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一个精明勤勉的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涡轮里想尽办法自保生存，却不停地被卷入正在发生的历史的故事。
爷爷的骨灰从印度带回来半年了，按照规矩，等到春暖花开，大地解冻的时候洒回了他的家乡。
他是最早一批到海外的藏人，他的一生随动荡的历史波折起伏，我想应该简单地把它记下来。
他的祖上生活在卫藏地方，曾经是吐蕃军队首领和地方贵族，后奉命戍边辗转迁徙到了安多。这片土地从雍正年间到民国都叫巴燕，现在叫化隆，如今内地满大街的西北拉面馆基本都是化隆县的回民开的，这里甚至还有国际武器黑市上驰名的”化隆造”地下私枪作坊，秀丽的风景里隐藏着彪悍的民风。
巴燕地方有17个民族杂居，回民最多，藏民村落亦自成一格，爷爷出生的时候，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到他上学，马氏强推汉化教育，要求藏民学童全部冠汉姓，于是老师拿着一本百家姓给班上的学生随机取姓，轮到爷爷时，得了一个”蔡”姓，于是乳名”多杰”的他从此变成”蔡多杰”，而且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
蔡多杰长相机灵，人也聪明，本身跟着村里的宁玛派喇嘛学习藏文经法，又在学校里学习汉文，汉藏语言都很熟练，年轻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宁玛派的全部教义，极善打卦，乡民们时常前来求占问卜，往往灵验者多，在村里是个小名气的瑜伽士。加上和其它藏区的单纯环境不同，巴燕地方到处是善于经商的回民和横行乡里的土匪，爷爷从小耳濡目染，学得一身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本事，在处理财务方面也早早展现出了天赋，十九、二十岁时就在县里的钱庄做了专员，活络的他还经营了一些借贷之类的金融业务。
因为年纪轻轻就已经很受欢迎，加上赚钱不少，相貌算是英俊，嘴上功夫又相当厉害，于是四里八乡倾慕爷爷的少女还不少，他的风流本性从这个时候显露出来，撩拨了许多姑娘之后，与我奶奶结了婚。
转眼到了四九年，共产党打掉了极其强硬的马家军，解放了青海，地处偏僻的巴燕人们不清楚新的朝代是怎么一回事，深感惶恐，纷纷谣传原来给国民党做事的人都要杀头，一时间不少人开始往外跑。爷爷比较冷静，他坚信无论哪路皇帝当朝，自己的那套生存哲学依然有效，留了下来，钱庄变成了合作社，他仍被委任为管钱的头。度过了惊慌的初期，他觉得一切又稳定了下来，没想到三反五反的风暴猝不及防地来了，他是解放前解放后都在银行做事的人，又经营过放贷的生意，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一系列的批斗会接踵而来，老实巴交的乡民们下手极狠，心惊胆战的爷爷决定在被打残之前逃跑。
这时候奶奶怀孕了，爷爷跟她商量，决定他先跑，出去避过风头再回来，因为不知道外面会更好还是更糟。奶奶似乎是个心很大的姑娘，现状也确实不好，同意了。爷爷这些年挣了不少钱，留在家里注定会被抄光，他全部带上，开始往拉萨跑。
爷爷在路上度过艰苦的大半年时间，到了青海湖以上，纸币全成了废纸，全部扔在了河里，只剩背着的数袋沉甸甸的银圆，东躲西藏，居然安全抵达了拉萨。此时的拉萨仍然是噶厦政府统治的地盘，爷爷原本计划投奔的亲戚遍寻不得，他灵机一动，开始到各大寺院朝觐礼佛，然后提出供养布施，将自己带来的大洋倾囊捐出，一时间大施主的美名传遍拉萨城，借此，他迅速结交了三大寺的活佛堪布，继而认识了噶厦政府里面的官员，在布达拉宫见到了嘉瓦仁波切。
这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逮捕了18万人，致死13万人。
这一年我父亲出生。爷爷一走，我奶奶马上被她的小姑子赶出家门，奶奶大着肚子回到自己的娘家，在周围人复杂的眼光下独自生了这个男孩，那段日子应该是不堪回首的吧，可是我现在问她，她只习惯性地哈哈哈大笑，说记不清了。
这时候爷爷在拉萨重新做起了生意，拉萨和印度之间的边境贸易很活跃，拉萨的贵族子弟去英国留学，用英语训练马匹，家家用英国产的烤面包炉子和留声机，印度是人和货物进出的必经之道。爷爷跟着马队来往于边境，靠认商店招牌和看货物标签，很快掌握了常用的英语，每次回到拉萨城里，又开始拿赚来的钱挥霍享受。这个时候拉萨来了很多康区过来的人，生活也相对安定，身边许多高大丰满的康巴美女和安多美女，他过得乐不思蜀。
毛主席的代表已经在和嘉瓦仁波切接触，极力劝说西藏人民了解美好的社会主义前景，解放军也从昌都进来了。我爷爷听到风声，判断运动肯定要打到拉萨来，那么自己这个逃犯必死无疑。干脆跟着商贸马帮跑到了锡金住下来。
原以为金钱用之不竭，没想到栽在了女人身上，钱财一夜之间被骗光，沦落到在街头卖香烟火柴，情状潦倒。此时一无所有的他才开始想回家了，但是一直从安多传来的消息都令他心惊胆战，有人说他的家人被诛连致死了，他开始考虑要不要冒死回去看看。
巴燕变成了化隆回族自治县，我奶奶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顶着逃犯妻子的名分。一个男孩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的份量是不言而喻的，我父亲被所有的孩子欺负，而奶奶没有多少文化，他只有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故此，养成了怀疑、内向、不善分享的性格。
他不知道，再过几年的反右斗争里，在青海湖边的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抹脖子自尽，因为她的刚烈的父亲再也不堪忍受被蒙冤批斗，这个小女孩也是在没有父亲的保护下艰难长大，她就是我的母亲。
拉萨的形势令高层藏人左右观望，两位年轻的仁波切受邀去北京，去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另一些人开始向外寻找退路。负责外交的官员是嘉瓦仁波切的二哥嘉乐顿珠，亲美派，他在南京军官学校受的教育，读书的时候住在蒋介石家中，对共产党极其不信任。嘉乐顿珠一边与美国合作，和CIA训练康巴籍藏人，一边在印度考察。在噶伦堡，藏文纯熟、汉文流利，还会英语的二十九岁青年蔡多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派人调查蔡多杰的底细，如果蔡多杰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嘉乐顿珠就决定委他重用。
爷爷回家乡的计划被搁置了，他被劝说暂时留下来帮噶厦政府打理贸易上的事，其实就是在西藏境外做生意筹集日后所需要的资金，政治他并不懂太多，但商业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他又重新生龙活虎起来，做的自然颇有声色。嘉乐顿珠们非常赞赏他，计划送他去台湾训练，以后负责噶厦政府的财政事务。
可噶伦堡的藏人社区也是一个小江湖，爷爷信任的好朋友，也是他的生意伙伴，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向高层举报：蔡多杰是共产党。这下炸锅了，管着钱袋子的竟然是共产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嘉乐顿珠只好痛下决心切割。爷爷懵了，本来是共产党的逃犯，现在百口莫辩，而且是最好的朋友背叛出卖，他感到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参与政治，只想远离这里的一切，和噶伦堡认识的潮汕商人去了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没有藏人，有许多广东过来的华侨，蔡多杰开始在餐馆里帮厨打工，后来一个广东梅县的老华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同时接手的还有一家餐厅。
此时的西藏已经巨变，在一个夜里，噶厦政府的高层拥着嘉瓦仁波切逃出拉萨，辗转到了印度，换了几次地方安顿下来，百废待兴，他们再次试图联系蔡多杰，他婉拒了。有意思的是，彼时流亡政府的总理（仲尤欠莫）名叫拉毛才让，人称白先生，是我母亲的舅爷爷，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下一代会有交集，白先生到了印度没几年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一直到1970年，我爷爷举家迁到新德里，在新德里开了一家中餐馆，渐渐地开到了三家，两家都在新德里的黄金地段，变成新德里名气最大的中国饭店，尤其是其中一家The House，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许多活动都选择在这里举行，深受华侨的欢迎。而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达兰萨拉，生活还是非常艰苦，不少藏族老乡来投奔爷爷，他都一一安排，没饭吃的给饭吃，没工做的找工做，年轻人他都想办法安排送去读书，一些在家乡非常贫困的底层青年通过他最后到了香港、美国、瑞士，很多还成为了大学生。爷爷成了海外最成功的藏人企业家之一，几乎所有在印度的藏人都知道他，尊敬他。
现在回过来说说国内的情况，我父亲读书非常努力，出于对”不良出身”的恐惧，他的日记里满是对毛主席的虔诚和积极向组织交心，终于在文革结束时考上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青海日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后来到了省广播电台、电视台，赶上了传统媒体最好的时代，成绩斐然。同样孤儿寡母长起来的母亲也是拼命向上挣扎，停课闹革命的时候考入毛纺厂当了电工，14岁开始养家，后来考上医学院，被分配到省卫生厅。一无所有的他们谨小慎微地打拼，都做到了厅局级干部。虽然他们的父亲都受到了很大的迫害，导致自己度过了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但他们都申请入了党，并且极其珍惜，奋斗到了这个时代最成功的阶层。
我爷爷于八十年代分别诞下一女一子，这个最小的叔叔只比我大几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改革开放，国外华侨纷纷回国探亲了，我爷爷开始和国内取得了联系，给我父亲寄来了他在印度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们住的是漂亮的彩色别墅，家里有小汽车，小孩穿着很神气的小西装，让当时国内的人还是很羡慕的。他叫我父亲去印度，去接手他的生意，或者先来看看，可父亲身为藏族党员干部，又是那样一个敏感的地方，即使是探亲旅游也存在着重重障碍，何况是去见一个素未谋面的父亲，这是断断不能想象的事。放弃现在的工作去接手做生意，更加不愿意。直至今日，父亲都没有去过印度。
到了九零年代初，我爷爷终于第一次回来这阔别四十年的家乡，一个瘦瘦的老头，喝青稞酒要加冰块，吃拉面要给小费，带来的礼物是各种印度的金饰。家乡很多人受过他的恩惠，他回老家时受到了乡亲们隆重的欢迎。年轻时神机妙算的瑜伽士的名声还在，许多人还专程来请他打卦问卜，居然还很灵验。我爸爸陪着他从东到西，我奶奶居然也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不知道他们母子俩多年的怨恨是如何消解的，也不知道他回来以后有没有忏悔和道歉，他也没有像别人想象的带钱财来补偿我奶奶和父亲，只知道幼小的我对这个陌生的老头没有任何好感，因为他甚至还劝我妈妈再生一个儿子。
后来他越来越老，人也不像年轻时那么爱挥霍了，而且挣得越多越吝啬，因为在印度生的两个孩子健康出现了问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他的广东太太除了做家庭主妇没有其它的生存能力。即使他做的是大饭店的老板，也每天早早上班，亲自查账，完全不能退休。他开始频繁往国内打电话，没什么事情要讲，就是絮絮叨叨很早以前的事，哪里的山，哪里的树，哪里的庙之类。电话打得大家都不想接了。
前年，85岁的他突然要回国一趟，我爸爸通知我也回来见见他。他已经老得听不大见了，装了一个最便宜的助听器，别人跟他说话非常费劲。他在爸爸的陪伴下再把巴燕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个遍，每天兴奋地自言自语我们听不懂的话。奶奶冷静地说，他恐怕不行了。
送他回印度前，我们在机场拍了张合影，看见他瘦瘦的身体裹着不合身的羽绒服，一个人蹒跚地走进安检厅，第一次觉得他可怜，我长久以来对他的不满和怨恨忽然变淡了。
回去以后半年，我爷爷上班的时候突然中风倒地，昏迷一个月以后去世。
至此，第一代海外藏人开始凋零。而更多的人，再也没能回来过，他们在翻越喜马拉雅的时候，没有想到这就是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