是明目张胆的褒义词了。
2015年5月,徐纯合事件发生时,尚有多位死磕律师赶赴庆安。也不过两月之遥,当年的7月,死磕律师便遭受大面积“围剿”,到如今花果飘零,与媒体人的处境遥遥呼应。
遂到了今天。不管那青年雷洋,曾发出怎样绝望的呼喊,我们已看不到死磕律师,也看不到更多声音传递出来的媒体。
我们只看到,BTV,人日,放下自诩“媒体”者也应该有的一点点颜面,让涉嫌非法剥夺公民生命的公权一方,自说自话般地振振有词。
于今,大家都在呼吁独立的第三方介入调查。在现有司法体系下,检察院也当然可以作为“第三方”推动相关的尸检工作。
但这就是真的吗。它会是一个独立的报告吗。人们会相信吗?这不是什么塔西陀陷阱,这是一个无可跳出的死循环。
在这个意义上,真相是不可期的。而沉痛,是真实的。
但我,还是记住了那个青年恐惧的呼喊。“帮帮我,帮帮我。”我想,如果是我,有一天,面临巨大的国家机器迫近,也会这样本能地呼喊。
可是,到那时,谁会来帮我呢。而对免于恐惧的呼喊,又将怎样在每个人心中汇聚,汹涌如河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