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摘要：31岁的陈直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他在各地流水线打工，在空闲时间阅读和翻译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过去的一个月里，人们围绕陈直展开了各种讨论，其中不乏浪漫的想象和严厉的指责。
争议中，我在厦门见到了陈直，并陪他到北方某座城市参加了一场面试。几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在陈直身上放置浪漫化的想象似乎不那么准确，他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挣扎、摇摆和痛苦。哲学让他短暂脱离过平庸的生活，拥有过精神上的纯粹，也从其中感受过快乐，他向往哲学构建的“人生意义”，但他无法超脱。他尝试逃离，有三年多的时间不读任何哲学书，去炒股、自学编程，和同乡做电商生意，最终无奈发现，自己似乎也没有适应现实的能力。
一个农民工当然可以读哲学，这确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但另一个现实是，和所谓“有闲阶级”读哲学相比，他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承受的痛苦更强烈。当哲学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这么多痛苦，他还要继续下去吗？
一张书桌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kindle，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
每天晚上8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
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她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
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直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虚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
和之前相比，陈直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iPad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十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
每天晚上下班，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书的kindle，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在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kindle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不阅读了。”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
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三千个单词。
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也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直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
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
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直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一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
期间，陈直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者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
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力’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书《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力’。”
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失败者简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长年缩在校园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气质，他大约一米七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趿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进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
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
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待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
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时，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家人颜面有光。
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
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五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庭，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
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庭？”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
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他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
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一学科同样“不够深入”。
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
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晓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
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
失语的人
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她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他的母亲。
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
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
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她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她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她觉得头疼，“妈呀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她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
两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她刷偶像剧片段，陈直有点嫌弃地跟她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她会下意识地把耳机带上。陈直也批评过她，说她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
和陈直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
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直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她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刚看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
陈直对这些统统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们——陈直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直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
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直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泡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
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
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直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来，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
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两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得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
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直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passion（热情）和commitment（使命）。他一直拿不准该怎么翻译Commitment，“使命”太重，而“承诺”又太轻。但他不知道passion翻译成“热情”也并不是那么准确，它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受难”。
他第一次察觉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passion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passion，如同神谕般，“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
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直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什么狗屁哲学”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直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他再次辞职。
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他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
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直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
林秀秀并不责怪他，她知道陈直的格格不入。她无法理解哲学对陈直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直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他不是不焦虑的。
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直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直，“你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
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她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直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她交待好买什么牌子，陈直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直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她做炒饭。
婚姻给了陈直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问题，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她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
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直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下，陈直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和我老婆特别亲密。”
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直说。
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地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地走出是很有价值的。”
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直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
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
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的没她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直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说。
“贫穷”也是陈直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直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
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什么狗屁哲学是吧？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无望的逃离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陈直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
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
那是2017年，陈直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早已结束，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
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四十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内，看着太阳从初升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地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
他彻底放弃了哲学。
陈直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两三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一两万，他交不起。
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让他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持续了三四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
在陈直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承：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
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这种。”
因此，当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陈直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章文觉得，这不是阶级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
然而，陈直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直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他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十一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十一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
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
章文判断，以陈直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直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章文说，“我们一个班十六七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等待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
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直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力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力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
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
“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
陈直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
有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周边的快餐店，陈直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
31岁这年，陈直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碾磨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Amor fati。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它，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
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直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
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
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直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直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
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
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
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passion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