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弔呆公，又哭痴翁。我心忧伤，谁人与共？
痴翁与呆公同岁。去年11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际，痴翁李洪林正在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急通 Skype，我见他状况不错，为之庆幸。不料，仅仅过了半年，2016年6月1日，痴翁也随呆公去矣。
经理性的启蒙而投身革命
李洪林，1925年生于辽宁盖平县的穷乡僻壤。家中四个孩子，夭折了三个，洪林是硕果仅存。生于贫贱，又当国难临头。“九一八”事变后，六岁的洪林跟着父母流亡。东三省人唱着《流亡曲》涌入关内。《流亡曲》的唱词中有两句：“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洪林一家，浪迹天涯，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的十来个省市。颠沛流离，学无定所，少年洪林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生活困苦，命途多舛，又逼着少年洪林必须思考，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思考这个国家所呈现的社会。
上大学，李洪林进入了西北农学院。大学是一个信息比较自由的地方。在这以前，他只知道国民党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一个政党”。现在他知道，除了这“一个”，还有另“一个”。学校的政治课是《三民主义》，听起来很乏味。勤于自学、善于思考的李洪林，想在“三民主义”之外，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一找就找到马克思主义。李洪林“赤化”了。学长李殿成是他的启蒙者，但李殿成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1946年6月30日，李洪林问李殿成：“我们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李殿成说：“我就是共产党。”李殿成是地下党特委书记，非但可以介绍李洪林入党，而且有权批准。他严肃地对李洪林说：“你要记住这个日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但这个“新的政治生命”给肉体生命带来了危险。那时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是要杀头的。李洪林认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一心一意为此而献身。他自称，当时的心态好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他在《自传》中说：“我走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经过思想上的理解，然后投身革命，参加组织。”参加革命还有别的什么道路？有的，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
80年代 ，李洪林的“自由化”同伴们，也是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诸如已故的王若水、方励之、刘宾雁、于浩成，以及如今健在的阮铭、郭罗基等，都是40年代在学校中参加地下党的青少年；年长一点的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胡绩伟、戈扬等，也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自由化分子”没有一个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打江山的时候，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几个，主要的成分是农民，农民中的先锋是流氓无产者（即痞子先锋）。另外的重要成分是城市知识分子。共产党内起作用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先锋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是为了翻身，为追求利益而翻身。当他们翻过身来，又会把别人压在身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献身，为追求理想而献身。精神上的需要超过物质上的索取。这两部分不协调的人，在共产党内演绎出许多惊诧的故事。
千里跋涉赴延安
李洪林入党后，积极投入学生运动。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全国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西北农学院也风起云涌。李洪林被推选为罢课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通电。他所主编的《农经通讯》，传播“反饥饿，反内战”的消息，引起校内三青团的注意。
1947年下半年，时局紧张。地下党领导人李殿成离开西北农学院时，向李洪林交待任务，要他“独立作战”。年底，李洪林毕业，根据李殿成的通信指示“到农村去教书”，到了郿县的乡村师范。他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地下图书馆，流转进步书籍，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这个地下图书馆被国民党派来的“教导主任”（特务分子）发现，进行追查。李洪林担心案发，迅速脱身，离开郿县。
1948年11月，李洪林与李殿成冲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又横跨华北和西北两大解放区，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到达延安的最后一站，有90多里路，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早上路，走得特别快。太阳还没下山，远远望见宝塔山，李洪林来到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心情激动，赋诗一首：
朝发甘谷驿，
暮见宝塔山。
辗转三千里，
毕竟到延安。
国民党要抓他，没抓到。后来他被抓到了，投入监狱；抓他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李洪林可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却逃不脱共产党的整肃。我在十六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六十岁的时候又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共产党倒没有抓我，而是把我放逐海外，二十四载，有国难归。有时，我想当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是幸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被自己人撕咬的痛苦，也没有因理想失落而陷于悲怆。豪情满怀，死得其时。
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一批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坐天下的时候，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地变成党内的异议分子。党内的异议分子被清除出党，就成了党外的反对派。李洪林的自传，书名为《命运》。这就是命运，当年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理想主义者不改初衷与世抗争的命运。
起初，李洪林也是这个体制的代言人。5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大跃进中，他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年，“以钢为纲”，指标从535万顿翻一番，翻到1070万顿。为此，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树木，砸了铁锅，土法炼钢。劳力都去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而炼出来的“钢”全是无用的铁疙瘩。这种狂热的劲头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然而，1959年中共中央又制定出1800万吨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在此时，李洪林受命于胡乔木，撰写这样一篇“鼓劲”的社论，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实际地在纸面上论证“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篇日后让李洪林想起来就脸红的文章。
李洪林在“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而早先他还批判别人的“自由化”。1964年3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署名为“本报评论员”（作者是黎澍）。这是鼓舞青年早日成才的励志篇。起初，读者反映不错。忽然一道闪电，说这篇文章是提倡“只专不红”，于是展开批判。李洪林也加入了批判大军。1964年8月27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必须把青年培养成合乎无产阶级需要的人才》，指责《让青春发出光辉！》是“在培养青年问题上的‘自由化’路线”。
现实在教育李洪林。这个体制总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对立面。
李洪林在政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编辑内部刊物《思想界动态》。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张治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洋洋三万言，反映他在家乡看到的“三面红旗”在农村造成的灾难。中央办公厅将信转到政治研究室。李洪林认为信的内容很重要，应当让中央领导人知道。于是摘了几千字，编发《思想界动态》1959年第14期，并送到庐山会议上。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善观气色，立即扣押不发，还打电话到北京，要政治研究室收回全部刊物。消息传开，都说李洪林出事了。接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李洪林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据说，给毛主席写信的张治水是“小彭德怀”，李洪林配合“小彭德怀”向党进攻。《思想界动态》停刊，李洪林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为了纠正“右倾”思想，让他接触实际；但接触实际以后，他的思想却越发“右倾”了。
李洪林在农村看到的是一片衰败景象。人民公社成了农民的牢笼。农民外出要饭还得经公社批准，农民非但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完全成了束缚于土地的农奴。
1962年，毛泽东感到大事不妙，严重的问题是难以了解真实情况。他要8341部队（警卫团）的战士回家探亲后每人写个报告。他又向几个省派出调查组。田家英负责的调查组到了湖南。李洪林在田家英的领导下进驻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刘少奇的家乡。这个地方大跃进以来饿死很多人，有的农户死绝了。活着的人勉强糊口，食不果腹。有一次，他访问一个六口之家，男人病在床上，女人在做饭。锅里煮的是青杏加麸皮，没有一点粮食。四个孩子围在桌子旁，桌子上是一堆稻壳，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从中寻找碾米时遗留下来的稻粒，找到一粒，赶紧往嘴里送。李洪林自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孩子？”
调查组由李洪林执笔，如实写了一个报告。田家英认为这个报告把大跃进的破坏作用说得很透。报告送上去，毛看了非常恼火，把田家英批了一顿。田家英是有担当的，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保护了李洪林等人。毛派人去了解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报上来又触犯了逆鳞。
从湖南回北京后，李洪林的内心冲突很激烈。入党的时候誓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农民搞得没有饭吃，这就是社会主义？最痛苦的是不能说真话，假话盛行。他不能昧着良心讲假话，所以决心告别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作，把历年的藏书除了几本线装书都卖了，要求调动。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李洪林又随大流成为研究人员。入了行就难以脱身。
反对“现代迷信”
唐山大地震后，李洪林被调去做救灾工作。运送救灾物资，第一要紧的是毛的小红书和石膏像，粮食和药品还在其次。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防止“恶毒攻击”，维护秩序也在其次。一个老汉不小心打破了毛的石膏像，竟被枪毙。毛的追悼会上，没有眼泪也要干嚎几声。凡此种种，在在皆促成李洪林的深度思考：领袖和人民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洪林的本职工作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兼职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而他全神贯注的是写文章，投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说：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理论上的“闯将”。李洪林是这批“闯将”中的先锋。
华国锋作为继承“伟大领袖”的“英明领袖”，无以服众，只好乞求毛主席的亡灵，祭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继续禁锢思想、反对变革、堵塞前进的道路。胡耀邦主导的真理标准讨论，是破两个“凡是”的法宝。只要亮出“实践检验”，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的指示就算不得什么金科玉律了。但毛主席本人还是尊神，碰不得的，议论一下都不行的，议论、攻击毛主席是要当“反革命”的。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了思想，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又停住了。
1978年初，李洪林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科学和迷信》。他后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过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学和迷信》。我觉得如果不从毛泽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中国不可能从泥坑里爬出来，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大道。”（《百年话沧桑》）但文章的内容还说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毛主席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迷信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解放思想的历程是很艰难的，不能一步到位，把话说穿。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人民日报》犹豫不决，有人主张发，有人主张不发，结果还是不发。
真理标准讨论发动后，形势有所变化。《中国青年》复刊，向李洪林约稿。他将《科学和迷信》改写为《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章经胡耀邦看过，建议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现代迷信”的概念，针对性更强。当时第二号权势人物汪东兴，指责《中国青年》不登华主席的题词，没有“高举”，勒令查禁。有人把整个一本杂志分页贴在西单民主墙上，让大家公议。群情汹汹，汪东兴不得不收回成命。经过一番较量，《中国青年》声名大振，特约评论员文章和“现代迷信”的说法不胫而走。
思想解放派有一个策略，叫做“一点一点往前拱”，不能得寸进尺，得寸进寸总可以吧。
《中国青年》的主编关志豪，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程祖旋，远道来到北大，向我约稿。他说：“现在从‘迷信’拱到‘现代迷信’，能不能再往前拱一拱？”他们从10月份的《光明日报》上看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造神运动”的概念。他说：“能不能从‘现代迷信’拱到‘造神运动’，再拱出神是毛泽东？”我说：“可以呀！”欣然领命。
文革中，我长久的思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1967年6月8日，北大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家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赶浪头，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叫“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中国青年》的约稿正中下怀。但我要谨慎小心，弄不好会被北大的保守势力揪住辫子，翻出老账，说我有“反毛主席”的前科。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吗？那么，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本身能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不能”，理论就不彻底了，怎么说服人？如果说“能”，那就不能禁止人们议论、批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要彻底”也是来自权威——马克思。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第一篇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交稿后，《中国青年》又不敢发表了，说是“太露骨”。
这就来到了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实际上的灵魂人物是于光远。六个组的“闯将”们，每天晚上都三三两两地到他的房间进行串联，交流信息，讨论进程。在系统清算了两个“凡是”之后，大家认为，下一个主题应该是针对两个“凡是”所维护的尊神毛泽东。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造神运动的文章，没处发表。有几个人就说，我们到会上去“加温”。几天之内，各个组都在讨论共产党1949年以后的左倾路线和毛泽东的责任。传出去就是外电报道的中国“非毛化”。李洪林和王若水作了长篇发言；李的题目是《领袖和人民》，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崇拜》。
我本来也要在会上发言。张显扬、王贵秀看过我的文章后，建议交《红旗》发表。《红旗》本是“凡是”派的阵地。主编熊复在会上作了检讨。张和王的意思是拿这篇文章去试探一下，他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熊复接到文章后，不说发还是不发，而是“送审”。一般情况下，“送审”总是凶多吉少。这是矛盾上交，推卸责任。这一回，“送审”的是中宣部长胡耀邦，有点不一样。过了几天，传下话来，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红旗》不得不奉命发表，刊登在3月5日出版的第3期上。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说了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了“反革命”，以至坐牢、杀头。我免当“反革命”了。但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形势逆转，我的文章还是成了“大毒草”。
1998年6月李洪林（右）和郭罗基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李洪林、王若水的发言全文刊登理论务虚会的《简报》。按规定，《简报》不得外传，实际上传得很广，还流行手抄本。为了冲开禁锢，人们渴望得到新思想、新观点。《简报》传到辽宁，推动了张志新案的平反、昭雪。任仲夷主持的辽宁省委，正在重审张志新案，主张平反的和反对平反的相持不下。看了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主张平反的人们直起腰来，说：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李洪林、王若水就该枪毙；既然李洪林、王若水可以在理论务虚会上大放厥词，张志新就该平反。张志新有什么错？不过是讲早了。张志新的平反，追认为烈士，又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
1980年9月18、19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李洪林的《领袖和人民》。其中核心论点“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起了震撼作用。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判刑的，大有人在。他们纷纷从监狱或劳改场所转辗传出信件，托亲友寄给李洪林，要求为他们伸冤。李洪林把问题归纳一下，附上原件，寄给邓小平。邓批示：“请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要求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限期报告处理结果。结果出来了，共有200多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有一次，胡耀邦遇到李洪林，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这是李洪林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出的一大贡献。
李洪林有三大贡献
李洪林还有两大贡献。
理论务虚会原计划分两段进行，第一段由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第二段扩大到全国的理论工作者。第一段进行的时候，引发思想解放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四方。会议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有两条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照他的指示讨论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却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象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小平与胡乔木合谋，将“五个否定”改造制作为“四个坚持”。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场。邓小平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这个讲话违反了他自己参与奠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导致左倾路线回潮。
在讨论邓小平的讲话时，我们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心情非常郁闷。当时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他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对。我们这些“闯将”一时无用武之地。对邓小平的讲话既没有拥护，也不表示反对。我记得李洪林在会下说：“我们要想想办法，总能想出办法来的。”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家眼睛一亮，为之叫好，还是李洪林想出办法来了。“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但没有否定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大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写四篇“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胡乔木说：李洪林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的党委告状了，他们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稳定了学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发，全都冲乱了。冲得好！
邓小平讲话后，引发“说三道四”的斗争。有人“说三”，说三中全会的精神；有人“道四”，道四项基本原则。李洪林的文章是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解释四项基本原则。他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纳入“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轨道，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在顿挫中继续前进。
1979年初，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向李洪林约稿。李洪林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的禁区》。编者将题目改为《读书无禁区》，作为创刊号的首选。文章面世后，有人热烈欢迎，有人猛烈反对，总之是激烈争论。《读书》杂志将不同意见同时发表，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初创即打开局面。首印五万册，被抢购一空，又加印五万册。无论如何，“读书无禁区”成了《读书》杂志的独家招牌。
读书有没有禁区？问题的实质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人民有没有出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即出版自由。如果出书有禁区，所读的书已在禁区之中，高喊“读书无禁区”有何意义？与此相关，还应当是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即新闻自由。这些都是人民理应享有的信息自由。本是公民社会的常识，在中国却是大问题。所以，是中国的现实赋予“读书无禁区”以重大的意义。而且，自1979年以来，这一口号以及它引起的争论，至今余音不绝，就因为中国的现实没有多大改变。如今阅读已延伸至互联网，现代科技便于信息的自由传播。道高又推魔高。中国发明了“挡火墙”，把大量信息当作野火挡在墙外，中国人只能限在墙内上网。争取信息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上网无禁区，建网有自由；还将是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目标。
痴心自由成囚徒
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刮了一阵逆风。但思想解放的潮流强大，1979年下半年，还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顶风前进。到了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的口号，则是调转了枪口，扼杀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一个收拾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其原因，一是“凡是”派完了，“飞鸟尽，良弓藏”。而且，思想解放派的言论往往矛头向上，他们同样也要将实践标准用到邓小平身上，是潜在的威胁。二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刺激，自由化思潮构成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理论务虚会被说成“自由化之源”。1981年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自由化思潮不是很容易就能压下去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拉锯。直到1989年，自由化思潮演变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调动军队，实行武器的批判，才结束了“反自由化”的一个周期，而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此寿终正寝。
“反自由化”的第一个回合是1981年批判电影《苦恋》以及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太阳和人》。1982年，就轮到理论界了。3月，中宣部召开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座谈会，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是筹办者。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作了一个开明的讲话，鼓励大家“敢想、敢说、敢写”，许诺实行“三不主义”，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发言，说：外界盛传郭罗基被调动，限期到南京大学报到，否则将户口强行迁出北京。“如果传闻属实，理论工作者怎么能敢想、敢写、敢说呢？郭罗基不就是前车之鉴吗？”邓力群拿着刊登马沛文发言的简报，向邓小平告王任重的状，说这个座谈会鼓励“自由化”。邓小平一听大发雷霆，当场拍板让邓力群接管中宣部，而且让邓力群本人通知胡耀邦立即执行。邓力群发动了一场政变，理论工作座谈会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变调，成为“反自由化”的批郭大会。前不久，胡乔木摔出一顶帽子：“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邓力群要李洪林整郭罗基的材料。李拒绝，他说：背着本人整黑材料是不正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应该再这样干。上海有一份座谈会记录，反对中央“反自由化”的决策。邓力群又要李洪林去查问发言者的名单。李洪林再次拒绝。邓力群将李洪林免职，但不让他离开中宣部，而是渐渐消磨地整人。
1983年，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邓力群作补充报告，他点名“清除精神污染”的重点人物是六个：周扬、王若水、胡绩伟、李洪林、郭罗基、阮铭。“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维持了28天，即中道崩殂。中宣部却揪住李洪林不放，开了五次大会，进行批判。不屈的李洪林据理抗辩，批判完了，没有结论。邓力群这才允许李洪林离开中宣部，但要他去外地。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是改革派人物，他欢迎李洪林去。李洪林的命运和我不同，我在南京受软禁，他在福建却受重用，担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1989年天安门运动高潮期间，李洪林正在北京。5月14日，他参与了戴晴发起的十二知识分子行动，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事后，被陈希同的“平暴报告”诬为“火上加油”。他在福建被官府捉将去，押送北京，关了将近一年。
他在囚禁中度过64岁生日。回首往事，免了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却成为共产党的囚徒。感慨身世，作《六四吟》一首：
科学异化成迷信，
理论升华为风云。
钟情不悔衣带宽，
忧国竟陷罗网深。
长夜孤灯伊人泪，
万里河山儿女心。
四十三年成一梦，
劫后空余百创身。
80年代的“京城三愚”，于浩成的“呆公”、郭罗基的“迂夫”都是别人取的外号，唯李洪林的“痴翁”为自号自嘲。虽自云痴，非寻常痴，乃痴心不改、痴情不移之痴。待到“劫后空余百创身”，犹有“钟情不悔”，岂不痴哉！
自由化自有后来人
90年代，介绍李洪林入党、并一起奔赴延安的李殿成，问：“你看这个党还像当年咱们苦苦寻找的那个党吗？”问句中已经包含了答案。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完成了共产党的专制化。我们这一代自由化分子，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之后，又反对共产党的专制。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昔日忠诚的共产党员被共产党清除出党；也可以说，在理想主义者身上清除了腐败的共产党。历史提出的任务是不会轻易消失的，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需要几代人为之付出努力。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后之来者。中国的崛起，不在GDP，不在航母，只有一个自由化、民主化以至全面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东方，才可以说真正崛起了。
自由化分子李洪林，安息吧！
2016年6月
于美国奥马哈
《争鸣》2016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