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法国现代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获奖感言，原刊于法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读书》杂志2010年（加缪逝世五十周年）二月号加缪专刊，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文刊出此获奖感言。这虽然是一篇被延迟了半个世纪才发表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闪耀着不灭的时代精神，透示着强大的文字力量。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代人、一个真正作家的良心，也可以看出阿尔贝·加缪在他最后未完的遗作《第一个人》中想要表达的人间情怀。
秉承自由精神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这份殊荣授予我，万分感激之余更添万般惶愧。再理智的人，再理智的艺术家，都渴望被认可。我也不例外。但比起自己所做的一切，这份殊荣是过于沉重了。一个年届不惑却依然满怀困惑的人，创作生涯正值中途，习惯远离朋友、孤独劳作，突然被拦下脚步、推至聚光灯下，四顾无援的他怎能不惊慌失措？他将藉着怎样的心情来接受这份荣耀？此时此刻，就在欧洲，有许多作家，甚至是最伟大的作家，依然默默无闻、乏人问津；此时此刻，就在我出生的地方，依然不幸接连着不幸。
这样的惶惑不安与内心焦灼于我并不陌生。面对命运的过度垂青，想要重归平静，唯有力求问心无愧。既然我所做的一切与此盛誉颇不相称，别无他法，只有拿一生中最险恶的逆境下支撑我的信念来应对：对艺术的信念，对作家这一角色的信念。借此机会，怀着感激和友善之情，敬请诸位允许我用最简约的方式来阐释这两种信念。
没有艺术，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但我从不将这艺术置于一切之上。如果说艺术对我而言不可或缺，那是因为它决不自我孤立，在与他人同等的层面上，让我本色地活下去。我觉得艺术不应是独自享受，而是一种方法，用它来感动最大多数的人，向他们奉献一种超乎苦痛和普通欢愉之上的形象。它迫使艺术家不再自我孤立，让他臣服于最卑微、最普遍的真理。通常情况下，选择献身艺术的人，都曾自视与众不同。然而他很快会发现，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与众不同，往往就扎根在与所有人的相似中。艺术家就是在自我与他者不断的交往中、在半途不可错过的美景中、在无法抽离的群体中慢慢锤炼自己的。因此，真正的艺术家看重一切，他们逼迫自己去理解，而不仅仅满足当个评判。在这世上，他们必须选择一个阵营，那一定是代表某一集团的立场，据尼采的伟大洞见，在这个集团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判官，而是创造者，他们之中既有劳动者，也有知识分子。
再来谈谈作家的角色，同样责任重大。确切地说，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相吊，远离真正的艺术。任何暴君的千百万军队都无法将一个作家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尤其当这个作家同他们的步调一致的时候。相反，一个无名囚徒的沉默，一个被遗弃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百般受辱的囚徒，就足以将作家从流放中召回，就算这个作家身处优境，只要他不忘记这种沉默，用艺术的种种方式来彰表这种沉默。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不负这一使命。但在作家漫长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腾达也好，在暴君的铁牢中也好，能自在发出声音时也好，只要他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这两条也足以体现作家职业的伟大。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那就只有容忍谎言和奴性。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这代人，生于一战之初；二十来岁时伴随早期的工业革命进程，又遭遇希特勒的暴政；随后，仿佛要让他们的经历更完美，发生了西班牙战争、二战、集中营惨剧，整个欧洲满目苍夷、狱祸四起；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核毁灭的阴影下哺育子嗣、成就事业。没人能要求他们更乐观。我甚至主张在与之斗争的同时，要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只是因为过度绝望才行不智之举，对时代的虚无主义趋之若鹜。但终究我们中的大多数，不止是在我国，也在整个欧洲，都拒绝这样的虚无主义，致力于追寻合法性。我们需要锻造一种灾难时代生活的艺术，以全新的面貌获得再生，与历史生涯中死亡的本能作斗争。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的历史是腐化的，混杂着失败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疲弱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历史之中，政权能摧毁今天的一切，却并不能说服，智者自贬身价成为了仇视和压迫的奴役。这代人不得不带着独有的清醒，为自身和周围修复一点点生存和死亡的尊严。在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世界面前，审查官建立的恐怕是永久死亡的国度。这代人明白，在与时间疯狂赛跑的同时，他们应在不同民族间建立不屈于任何强权的和平，调和劳作与文化的关系，在每个人心里重建和解的桥梁。能否完成这一使命还是未知数，但在世界各处，他们祭起真理和自由的大旗，必要时，愿意为此牺牲而无怨无悔。这一代人在哪里都值得敬重、值得鼓励，尤其是在他们献身的地方。总之，应该是向他们，献上你们刚刚赋予我的荣耀，我想你们也会深有同感。
阐述完作家职业的高贵，我还想藉此机会谈谈作家的本职。除了战斗者他们没有其他头衔，他们脆弱却执着，虽得不到公正却向往公正，众目睽睽之下不卑不亢地构思，永远在痛苦与美好之间徘徊，在历史毁灭性的运动中以及其自身双重的存在里，抽丝剥茧般最终完成自己的创造。除此之外，谁又能指望从作家那里得到现成的答案和美丽的道德信条呢？真理是难以捉摸、稍纵即逝、永远有待追逐的。自由之路险境重重、难以生存却又令人振奋。我们必须朝着真理和自由的目标前进，艰苦卓绝却坚定不移，路漫漫却要勇往直前。从此，哪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作家还敢自诩为道德说教者？至于我本人，再次重申，我绝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从不曾放弃过追求光明，感受存在的幸福，向往少年时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种贪恋之情尽管也让我犯了不少错误，却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的职业，支持我不假思索地站在那些沉默者一边。对他们而言，要在这世上活下去，唯有靠那一点点幸福、自由却又短暂的回忆。
由此回到现实中的我，回到我的局限、我的债务，回到我艰难的信仰上来。作为结束，我感到能更坦然地向诸位表达我的情意。这份殊荣，我愿意接受并与所有同我一起战斗的人分享，他们从未得到过任何一点奖赏，却唯独受尽了折磨与不幸。最后，请再次接受我发自内心的感激和公开忠诚的承诺。这一古老而忠诚的承诺，是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每天面对自己默默必行的功课。
选自《外国文艺》2010年第5期 袁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