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上午九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受云南大学之邀做《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论“何为中国”》的讲座。葛兆光教授从中国历史上三个讨论中国的历史时期讲起，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讨论“何为中国”的社会时代背景，探讨了谈论“何为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是在不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疆域不断移动，不能用现在的疆域、族群倒推中国的历史。本文为葛兆光教授讲座记录整理，“我读”节选部分予以推送，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特此声明。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历史上，中国人大概经历了三个讨论“何为中国”问题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宋代。从安史之乱（755年）到澶渊之盟（1005年），这250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分割点，出现了很多讨论“何为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其中最典型的如宋代理学先驱石介的《中国论》，再如欧阳修等人涉足的政府论，反复论证谁是政府、谁是中国。与此同时，春秋之学重新受到重视，注重尊王攘夷观念。显然，这些历史现象源于北宋严重的疆域危机，由于北宋疆域面积缩小，出现了如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中提到的胡汉问题。北宋时期，胡汉问题从原来的内部问题变成了一个外部问题，也就是华夷问题。如此，北宋面临着强大的对手，如辽、夏、高丽、日本等，面对这个局面，在澶渊之盟后，焦虑的宋王朝开始讨论“谁是中国”。

第二个时代是晚清到民国。1895年甲午海战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是中国从传统的帝国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彼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以康梁为代表，认为要保存大清帝国建立的疆域，应该有一个类似中华民族的概念，维护、保存大清帝国建立的疆域、族群。另有革命派，如章太炎、孙中山等人，认为中国从明代以后就亡了，所以要驱逐满清建立民族国家，恢复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国家。两方对立，展开了什么是中国的激烈争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接替大清王朝，实际上它是维持大清帝国建设的疆域，因此也要维持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处。如何使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中国维持在一个共同的国家内？日本人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中国长城以外应该叫满蒙，此说法刺激了中国。二战时中国人和日本人关于满蒙的问题争论激烈，中国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合理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分裂，刺激了中国捍卫大一统、捍卫多民族疆域合理性的决心。从晚清到中华民国有两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族，各个民族就像是大家族的分支，所以来源也是同一个，强调中国的不可分割；另一本是罗梦册的《中国论》，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既不像帝国也不像西方的国家。从这里再回过头看北宋时期的中国论，事实上，将近一千年来关于中国的焦虑始终存在。

第三次就是现在。现在为什么要讨论中国？中国国崛起带来的问题是内外两方面，从外部来说中国一旦崛起，中国和世界上通行的国际秩序就会发生一定的冲突。就好比一个车厢，只能容纳五六个人，这五六个人规规矩矩站在一起，突然有一个人变胖了，彼此位置就会发生变化，必然会引起冲突，是要接受原来各安其位的秩序还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秩序？同样，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国家不断发展，城乡差异、基层差异、族群差异越来越厉害，内部认同出现问题。因此，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重新认识现在中国的类型，以及未来中国应该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处。

当然，这其中也有现实因素的刺激，尤其是中国面对的十个麻烦带来的焦虑：一、1990年代出现中国与南北朝鲜之间的危机；二、中日海上争端问题；三、新疆东突厥问题；四、西藏和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的问题；五、内外蒙古问题；六、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七、南海问题；八、台湾问题；九、香港问题；十、地方和民族认同问题。这十个麻烦可归纳为三类，民族问题、周边问题、国际问题，这三个问题反过来刺激我们今天要讨论中国该怎么定位、中国该如何与世界共生。因此，今天讨论“何为中国”的问题基本有五个关键词：疆域和领土、族群和民族、宗教和信仰、国家或帝国、认同。面对这些问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作为研究者，我们能体会到这些焦虑的存在，我们要顺着国家或历史的根据去寻找病源，但是同时要明白，我们是诊断病源的医生，不是开刀动手术的医生，开刀动手术的是政治家。我们有责任告诉大家今天中国出现了哪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何为中国”的原因。

《宅兹中国》，葛兆光著，中华书局，2011年版

如果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困境？第一，固守一个陈旧观念，一旦谈到领土合法性问题，常用“自古以来”，但是 “自古以来”谁都可以讲，而且依据的资料也不同。以东亚各个国家教科书为例，韩国教科书称自古以来长江以北就是韩国，越南教科书称自古以来长江以南就是越南，因此如果不讲清历史，简单用“自古以来”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其次，如果不讲清何为中国，容易在中国史研究中产生固定的“中心—边缘”意识，如此就会忽略边缘的重要性，也会忽略边缘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心的事实。一旦中心—边缘意识固定以后，很难跳出历史书写的模式。第三，现在学界出现了边疆史地研究，如上述所言，“中心—边缘”意识不能被固化，那么“边疆”是现代的边疆还是古代的边疆？傅斯年说过，不要轻易用边疆这个词。因此，边缘和中心的概念不能够固定，更不能从现代中国的疆域倒推边缘中心概念，要用历史的观念来看待。

中国的内和外常常是移动和变化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国基本格局，《汉书·西域传》言，“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长城变成了一个中国的边界。然而，现代歌词唱到“长城长，长城长，长城两边是故乡”。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内和外不一样的。有些地方是从外逐渐变成内，如北方胡人不断南下，在南下的过程中不断被汉化，但是北方的汉人也在不断地胡化，北方的汉人由于北方胡人的压迫不断南下，于是南方的夷人不断汉化，但是南下的汉人也在南方夷人的影响下不断夷化，胡化、汉化、夷化是双向过程。历史上，中国不断把外部的疆域纳入，最重要的时代就是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领土。从明朝开始到雍正年间逐渐实现的改土归流，使得中国成了满蒙汉回苗为主的五族大国，乾隆年间，福康安赴西藏征讨廓尔喀，中国就变成了满蒙汉回藏苗为主的六族大国。同时，还要看到，历史上中国也有很多地方由内到外的过程，比如安南，明朝设郡，清朝年间又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不要用现代中国的版图来固化历史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边界在不断移动。

中国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中国的内与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后，学界接受了民族国家是建构的这个概念，事实上西方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安东尼·史密斯针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任何强调民族国家单纯是建构的理论往往忽略了民族国家本质的一面，必须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探讨“何为中国”：

第一，中国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自唐代以来，中国不断延续，因此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中国的内和外不断变化，但是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以汉民族为核心建立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是导致现代中国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自秦汉以来，维持这个核心区域的稳定主要依靠制度、宗法、社会结构，与欧洲不同，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方式中国与欧洲有很多不同。

第三，尽管汉族是中国核心的最大的族群，但是也要承认现代的汉族是一个杂糅的民族，现代的国家也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迁、扩张的国家。

《中国思想史》（三卷本），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讨论何为中国的问题意识和回应方向在哪里？第一，回应中国历史学界关于中国史该怎么研究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发生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另外又有一些学者，历史中国是不断变化的。尽管说前者是捍卫现代中国合理性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忽略了现在所说的多元一体，也容易把中国书写成一部百川归海的历史，忽略了有些地方的内外归属问题，容易导致周边国家的反感和抵制，比如今天韩国、朝鲜、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对中国历史叙述上的争议。第二，回应中国政治领域为了论证政治合法性、领土神圣性过于依赖“自古以来”这个说法，“自古以来”忽略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变化，古代的疆域和现代的领土不完全是一回事，也会混淆政府和国家的差异，混淆王朝和中国的差异，混淆历史和现实的差异。第三，回应国际学界的质疑和看法，现在国际流行的历史书写方式放大了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强调越国界、超越疆域的全球史，在全球史中，以中国为单位的历史研究被质疑，对中国形成了冲击。上述问题也在逼着我们回答，什么是中国。

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去讨论中国是什么，是有历史的、学术的、政治的刺激。因此，可做如下总结：第一，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疆域不断移动，不能用现在中国的领土、族群倒推中国的历史。第二，要承认从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核心的政治文化区域，也形成了强大的内外观念、强大的中国历史。第三，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叠加凝固、再叠加在凝固，或者说是一个南下再南下的过程，同样，在这个历史中有帝国也有殖民，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一样。第四，中华民族是在清代及之前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清代以后，在由传统国家向西方国家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不是像西方那样只有一个脉络，而是有两个脉络，一个脉络是从天下到万国，另一个脉络是纳四夷入中国，这两个脉络结合起来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第五，兼有现代国家和天下帝国复杂性的现代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但这不是历史学家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政治学家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