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三「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1940 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 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 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人到对敏感 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 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 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 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 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 年 12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 月 4 日，毛在政治局 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 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 线错误的判断。①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 月 25 日，毛在 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 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 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 1935 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 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 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 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 1940 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 1940

年 11 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②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 1933

—1934 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 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235-36。

②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 年第 12 期，引自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 想史资料简编》，第 4 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页 488。

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 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 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 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①只有张闻天一人还 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1940 年冬至 1941 年 6 月，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 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 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 1941年6 月，全书编成于 1941 年 12 月。②

《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 从 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召开到 1941 年 11 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 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 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 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 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分，作为「反面教材」收入读书。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 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 了 1938 年 6 月 15 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 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 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 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 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 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 1931—

1935 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

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 1934 年 1 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 能救中国）的一小部分，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 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

①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 年 5 月 7 日。

②《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由延安新华 印刷厂印刷。1941 年 12 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了五百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 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 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馀全部销毁。 1952、198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 若于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 年第 1 期。

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 1931 年 11月1至5 日，但是，

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 1931年3 月。①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 1931

年 4 月至 10 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 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 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 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 1931 年 3 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 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 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 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②毛泽东的这个大行 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 1938 年 3 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

两年，直至 1940 年 3 月 26 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 7、8 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 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 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 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 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 1938 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 意见，从而获得毛的信任。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 1931年4至 10 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 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 1931 年 10 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 局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 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 月。任弼时 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着。返回延安后，任弼时 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 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③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 份之举，任弼时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 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 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

①《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 129。1931 年 3 月 18 日至 21 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分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 大会议，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来，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就宣布暂停会议。4 月 17 日，任弼时等到达宁都县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苏区 中央局再举行一天的会议，作为前一月扩大会议的继续。此次会议形成五个文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 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共青团工作的决议〉——没有〈中央苏区第一次 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 193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此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编辑《六 大以来》时，毛对这份决议案也作了剪裁，毛只将该文件的第一部分收入《六大以来》，而略去了第二、三部分，因为该决议案第二部分「中 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明确提到「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将这些内容收入《六大以来》，就不能把该文件的日 期写成 1931 年 3 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 7 册，页 451。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76。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54。

1940 年底到 1941 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 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 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1941年1 月，毛以中央的名义， 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 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 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 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 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 看守人的名号！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

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 1938 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 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

——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 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 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春，1941年6 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分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 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 1943 年 10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 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 年 6 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 议，大家才承认错误。①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 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 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别无其它出路。

从 1941 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 月 26 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 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 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 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②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 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 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言可说。

1941年9月1 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担任校长 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

①逄先知（1950—1966 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 年第 3 期。

②《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 年 3 月 26 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 年7 月—1949年 9 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年），页 539。

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且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

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 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 1941年7月1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 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 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 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 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