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整风运动与审干运动、抢救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延安整风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 问题，「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① 是康生的名言，此话究 竟是康生对毛泽东整风部署的蓄意篡改，抑或是他对毛泽东整风意图的正确理解和阐 释？换言之，整风运动发展到审干和抢救（反奸、肃反）阶段，是康生一个人的「错误」 指导所致，抑或是毛泽东、康生共同规划、共同领导的结果？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包括党史学界）对抢救运动与整风运动之关系有过 短时间的探讨，占支配性的意见认为，整风审干是毛泽东正确、英明的决策，抢救运动 则是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插曲，是由康生为破坏整风、蓄意背离毛泽东的部署而擅 自发动，且一经出现，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制止，是故，抢救与整风审干无关，抢救运动 不能纳入整风的过程，延安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②

对上述看法作出最具权威性表达的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 力群（1942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1991年12月10日，邓力群在接受《党的文献》编 辑采访时说，抢救运动只「搞了十来天」，以后很快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同志受

①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 249。

② 参见〈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载《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年），页 337-38。

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 ① 显而易见，按照邓力群的上述思路，仅仅搞了十来天的抢救运动非但不能归人延安整风 运动之中，甚至连提一下的必要也没有，即使要涉及这个问题，也应该「用历史的发展 的眼光」，多从其积极效果方面看眼，因为「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指 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②

笔者认为，将抢救运动强行从整风运动中分离开来的观点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 邓力群的看法值得商榷，抢救运动并非仅进行「十来天」，所打击的对象更不是「全部 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至于整风、审干、抢救对党内团结的影响，则是见仁见智， 这里暂不作讨论，可是用「坏事变好事」的眼光来评价抢救运动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 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肯定法西斯运动，同样，我们也绝不能因 为中国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就肯定「文化大革命」。

整风运动与审干、抢救运动的关系本来并不特别复杂。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 曲解这段历史事实，纯粹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简言之，他们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其它 领导人的形象，而有意将毛泽东等与康生截开，让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担 所有的历史责任。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 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 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的总策划人，他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行其意图施展的基本 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 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原本就孕育着可能导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风险，为了避免整风 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使即将发生的党内结构的重大改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 泽东始终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绝不轻易冒进。谨慎地施用说教（文的一手）和镇制（武 的一手）两种手段，成为毛的基本策略。

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并非始于1942年，早在1941年9月，毛泽东决定和王明正式 挂牌之际，毛就将此种策略用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政治生活。一方面，毛在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主动挑起争论，以「反主观主义」为名，诱使王明集团四分五裂；另一方面， 毛又频频向王明显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卫团的力量，③给王明施加压力。1942年后， 康生更加强了对王明、博古的监控，将国际派与中共其它重要干部和驻延安的苏联代表 的联系基本切断。④

①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

②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

③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160-11。

④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 124。

对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规模的全党整风，毛泽东在一个短时期内（从2月至3月） 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动员学习整风文件，反省思想），但随看3月末开始反击王实 味，「武」的一手在整风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经由康生、 彭真、李富春等的协助，文武两手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和促进，已经完全渗入整风的过 程，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文武两手在整风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变化的时机、节奏不仅 依据于毛泽东的意志和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1942年11 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分清「一条心」和「两条心」，使「文」的一手退 隐于「武」的一手之后，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风镇制的一面大显身手的时期。

毛泽东、康生、刘少奇（1942年底抵延安）、彭真根据整风运动进行中所发生的 新的变化，因势利导。先是铺开坦白、审干运动，继审干运动之后，又在延安和各根据 地领导了为时近一年的抢救运动（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抢救及其扫尾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 年）。但是在遭到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和党的核心层内多数成员的消极反对后，毛泽东又 审时度势，决定终止抢救，引导整风运动转入「文」的方面——学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 历史。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终于使毛泽东的既定目标完全实现。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决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至此， 针对党内的文武两手遂被搁置，中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上。

在毛泽东运用文武两手重建中共的过程中，毛与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 依赖，康生以自己的忠诚和「创造性」的工作全力辅助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则予 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扩大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毛、康的亲密合作不仅源于彼 此充分看重对方，还在于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毛对康生的赏识和信 任程度远超于当时其它与毛关系接近的中共领导人。因此，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体领 导整风、审干、抢救的所有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都积极支持康生，为康生开展 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一、1942年春，毛泽东舍弃较孚众望的任弼时，委派康生出任自己的副手——中 央总学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整风的日常工作。在毛的支持下，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全 力负责延安各重要单位的审干业务，使康生机关的力量急剧膨胀，其特派人员渗透于延 安中央各机关、学校和边区一切重要单位。

二、毛泽东在对待王实味问题的看法上也与康生完全合拍，毛对康生处理王实味 的措施给予全面肯定。1942年夏秋开始的审干、反奸试点工作得到毛的充分支持和高度 重视。

三、1943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第二个「四三决定」，有充分证据说明此决定是 由毛泽东参与制定的。该决定强调整风——审干——肃反的必然联系性，全面反映了毛 泽东的肃反观——对于奸细、特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运动初期必须打击自由 主义的右倾思想，大胆怀疑以造成普遍震动；运动后期，则适当纠偏——康生在1943 年4月初的行为完全符合毛的肃反观。4月后，康生放手大干，毛泽东听之任之，不作任何干预，使抢救野火四处蔓延。 四、1943年7月后，抢救运动形成高潮，毛有意维护康生，虽然在8月15日颁布审干九条方针，但对落实执行却一反常态，不予强调。结果九条方针颁布后，抢救不仅未 停止，反而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五、抢救是在1943年12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才真正刹车的， 尽管中共其它高级领导人对康生都表示了不满，毛仍竭力保护康生，结果康生有恃无恐， 即使当毛向被伤害党员道歉后，康生也拒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当然，从康生的角度看， 他没有理由承认错误，因为毛从未说整风、审干是错误，所以，即使康生拒不为毛承担 责任，毛也无可奈何。好在毛、康两人心中都有数，只是未捅破那一层纸而已。

六、1945年后，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禁区之一，毛严禁任何出版 物涉及抢救的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准语涉康生在抢救运 动中的错误。①1967年2月，毛闻知陈毅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批评四十年代抢救运动时， 顿时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毅打人冷宫，还一举废黜了中央政治局。

上述事例只是说明康生所描绘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并非康生的个人发明，而是毛泽东、康生共同的思路和整风运动发展的客观过程。所谓 客观过程，不仅是指整风、审干、抢救的依次递进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也是当年运动开 展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担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的林枫曾对此有过具体描述，他在其所 作的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中指出：晋绥整风三个时期各有其特点：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整 学风，性质是党内斗争，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第二个时期是反特斗争，这个时期是 从党内斗争转到党外斗争。第三时期又开始整风（指「路线学习」——笔者注），成为 党内党外两种斗争的汇合。②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施用文武两手彻底改造中共的工 程中，除了康生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外，其它领导人也或多或少起了他们的独特作用。 将整风、审干和抢救割裂开来，将全部历史责任推在康生一人身上，都是背离历史真实 的虚构。

四   毛泽东的「肃反」情结：

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直接 有关的中共几次内部整肃斗争：「肃AB团」、「肃托洛茨基派」（「肃托」）和「抢 救运动」，都是以「肃清国民党渗透奸细」、「肃清反革命」和「肃清汉奸托匪」等名 目进行的，然而每到运动后期，党的上层都发现，兴师动众开展斗争所取得的实际结果 与原有的估计大相迳庭：所发现和已被镇压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

①1955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宣称「延安审干运动，中央订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 的。审干运动把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了出来，纯洁了革命队伍，在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成 绩是很大的，应该加以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抢救运动，则仅指出「是有偏向的，其结果是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但强调此错误在甄别时得 到了纠正。参见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引自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页 358。

②〈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 年7月7 日），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4 册，页 414。

再来进行一番甄别和抚恤工作（但为了维持领导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问 题人物」不予解脱）。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轮肃反斗争又在酝酿中，……在毛泽东主政 的年代，这已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导致残酷的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份估计， 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

毛泽东的极左的肃反观是中共对国民党屠杀中共政策的激烈反应，以及他个人对 国民党特务活动超常估计的产物。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 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中共和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 严重的估计，在对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 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 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 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任何人都未超过毛泽东。且不论王明等人从未 执掌过军队和肃反机关，即使作为中共情报肃反机关创始人的周恩来，在对待「敌情」 的估计上，也从未像毛泽东那样持如此极端的态度。由于对「敌情」的极端警惕和采取 了一系列严密的审查和防范措施，在江西和陕甘宁边区，中共确实挫败了多起国民党针 对中共的破坏活动。但是。从总的情况分析，国民党对中共组织所造成的破坏，基本限 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在中共区域，由于中共组织的高度严密化及对社会的全面和彻底的 控制，国民党的渗透几乎不可能，国民党特务活动对中共的危害远小于中共肃反所造成 的自相残害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利用「肃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又一直是毛泽东功利主义政治谋略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谋取个人对中共武装的控制、进而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长期 斗争中，具有极强自信的毛泽东对来自党内的任何异见都予以强烈的排斥，尤其对向他 个人权力挑战的举措更是怀有高度的警觉。为了打击党内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毛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善于巧妙利用来自莫斯科的口号和条文，「拉大旗作虎皮」， 或自创罪名，将反对派和潜在的反对分子，指为「反革命」。在镇压「AB团」的过程 中，毛发明了「扯起红旗造反」的概念，用来打击党内那些敢于向其权威发起挑战的人。 抗战时期，他又放任康生制造「红旗党」冤案，把一大批共产党员打成执行国民党「红 旗政策」的「特务」。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更是创造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概念， 把大批被诬为「叛徒」、「特务」的老党员、老干部投人监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全党 和全国人民。尽管毛泽东肃反手法多变，与一味屠杀党内同志的斯大林有明显区别，但 两人在利用肃反消灭政敌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毛泽东运用肃反手段打击党内不同意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 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个人地位之强弱成了决定毛肃反态度变化的基本因素，表现 在肃反手段上也有显着的差别。在毛尚未掌握全党领导权之前，其肃反手段更直接且更 具残酷性；在毛实际已控制中共后，为维护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贤明和公正的形象，他 对运用肃反手段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则稍存谨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纵一收之术，以威慑为主，以镇压为辅，且擅长幕后操纵。但在其个人地位完全巩固后，毛的暴戾之态复又 重现，对使用肃反威慑手段解决党内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

一、苏维埃运动早期（1930—1931）。 这个时期江西中共根据地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个人在全党的地位不仅

还未确立，甚至在根据地内部，毛的领导地位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对。偏于山沟 一隅，远离上海中央给毛泽东提供了行动上的充分自主性，为了实现其个人对江西红军 的全面控制，毛将「野性一面」（「虎气」）充分发挥，「山大王」的气质不加丝毫约 东。结果，由毛泽东直接参与，在赣南造成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共产党员无辜被杀的 人间惨剧。①

二、延安前期（1937—1941）。 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使中共所处的环境大大改善，在中共内部，毛

泽东也取得了优势地位，并正积极谋取对中共党领导权的全面控制，但正是在这个时刻， 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也得到恢复。在新的形势下，迫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毛开始收敛 个性中的「野性的一面」，而有意显示作为全党领袖的气度，对中共核心层的不同意见， 一般多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予以分化、消解。在党内斗争中，主要诉诸政治策略的运用， 而较少显示暴力震慑。但是，国共长期兵戎相见造成的警觉意识以及对党内外社会民主 主义思想的防范并未有丝毫减退。尽管毛不再、也不能将肃反手段直接用之于党内上层 的政治纷争，也没有再重演「肃AB团」那样大规模的镇压事件，但对于党内中下层的 假想敌却继续沿用肃反手段，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后，放任康生及其保卫机关在延安及 各根据地推行「肃托」的镇压政策。历时数年的「肃托」，其残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亚于 1930—1931年的「肃AB团」，只是规模较小，且极端隐蔽。

三、整风时期（1942一1945） 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加强和巩固，毛故态重萌，再一次祭起肃反的

宝器。面对党内知识分于大规模的不满，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蔓延，毛迅速决定，将

「肃托」、「反特」、「肃奸」正式纳入整风轨道，以便使全党在自己的新权威下彻底 就范。毛泽东有意放虎出笼，支持和放纵康生将原处于秘密状态下针对少数重点对象的 肃反手段公开施之于党内，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已身为中共领袖， 他十分清楚，在延安的干部和党员中，根本不可能有大批「托派」、「国特」和「日特」，

①江西苏区的「肃 AB 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 年「二七」会议后至 1931 年 1 月；第二阶段：1931 年 4 月至 1932

年初。在第一阶段「打 AB 团」的 1930 年 10 月至次年 1 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据初步统计，在 这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 4，500 人，而至 1930 年 10 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 团」份子 1，000 馀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 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主持江西苏区「AB 团」第二阶段的是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 总前委，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若加上闽西「肃 社党」中被杀人数，在中央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资料来源：—、毛泽东：〈总前委答辩 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页 634-37；二、〈萧克谈中央苏区初 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 年 5 月），载江西 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 477-78、480；四、〈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 题〉，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 631；五、廖盖隆 1981 年 9 月 23 日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盖隆在 1980 年 12 月 10 日 也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中央党史研究 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 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页 89、144；六、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册，页 262； 七、〈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 年第 5 期。

因此毛执意在党内开展肃反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在全体党员的心目中植下对自己的崇 拜和敬畏，所以毛声明，在审干肃反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于是，从 形式上看，1942—1945年的整风审干运动远没有「肃AB团」事件那么残酷。

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中共肃反政策，由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 维定式，加之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目的，滥用权力，对肃反有意误导，久而久之，致使中 共领导人和广大高、中级干部培养成一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习惯：阶级敌人 既可以是「国民党特务」、「暗害分子」，更可以是党内任何有异于当道意见的分子。 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肃反运动，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 都闻风而动，积极予以响应，不管有无确凿证据，先挖出一批反革命，运动后期再说。 至于这种运动的方式对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伤害，则是从不予以考虑的。作为极左 的肃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运用这一套手法对付他的假想敌人时确已达到得心应 手、出神人化的地步。虽然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毛的操作形式有所 不同，但极左的肃反观却是一脉相承，其基本精神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只是毛泽东的 角色变幻莫测，忽跃至台前，忽退隐幕后，致使人不易看清毛的真实意图和毛在历次肃 反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五   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自整风运动展开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形态也随之出现若干新变化，尽管在与各战 略根据地和与重庆南方局的联络来往方面，毛泽东继续以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 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部分权限已被中央总学委 所取代。中共中央大多数部委的职权范围也大大缩小，仅限于维持一般业务工作的水平。 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中央总学委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中共最 高决策和权力机关，尽管毛在1942年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但他还是感到这两 个机构有些碍手碍脚，毛要创设一个完全听命于他个人，由他一人支配的组织。然而中 央总学委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只是毛泽东为掩饰其在党内实行一人统治而设置的 临时机构，在整风运动期间，它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中央总学委的存 在及其退隐全凭毛的个人意志决定。1942年是中央总学委大显神威的时期，在它的核心 层仅有毛泽东和康生两人，而康生则完全听命服从于毛。中央总学委的关键部分是由毛、 康直接领导的各系统分学习委员会，各系统分学委作为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得力工具，在 整风初期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在各分学委唱主角的同时，长期被宠罩着一层神秘面 纱的中央社会部，也从过去所处的幕后一步跃入到前台。

中央社会部「出山」的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各分学委的审干工作超负荷运转已 难以为继，急待社会部支持。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中直系统、军直系统等分学委的工 作量急剧增加，各基层单位汇报上来的有关「重点人群」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表」和 个人历史自传以及其它交代和审查材料堆积如山，大量的文字材料需要整理、汇编和核实；各系统的分学委还承担了与被怀疑对象个别谈话、对某些人实行侦讯、布置监控等 繁重任务。对于这类具有「特工」性质的工作，经历过江西时期肃反斗争的各分学委的 领导，虽然并不陌生，操作起来，一般也得心应手；但是，今天的形势早已不同于江西 时期，某些特殊的调查已非各分学委独立所能完成：首先，被审查对象面广量大，互相 交叉，几乎覆盖延安各机关、学校，没有社会部的协调，调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其次， 审查要求也有所提高，某些审查项目已带有特殊的专业色彩，例如通过电台异地调查、 邮检等，使许多分学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有社会部配合的必要，甚至如何提高审讯工作的 效率，也急需专门机关的指导；第三，运动的发展和深化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参加各分 学委、原先负责审查别人的干部不久自己就成了被怀疑对象，并被关押和「控制」起来。 上述情况使得各分学委普遍感到人手紧张，纷纷向中央总学委告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之下，中共情报肃反的专门机构——中央社会部，被毛泽东、康生引入到领导审干的中 心位置。于是，从表面上看，在延安主持整风审干的机关仍然是各分学委，但内里却是 中央社会部在掌握、控制和操办一切。

中央社会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迅速介人正在展开的审干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 因——这就是由康生领导的社会部绝对服从和效忠于毛，是毛完全可以支配的力量。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该局由原上 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长期担任局长一职，其副手 是与周恩来有较深历史渊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农、潘汉年和李一氓。①在1932 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在周恩来、博古、 张闻天有意识的安排下，一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参与「肃AB团」的干部，如曾山、 陈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在地方党政部门或军队工作，因此从1932年起，毛泽东对中共 肃反机关已不再具有影响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江西时期，周恩来还直接主管中共的机要情报部门。邓 颖超具体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与莫斯科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由于处在频繁的战争 环境，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长征之前，还有 一个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党和军队系 统的机要联络，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和情报收集工作。但是在长征前夕，为了军事 行动的需要，中共所有的机要情报系统就已全部集中于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秘书处事 实上已停止活动，只保留个别工作人员。邓颖超作为中央秘书长，和刘英（以后成为张 闻天夫人）一直随博古、李德、周恩来率领的首脑部门转移，主要承办会议记录一类的 文书工作，而未和其它妇女干部被安置在「干部休养连」。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掌管机要、情报、肃反部门极为不满，1935年1月遵义会议 后，就开始采取行动，逐步蚕食周恩来的领地。1935年6月后，毛泽东亲自派自己的秘 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邓发负责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一

① 1932 年秋李一氓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则被调往前方任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 回忆录》，页 147。

职。尽管1935年末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中央秘书处和中央各部委，并 任命原保卫局干部张文彬为秘书处长，但不久张文彬即被调做统战工作，实权仍控制在 副秘书处长王首道手中。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情报肃反部门职责分工的关系开始逐渐理顺。在原国家政 治保卫局基础上，先建立方面军保卫局，继而改称西北政府保卫局，由周兴担任局长， 受王首道节制。中央军委机要科则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 要科和方面军保卫局（西北政府保卫局）机要科。中央秘书处机要科负责党务机要电讯； 中央军委机要科负责红军军事机要电讯；保卫局机要科负责情报系统电讯和秘密电台的 管理。从形式上看，中共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机要情报系统，然而实际上，所有机要情 报大权已完全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因为，这三个系统全归王首道领导，而王首道则 对毛绝对服从，深获毛的信任。为了彻底控制中共的机要情报机构，毛还将自己的老部 下曾三调入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配合王首道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邓颖超因病远赴北平 治疗，完全离开了机要情报系统。

由王首道统掌中共机要、情报、肃反系统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后发 生变化。毛泽东经过细心考察，对康生的忠诚、情报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 判断，遂在1938年9月以后。任命康生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中社部 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运作）。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将中共情 报、机要、肃反所有大权完全交给康生，康生仅负责肃反和反间谍业务，同时兼管一部 分情报业务（1939年情报部成立半年后，毛即宣布撤消情报部），党务机要、国际通讯 等情报业务仍由毛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观澜掌管。

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进而成为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并在党内占据 更重要的地位，1938年后，康生在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付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竭尽全力 加强中央社会部的内部建设，将社会部办成了一个机构齐全、集中大批专业人员、情报 网密布全国的中共第一大部。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会部依照苏联格伯乌的结构加强了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了 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 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 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和根据地内的情报、肃反干部， 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在社会部系统，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专家：李强（真名叫曾培洪，原中央特科 成员，1938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军工局和军委三局副局长，是老资格的电讯 专家，其工作与中社部有交叉）、许建国、曾希圣、邹大鹏、冯铉、李士英、罗青长、 黄赤波、杨奇清等分别担任了各局室领导职务，少数具有外语、电讯业务知识的青年知 识分子干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社会部可以称得上是延安专业人才最集 中的单位。

在康生的领导下，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触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 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 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分，他们或是各单位的负责人，或是学校在读 的学生。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 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为社 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社会部对前来 参观访问的外来人员的监控更是极端重视，主持接待来访人员的专门机构——延安交际 处，名义上属边区政府的编制，但边区政府对交际处并无支配力，因为交际处实际是社 会部的下属部门。

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社会部也将它的工作网络扩伸到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 厅（在延安时期，这两个机构是融为一体的），与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皆属于格伯乌 的情况相类似，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社会部成员，不仅叶子龙参加社会部工作， 甚至毛的妻子江青在组织关系上也隶属社会部。①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毛对康生领 导的社会部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的。

毛泽东对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所发生的变化深表满意，康生的凌厉的工作作风 和对毛的绝对效忠，给毛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进一步削弱周恩来在中共情报和肃反系 统中的影响，在情报和肃反部门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同时也为了彻底弄清机要情报 系统干部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的思想表现，毛决定对康生进一步放权。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机要局的通知」，宣布将原 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合并为统一的中 央机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长。②康生终方全实现了梦寐已求的对中共机要情报系统的控 制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的首脑，同时成为中共核心层中仅次于毛泽 东的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1942年康生的职务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 中央社会部部长； 中央情报部部长；（1941年10月成立） 中央机要局局长。（1942年4月4日成立）

康生在获得中央机要局局长一职后，为了报答毛泽东的信任，在原中央秘书处机 要科和军委机要科厉行清洗，将一批资深的机要干部清除出机要系统，使原先三个机要

①参见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页 26。

②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引自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 一 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 版社，1992 年），页 206、209。此书作者系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该书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该书在 出版前曾征求过中共机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鹏的意见。

科的二百个工作人员，在机构合并后只剩下九十九人。① 在人数减少一半，工作量急剧 增加的1943年，中央机要局的干部（1942年4月18日又易名为中央机要科）超负荷运转， 然而这一年却被誉为是「大转变的一年」，并获得毛的高度称赞。

康生身兼数职，直接掌管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事务，但中央社会部 却仍是所有秘密机关的真正核心部门。由于社会部的干部技能全面，经验丰富，很快就 取代了合并单位原先的干部，成为各主要科室的骨干。康生并布置社会部干部从事整风 审干的新任务。于是，康生机关的势力在1942年后迅速膨胀，其工作性质也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关心下，正当中共中央各部委纷纷萎缩时，中央社会部却成了 唯一获得大发展的部门，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审干运动所依靠的核心组织。

中央杜会都插手整风审干运动一般通过下列方式： 一、社会部隐身于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之中，以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的名义

开展活动。康生身兼中社部部长和总学委副主任两职，为社会部的渗透活动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在更多的情况下，总学委与社会部的关系就如同两块牌子，一个机关那样，几 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只是在公告有关整风全面部署时，才动用中央总学委的名义。

二、社会部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分学委等重要部门密切合作，派员直接指导 有关单位的审干。康生与中组部部长陈云均是1931年5月顾顺章事件后改组成立的中央 特科负责人，1935至1937年，两人又在莫斯科长期共事，1937年11月同机返回延安。整 风运动期间，陈云与康生同属毛泽东所倚重的少数几个中共领导人之列。中央组织部作 为党的干部管理和审查的专门机构与中央社会部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中组部负责为社 会部选送干部；社会部在侦讯、调查重点怀疑对象时，往往也需要中组部提供有关背景 材料；两部门关系一向十分紧密。彭真虽与康生无历史渊源，但从整风之初，两人关系 就十分密切。中社部直接派人深入到中央党校各部配合审干，而中央党校「挖出」的重 点「反革命」，也大多移送社会部关押。中社部还具体指导关押边区系统嫌疑干部的西 北行政学院的审干业务。

中央社会部虽然广泛深人地卷入党内斗争，但是并没有越出毛泽东的控制范围。 因为早在1940年，社会部派驻各单位的特派员制度就被取消，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保卫委 员会，由各单位的党组织和社会部共同负责考察嫌疑分子的工作。此举改变了社会部原 先模仿苏联格伯乌搞的垂直型的情报和侦察制度。整风运动展开后，毛在扩大康生权限 的同时，为了防止康生权力的过份发展，从而威胁自己的地位。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 范措施。

首先，毛泽东不允许康生插手他本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往的电讯联系系统， 而是指定任弼时具体负责此事。王观澜、吴德峰（吴崇宝）、帅孟奇领导的「中央农委」

①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引自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 一 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06、209。此书作者系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该书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该书在出版前曾征求过中共机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鹏的意见。

（农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时的直接须导。中共其它任何领导人不得过问毛和莫斯科的 来往秘电。康生和社会部只是负责绝密电讯系统的外部保卫工作，及对该系统人员的政 治审查。尽管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属于社会部系统，但师哲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和毛泽 东与斯大林来往文电的译员，与康生仅维持一般的工作关系，而绝不向康生透露有关毛 和斯大林来往密电的内容。康生则因师哲所处的特殊地位，不断向其示好。

第二，毛泽东在社会部内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牵制康生。周恩来由 于历史因素，对中共的情报工作，长期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1938年后，周对情报工作 的领导权虽被毛部分转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是，因周恩来在毛与王明的斗争中迅速转变 立场，加之周的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和从事统战工作的便利条件，毛泽东仍让周恩来分 管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情报及对英、美的国际情报的工作。同时，在社会部 内，继续保留大批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情报干部。周恩来的两个老部下：李克农和潘汉 年，经毛的同意，也一直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职务。1941年3月，李克农自重庆返 回延安，毛一方面用康生圈住李克农，压抑李在政治上的发展，不让李克农参与自己与 王明等争斗的上层核心机密；但在另一方面，又将李克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 使用，使李克农成为康生在社会部的第一副手。毛的这种安排，虽说并非有意针对康生， 但站在康生的角度，毛让一个周恩来的老部下做自己的副手，也包含对康生某种制约的 含意。在康生的社会部系统，毛泽东还另外安插了一些与自己有着较深历史渊源的老部 下担负重要工作，例如毛指定曾三长期负责中共的核心机要，即使在中央机要局系统一 归由康生领导后，曾三仍然是康生不敢轻视的人物。毛让彼此背景不同，来自各个山头 的情报干部在社会部内协同工作，使康生永远难以达到「清一色」。

第三，毛泽东在让康生兼管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同时，限制康生在军队的情报和 保卫部门发展自己的势力。1942年前后，毛泽东对军方尤其对彭德怀的不满十分强烈， 因此毛有意让康生进入毛一向护卫极严的禁脔——军队情报系统，以挫伤彭德怀等军中 将领的「傲气」。然而，毛又十分掌握分寸，决不允许中央社会部垂直在八路军中建立 组织，而是规定由各大战略根据地的党委和军队领导各自的社会部。中央社会部与各根 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军中保卫部门的关系，只限于业务指导，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军队 和党的特工部门的冲突，同时也避免了康生系统尾大不掉的危险。

第四，毛泽东有意给予边区保安处一定的独立工作权力，让社会部与边区保安处 形成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边区保安处是延安地区公开的治安管理机构，在形式上隶属 边区政府领导，但实际上，边区保安处的真正的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会部。 边区保安处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方面军保卫局，1936年易名为西北政府保卫局，由毛 泽东的老部下，当年「肃AB团」的活跃分子周兴任局长，1937年又改名为边区保安处， 成为拱卫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之一，仍由周兴负责。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前，边区保安处 代行社会部的职能，组成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从边区保安处调出， 所以保安处与社会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关系。但是，由于隶属关系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 的差别，保安处开始受到高岗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干部队伍，已不单纯是社会部的下属机构。边区保安处事实上成为仅次于社会部的第二个保卫系统，而 康生对边区保安处并不具有绝对的支配力。

综上所述，康生和中央社会部纯粹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毛需要借助康 生打垮政敌、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时，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机关极大的权 力，将社会部的职能扩大为既对外，又对内，使其成为仅服从自己，而凌驾于党的其它 部门的太上机关。然而就在社会部最风光的1942至1943年，毛也留有一手，他要使康生 明白，毛永远是他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