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一  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1942 年春，整风运动初起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 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 的独创性。与斯大林三十年代推行的大规模肉体消减政策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并 不单纯依赖暴力镇压，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于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毛泽东 进行党内斗争手段的多样化，主要乃是因为四十年代毛的政治目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 斯大林是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独裁地位而滥施暴力，毛政治上的首要目 标则是彻底打倒党内的留苏派，完全确立并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进而谋取 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党，建立共产党和他本人对中国的统治。在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的 条件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毛必须将党内的整肃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主要依靠 自己的路线、方针、乃至个人的作风和风格吸引追随者。其次，诉诸教化手段是中国儒 家传统的基本方法，它既有可操作性，又有易于被人接受的亲和性。毛相信，借用儒家 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宁主义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意识的 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破坏。在 1941 年 9 至 10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的绝对优势，但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 情况下，毛很难迅速将党内上层的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国际派在党内的 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对手，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 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王明是机会主义」这一命题扫清障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文件，才成为整风初期 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 1942 年 4月 3 日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 只规定了十八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十八个文件中只有两份是斯大林的作品。可能是 毛泽东感到如此编排文件，倾向性过于明显，4 月 16 日，中宣部又增添了四份必读文 件，除一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它三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 了「二十二个文件」。

在「二十二个文件」中占据最重要位置、被列人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泽东的〈整顿 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被列人第三篇的文件则是康生在延安两次干部 大会上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和「痛斥党八股的报告」。

康生作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从整风之初就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康生在 2 月 21 日、3 月 7 日这两次大型报告会上，竭力发挥毛泽东对国际派及知 识分子的嘲讽、挖苦，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全党 广泛地传播开来。

除了康生，毛泽东在延安的其它盟友 1942 年春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委 员陈云、任弼时以及政治地位正在上升的彭真、李富春、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或在《解 放日报》发表阐释性文章，或亲赴中央党校作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辅导报告。身为 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为了立功赎罪，也打足精神，跟在康生等人的 后面摇旗呐喊。至于陈伯达、艾思奇、张如心、何思敬等理论家更是积极辛劳，不时在《解放日报》上推出长文或短论。一时间，密集的理论灌输，犹如暴风骤雨，在延安倾 盆落下，就在这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延安干部的思想改造过程已经开始。

如果与整风运动中后期大规模的审干、肃奸、抢救斗争相比，整风运动发动之初的 干部学习文件的活动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尽管自毛泽东发表演说和康生传达毛的报告 后，延安出现了一段为时不长的「自由化」时期，但为时不久，「矛头向上」的风向就 被迅速扭转。3 月下旬，毛泽东紧急刹车，精心部署对王实味的「反击」。中宣部「四 三决定」更具体落实毛的战略意图，明确强调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和高级干部一样，同属 整风对象，①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时间为五个月。4 月 18 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 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四三决定」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有二千人参加的大会

①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 年 4月3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 13 册，页 364－65。

上，康生要求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由该组织统一领导各单位的运动。①4 月 20 日、 2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 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 话。 ②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包括三个阶段： 一、粗读文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二十二个文件」全部浏览一遍，读后要做笔记，并进行初 步讨论。

二、精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所有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和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 开讨论会）。③

三、考试阶段

从 1942 年 6 至 8 月，延安各单位的文件学习进入到考试阶段。中央党校在 6 月 23至 7 月 4 日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四个考题事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④考试题 目是：（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 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 少？（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 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 少？（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 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 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 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⑤中央党校规定， 在考试期间，学校关闭，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来访。文化程度低不能执笔的学员， 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

在中共历史上，由党的中央机关动用组织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干部暂停日常工作进 行如此大规模的文件学习，这是首次（以往中共党员也有组织安排的政治学习，但为时 一般较短，性质更与延安整风期间的文件学习完全不同）。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 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于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 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 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

①《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 107、111－12。

②《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 107、111－12。

③阅读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为王首道首先提出，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 111。

④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 一 1947），页 78、77。

⑤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 一 1947），页 78、77。

二 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 知识分于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 年春夏之 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 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说明 毛泽东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张并不十分乐观。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 他不能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全党在思想上极有可能造成大的混 乱。毛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 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暂时也不能将党内上层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用明确的语 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从而暴露出党的核心层的分歧，相反，毛必须维护党的核心 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只能小心行事，而决不可对延安干 部草率处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求 干部写出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就是实现「文攻」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抽阅干部反省笔记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就此观 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

第二，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 以胡萝卜可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 部固然是一种压力，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 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 1939 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 省吾身」之说，鼓吹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 少奇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中共元老吴玉章自述：他「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 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 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

①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中共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 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 指导眼下的运动。1942 年 3 月 9 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 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 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

①《吴玉章文集》，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年），页 240。

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 月 18 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 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 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 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①

两天后，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 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 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 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 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 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 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 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 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 劳再大也得写笔记。②

在 4 月 20 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 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 要的。③

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作一个幌子。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④完全是 针对其它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果不其然，5 月 1 日，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 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 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 1942 年 5 月下旬，毛泽东认为，将学习二十二个 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 月 23 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 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 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并没有遭到来自任 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松警觉。他完全明白，联系个人的思想 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决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件，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

①《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 107。

②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 年 4 月 20 日），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

③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 年 4 月 20 日），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

④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 年 4 月 20 日），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

底的自我否定。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 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 年 6 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 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所谓「经验主义」， 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袖贴上的政治标签。「经验主义者」 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或虽朱明确表示支持留苏派，但曾一度与毛泽东的意见相 左，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是毛整肃的对象。但是，「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 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只是处在被整肃的第二层，而毛对「经验主 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经验主 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管这种「承认」及「反省」是否表面化， 毛泽东一般均放他们过关。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反省 的范例。

1942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叶 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 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

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 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 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 多损失。严格的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①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严格的说，并不「深刻」。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历史作出严厉的自我批判，更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明、博古等留苏派，与此相反，王若飞 甚至在作「自我批评」时也没忘了为自己评功摆好，例如，王若飞反省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 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 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 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② 人们从这些话中实在难于判断王若飞「对党性的认识」，究竟是属于缺点，还是属

于优点。尽管王若飞的反省只是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 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 1926 至 1927 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 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国际派的排挤。王若飞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紧密。 抗战后王若飞获毛泽东容纳，成为毛泽东核心圈外第二层的重要干部。王若飞平时对毛 的态度十分恭敬，现在又在报上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开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效忠， 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毛泽东又如何可以求全责备？ 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于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

①《解放日报》，1942 年 6 月 27 日。

②《解放日报》，1942 年 6 月 27 日。

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其影响不可谓 不大，其它干部焉能不从？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对于一批有留苏或留日、留欧美背景，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统工作的党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当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篇 演说和《解放日报》的〈教条和裤子〉社论发表后，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 首当其冲的目标。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拒绝反省，最终被他们寄托于生命 全部意义的党所抛弃；或遵循党的要求，彻底与过去告别，脱胎换骨，用毛的概念取代 过去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的概念。习惯于听从上级指示的文职干部几乎不加思索 地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们必须对自己罪孽深重的过 去痛加谴责；继之又需对毛泽东的「伟大」，表示心悦诚服。1942 年 8 月 23 日，《解放 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教条主义高级文职 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三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 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充分领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 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思华 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 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 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 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 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 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①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

的。但问题在于，王思华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对此种弊端展开严肃认真的分析，而是企图 以此作为迎合某种政治新风向的手段。为此，他不惜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为毛泽 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 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 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 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② 紧接看，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词句进行自我贬损。他承认，教学生「啃《反杜林论》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③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

①《解放日报》，1942 年 8 月 23 日。

②《解放日报》，1942 年 8 月 23 日。

③《解放日报》，1942 年 8 月 23 日。

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① 王恩华痛骂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竭力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 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 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 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②

王思华的反省开创了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澜、王子野等的 自我反省文章同属于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 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 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③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 谈」的「不正派作风」，他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 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④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口诛笔 伐「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因积极传播教 条而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 员，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 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⑤但在整风之初，柯柏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谴责的 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 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 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 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 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

⑥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着，及至 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⑦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 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认 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

①《解放日报》，1942 年 8 月 23 日。

②《解放日报》，1942 年 8 月 23 日。

③《解放日报》，1942年6月1 日。

④《解放日报》，1942年6月1 日。

⑤参见《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书店编印，1935 年），页 72。

⑥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 247。

⑦ 《谢觉哉日记》，下，页 791。

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 思想方法即可。我们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 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 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给自己贴的标签 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饶有兴味的是，曹里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若将其 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对毛 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曹里怀径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 马列主义」，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 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 的真理。①

曹里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他写道：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 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②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 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 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 动初起，吴玉章等也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 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吴玉章写道：

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 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 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 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 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馀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 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馀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 缺乏了！③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二 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1942 年李

①《解放日报》，1942 年 7 月 13 日。

②《解放日报》，1942 年 7 月 13 日。

③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1942 年7月7 日），载《吴玉章文集》。上，页 241。

六如已经五十五岁，他对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 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的 名言）。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①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 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 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 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②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 毛泽东、康生、彭真、李富春、胡乔木、陆定一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 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 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 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 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