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留在身边上学，一众非京籍家长曾抗争三年，最后领头者被判刑，更多家长们的唯一出路是小心爬过28道关卡。
图为一名非京籍孩子在学校做非正式的眼部保健操。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要么孩子失学，要么离婚。
这个夏天，北京忽然给外地人林谦（化名）出了一道家庭伦理题。林谦是个“70后”，到北京16年，成家立业，而今已在北京四环外有房、开奥迪车、人脉广泛，称得上典型中产。家里的小儿子要上小学了，和大多数焦虑的家长相比，他是一位淡定的父亲，既不挤破头去抢名校聚集的西城东城海淀等区动辄十几万元一平方米的学区房，也不送红包走关系找领导誓要将孩子塞进名校，他觉得，儿子在家附近，上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快快乐乐就好。
提前半年，林谦开始筹备儿子的入学事宜。他找出结婚证、流动人口婚育证和儿子的出生证，备齐每一期的物业费、燃气费、水电缴费单。他拿上了他和妻子的暂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他去街道居委会，那里的办事员还是他“哥们儿的朋友”。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结果他提交的文件未能通过审核──材料一大摞，问题出在了一张小小的暂住证上。
中国户籍制度森严，北京尤甚。“凡年满16周岁，在本市暂住时间拟超过1个月或拟在本市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的外地来京人员，应申领《暂住证》”，这是每一个“北漂”漂在北京的身份凭证。林谦居住在朝阳区，掌管学生入学权的朝阳区教委规定：父母双方的暂住证有效期需在半年以上，孩子方可入学。林谦检查了半天，意识到前段时间，妻子的暂住证补办过一次，误了半年。
别无他法，除非林谦成为一名单亲家长。保全一纸婚书，还是保全孩子？
说到离婚，妻子有些犹豫，岳父岳母也都反对。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决策后，夫妻俩风风火火飞回老家，去民政局以“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孩子归男方监管。第三天，再飞回北京，这才顺利进入给儿子入学报名的下一道工序。
9月1日开学在即，儿子终于赶上了时间。而林谦，感觉自己被活剥了一层皮。
“五证”：千变万化的28重滤网
几个月前，正当朝阳区的林谦为暂住证纠结时，一则消息在北京的非京籍父母圈中炸开。
5月20日上午9时许，一名外地家长在北京市昌平区政府门口自焚，被安保人员制止。家长幸存，身体大面积3到4级烧伤。这一天，是昌平区入学信息采集的最后一天。
这则新闻传播开时，已被删得七零八落、语焉不详。一位称认识这位家长的母亲表示：“他因为租房税的日期滞后不符合五证的入学要求，两口子在昌平区街道、小学招生办、区政府，来回折腾两周了，腿都跑断了，孩子仍旧无法入学。”
按我的理解，学籍应该属于维护每个孩子教育权利的服务项目，教委的任务应该是不要让孩子上不了学，”一位离开体制、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说。
“五证”，身在北京、但没有北京户籍的家长们如果想要送孩子正常接受教育，这是他们务必掌握的入门词汇。“五证”包括家长的“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的户口簿、在京暂住证、和家长的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说是五证，但每项证件统领之下，又有若干的拆解项。比如一对租房的外地夫妇，单就“确实居住在北京”这一项，就需要提供租房合同、房租完税证明、房租完税发票、居住期间的电费单据、水费单据、房东夫妻的身份证、房产证等等。如果完整细数，“五证”至少包括了28证。
集齐五证，绝非易事。一项“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就轻易把大部分从事低端行业──比如废品回收的家长拒之门外。不少家长还需要不停论证“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我们真的交过二胎罚款”、“老家真的没人来监管孩子了”。他们还很可能因为换了一次工作，跨区搬了一次家，缺缴了一个月的社保金，就立即丧失孩子在北京的入学资格。
况且“五证”千变万化。政策并不透明，它非得像奥斯卡奖一样直到入学信息采集的最后一刻才揭晓答案。每年四月，相关政策公布时，它会根据北京每个区教育资源和外来人口的实际情况，设置一些细小的“陷阱”，比如原本只需要半年的社保证明忽然变成了三年，或者改变约束条件──比如2014年，通州教委忽然规定，家长们必须在通州区交纳社保──而通州至今还是一个“睡城”，住宅遍地，企业稀无，大部分家长都是跨区上班，少有人在本区缴纳社保金。
林谦们愤怒而又无奈，只能跟着“五证”疲于奔命，以此获得孩子入学的“学籍”。
“按我的理解，学籍应该属于维护每个孩子教育权利的服务项目，教委的任务应该是不要让孩子上不了学，”一位离开体制、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告诉端传媒记者。
但现实是，教委却通过层层关卡的设置，让“五证”成了一张经过28道关卡的天罗地网。
通过阻拦教育逼走非本地人口
媒体人冯苏（化名）曾经咨询教委系统内部人士，为什么提高而不是降低孩子的入学门槛？
对方答：教委没有动力去降低门槛，因为政府在控制外来人口。
2010年，北京总人口接近2000万人，并保持着平均每年增加50万常住人口的增速，严重超出官方规划预期。作为官方智囊的专家们，反复发布着满布警示字眼的论据：水资源匮乏，交通拥堵，雾霾天越来越多，“北京城市综合承载力处危机状态”。2014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在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除了既有的GDP、CPI目标外，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
正是从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的2010年起，北京开始政策积极调控人口──“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简单说，就是在用居住证制度管理外来人口，同时用“高精尖”产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还有一个官方从未明文宣示的手段是：“教育控人”。
2010年，北京市政府猛然下闸关停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在一时哗然的舆论中，北京市教委表态“保证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逾万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在读学生于是被分流到各个公立学校之内。然而到了第二年之后，新一批打工者的孩子们就再没有这样的运气。越来越多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却无处可去。
“教育控人”──通过控制子女教育的入学门槛来控制北京的人口数量，成为这些年北京市政府最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
“从关停学校，以证逼人，到最严公立学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减少，这长长的因果链背后，隐藏着的暴力本质不言而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在媒体撰文写道。
王明珍，浙江温州人，初中毕业，现年四十多岁。十几年来，一家人在北京东二环建国门一带做小生意，没有在北京上社保，不符合“五证”要求。她有两个孩子：大孩子今年初三，却因为外地户籍，没有资格参加中考；小孩子甚至不能上幼儿园。
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持续收紧，挤不进去。而打工子弟学校被大批量关停，市场中为孩子们提供的学习机会也消失殆尽。私立的国际学校又实在太贵。
一家人想了很多办法，干着急，最后一家四口决定，只得转回老家。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东城区成功疏解人口34604人，他们是微不足道的4个分子。
1993年，籍贯山东的格先生（网名）考到北京科技大学读书，一路奋斗到中央企业的管理层。他曾有很多机会拿北京户口，但都没在意。生了孩子，也没在意。他以为自己有房，又是央企的管理层，拿了北京的工作居住证，是个“绿卡族”（根据北京规定，工作居住证可视同北京户口使用，除了子女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肯定不属于会被北京排斥的那类人。结果女儿读到初二，“咔嚓，问题来了”──班主任开始跟女儿讲：你们是外地户口，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成绩好也不行。
对于“教育控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在媒体撰文写道：“关停学校、紧缩入学仅仅是一道道行政命令，温文尔雅，冠冕堂皇，绝不会碰家长一个手指头，但根本上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关停学校，以证逼人，到最严公立学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减少，这长长的因果链背后，隐藏着的暴力本质不言而喻。”
一班非京籍孩子在北京的非官方学校上课。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回去告诉你妈妈不要再闹了”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条明文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国法如此，自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愿意认怂离去。
“你的朋友圈，你的生活圈，你生活的根基都在这儿，像一棵树扎根了，你说走就走？没那么简单。”格先生说。
“这么多人在北京，缴全国最高的社保，最高的养老保险，这些钱都到政府腰包里了，”冯苏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不管户不户籍，我在哪个地方纳税，就应该享受哪里的公共福利和资源。”他也是一位坚守北京的非京籍父亲。
到底是否应该让外来者的子女在北京就读？是否取消异地高考（指外地户籍考生不能在父母流入地参加高考）？这两个问题日渐成为教育公平领域争锋的焦点。
互联网上，北京本地人把支持开放异地高考的家长称之为“异闹”，并表示，北京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资源本来十分充裕，正是因为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严重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当权益，而如果开放异地高考，则会使情况更加糟糕。
“非京籍家长”则认为，北京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口的贡献，异地高考集中体现了这座城市对自己的歧视。在教育公平的大前提下，自己的孩子不应该因为户口而丧失更好的升学机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曾数次向国务院、教育部提交“异地高考”建议书。2010年之前，人们还怀抱希望，“学者上书”和“民间方案”或许能倒逼高考制度甚至户籍制度的变革。当时教育部回应：正在调研，尚无时间表。
女儿回家哭着问妈妈：我们天天说北京精神，我怎么一点体会不到“包容”、“厚德”？
2010年前后，一些行动力强的家长，以北京邮电学院讲师、律师许志永的“公盟”为依托，组成“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的NGO组织。家长们身份各异：外企高管、IT工程师、个体商户、工厂职工、农民工……短短三年，由几个人发展到十几万人。
家长们期待通过“理性、公开、合法、坚持”的原则，尽力宣传教育公平的理念。他们在酷暑寒冬上街发传单，在繁华闹市举着“教育公平”的横幅征集签名支持，也通过诉讼、上访，向北京市教委抗议。还向3300多名人大代表快递建议书和资料，希望这一议题直通两会。
孟凡玲是最早期的志愿者之一。因为活跃，她隔三差五会因“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带去派出所。每当警察审她，想找出一些有关许志永的把柄，孟凡玲无话可说时，就大声读《圣经》。
由于长期推动官员财产公开、教育平权，2013年7月16日，维权律师许志永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
这年秋的学季，孟凡玲在重点初中读书的女儿小雨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对她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不要为了异地高考的事情再闹了。女儿回家哭着问妈妈：我们天天说北京精神，我怎么一点体会不到“包容”、“厚德”？她第一次想离开这个城市。
那些“被出国”、“被问题”的少年
教育控人还是教育平权？政府用行动作出了选择：许志永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外地家长们等来了“五证”。
逼走人口的成效显著。据北京市教委数据显示，以幼儿园升小学为例，2014年获得入学资格的非京籍儿童仅有58274人，不到总采集人数的38%，比上一年下降超过7%。
呼吁教育平权的志愿者们元气大伤，也就慢慢失散了。
此后每年的四五月，都有家长静坐、拉横幅，警察来了，带走几位领头羊。家长上诉，从来没有赢过。画面重复再重复。
而同时，“五证”越箍越紧。家长们一面维权，一面各谋各的出路。
有人花重金送孩子去读公立学校的国际班，这也意味着，孩子不能参加中国体制内的高考，毕业只能申请国外的高校。人们孩子是被“出国”。
有人把孩子送去了北京附近的河北。河北香河县、大厂县、三河县并称“北三县”，它们位于北京周边，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仅30-60公里，并且房价低、读书不需要“五证”，这里于是承接了大量北京外溢人口。燕郊，三河县的一个镇，如今已容纳了至少70万北漂，这里公立学校正在面临人满为患的问题，平均每个班80多个孩子，最后一排的学生几乎贴着墙壁，有时教师讲课，腰间还必须戴着扩音器。
“这是彻头彻尾的‘政策性’问题少年，”格先生对此感叹道。
有人把孩子送去了北京隔壁的直辖市，天津。格先生就是此例，他在天津买房取得了户口，为女儿取得当地学籍。代价是事业正蒸蒸日上的妻子不得不辞职去了天津，全程护航女儿读书，他则成了一位北京的“留守父亲”，挣钱的压力山大。
也有人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格先生的小外甥即是如此。他的父母仍然在北京卖水果养家糊口，小外甥回去山东老家，成了留守儿童，打架、抽烟、成了小社团头头。后来被学校开除。15岁的小外甥跑回北京，告诉他爸说不上学了，要娶妻生子“过平常日子”。他爸打了他一顿，又花每年四五万的学费，把孩子送进了北京一所强制性管教的培训学校。
“这是彻头彻尾的‘政策性’问题少年，”格先生对此感叹道，如果不是制度因素导致小外甥留守，他相信：“至少他不会成为一个坏孩子”。
又是一年开学季。到了9月1日，蹦蹦跳跳的小儿子就该背上书包，到家门口念书去了。林谦松了一口气，这个离异家庭眼看就要回归宁和的生活。但他和妻子还不能复婚──明年，大儿子就该小学升初中了。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初中完了要异地高考。他需要时刻准备着，所有的麻烦从头再来。
“现在复了，说不定到时还得离，”林谦说着，汗如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