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一 「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1943 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 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 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 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月1 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 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 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 是：「逼、供、信」。②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 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 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 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 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③1943 年7月 30 日，毛 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④
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 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月 16 日至8月 31 日这半个月中，
②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 年7月1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 4 期。
③《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 286－87。
④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 114。
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 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 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 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 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月 15 日审干决定颁布 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 容、实质与「抢救」别无二致。9 月 21、22 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 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 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 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待经验推向社会。10 月 6 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 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议期五天，①「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 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 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 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 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 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 员」。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 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②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 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 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白己不是汉奸、 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 的个别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 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 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 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 1943 年8月 15 日〈关 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 543。
②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页 187。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 AB 团」 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 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分、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 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 AB 团」的一幕，因此毛明 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 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 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 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 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 占有问题人员的 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 学院反省机关；另有 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 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 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 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 行戒严」。①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②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 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 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 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 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 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 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 适时纠正为原则」。③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 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 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 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 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 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 一 1944），第 14 册，页 89－96。
②在师哲的回忆中，对毛泽东的精细有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写道：当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前夕，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销毁与莫 斯科来往的文电密码及记录，毛最后还用小棍翻播灰烬，待确定已燃尽后，才放心离开。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页 201-202。在延安时代与毛交往较多的萧三也认为毛做事很细。参见《谢觉哉日记》，下，页 681。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 一 1944），第 14 册，页 89－96。
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 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 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 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 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①——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 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 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 干部」。
1943 年 8 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 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 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②毛泽东的「注意正 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 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 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 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 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二 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
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 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 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 1941 年 10 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 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 年春之后。毛泽东 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 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 年 11 月，中央总学委、中 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 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 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③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 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 一 1944），第 14 册，页 89－96。
②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和王世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王世英已被人诬陷为「特务」，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 世英传奇》，页 193。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148。
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① 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 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②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 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 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 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 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日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 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 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 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 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 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 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 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③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 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④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 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⑤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 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⑥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 年 7 月「抢救」乍起，他在 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 31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 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 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 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⑦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 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 ⑧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 年在湘鄂西苏区， 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
①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 108、164。据弗拉基米洛夫说，他是在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后，才派奥洛夫医生于 1943 年 10 月 28 日 前去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这一天，王明在苏联医生面前哭了出来。
②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 137。
③《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 138。
④《徐特立在延安》，页 45、118、139。
⑤《徐特立在延安》，页 45、118、139。
⑥《徐特立在延安》，页 45、118、139。
⑦《谢觉哉日记》，上，页 521、603、694。
⑧《谢觉哉日记》，上，页 521、603、694。
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 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它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 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 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①于是尽其所能保 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 1937–1938 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 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宝剑， 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 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 XXX 交待（笔者注： 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 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 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 习，呆在家里睡觉」。②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 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③
在几老中间，稍微特殊的是吴玉章，此时吴玉章挂名延安大学校长，但该校实权由 副校长周扬掌握，吴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 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或许是因为在莫斯科曾与王明共过事，也 可能是因为缺少在三十年代苏区生活的经历，吴玉章对来势凶猛的运动似乎感到有些紧 张。吴玉章在「抢救」运动期间曾拄着拐杖、流看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 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吴玉章写道：
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 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 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 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 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 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④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 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后，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 人会清醒下来。⑤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毫无实权的朱德，对毛泽东、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知 道讲话没用，只能暗暗焦急，而无可奈何。
陈云此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 部的部长，陈云本应直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他与闻审干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 521、603、694。
②《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 292-93。
③《谢觉哉日记》，上，页 708。
④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1943 年），载《吴玉章文集》，下，页 1338。
⑤《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 137。
和「抢救」运动，公开的理由是「毛主席关心陈云同志的身体，让他搬到枣园去休 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 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 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①让陈云「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陈云 对开展「抢救」运动的态度很不积极。据陈云当年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 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了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 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 背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正是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就不要他过问审 干、反奸一类事，而是让陈云「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从 1943 年 3 月陈云住进枣园到 1944 年 3 月，他离开枣园，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 场到落幕的一年，在这一年间，陈云实际是被「靠边站」了，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许多事情都不知道」。②中组部部长一职则由彭真代理，当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 处后，彭真就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部长。
林彪于 1943年7 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 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 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审干、抢救中，曾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 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 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 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并对叶剑英在延安的亲属进行「抢救」迫害。 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特务，从 1943 年秋至 1945 年春被长 期关押，「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精神一度失常。③叶剑英虽未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 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 英对康生深恶痛绝。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 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 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分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 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 他们都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 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
①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 30、112、114。
②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 114。
③任质斌：〈纪念党的好女儿——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 20。
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 小心。①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 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 年 7 月 16 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 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 旗党」，给周恩来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 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②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 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 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 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于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任弼时此时处于 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毛虽感觉到任弼时有 些碍于碍脚，但为了利用他作为老干部的象征，分化打击王明、周恩来等，故对任 弼时仍予以容忍。在 1943 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 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 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 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③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它高干相比， 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 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④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 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 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 后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后，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 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 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 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于 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 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 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后成为
①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 186-87。
②《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页 562。
③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 127-28。
④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157。
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 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是「特务」。王世英上书 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覆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 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责骂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 王世英「有几个脑袋」？①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 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②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 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 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后他 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 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③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 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 依照规定，杜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 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 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数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 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后结论是： 延安各单位 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④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后，中央 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 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⑤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 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后，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 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 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 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 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 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①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 191-92、192、193。
②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 191-92、192、193。
③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 191-92、192、193。
④陈龙等的上报材料估计反映的是运动初期——1943 年 7 至 8 月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后，几乎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程度不同地被 抢救。
⑤修来荣：《陈龙传》，页 1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