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微信公号：第四维的晚宴（ID: emc2-1905）

1967年盛夏，金庸先生如常在凌晨时分结束报社的工作，与同事一道返回寓所休息。

寓所的门口摆了一个大的邮包，金庸以为是正常的邮包，弯腰就想拿起来，倒是跟他一道回去的同事王世瑜觉得有可疑，拉住了金庸。

这样一拉救了金庸一命。

报警后，警察到场，确认那是个装有土制炸弹的邮包，并在金庸寓所门口引爆了。

金庸先生是内敛的人，即便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旁人也很难从他脸上看到变化。

但他的内心肯定思潮起伏、百味俱陈，因为当时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把他放入暗杀名单的第一位，甚至放置炸弹想置他于死地的人，极有可能是他认识的人，甚至是他曾经的同事。

头号汉奸豺狼镛

 
事情要从1967年4月香港新浦岗的人造塑胶花工潮说起。

六十年代的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六十万膨胀至三百万，其中超过一百万是大陆躲避战祸或大饥荒而逃港的难民。

这些难民为香港工业发展带来了低廉的劳动力，但也因此廉价劳动力充盈，劳工对资方没有议价的能力。加上港英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劳资纠纷的工潮时有发生。

香港人造塑胶花厂的工潮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本是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常态，通常的流程是，工人罢工，静坐，政府劳工处介入，劳资双方谈判，得到解决方案。

金庸先生敏锐地感觉到这次工潮有所不同，左派工会控制的这场罢工很快就升级到反英抗暴、阶级斗争上去了，1967年5月6日，他们煽动工人在塑胶厂外面张贴大字报和毛语录，并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

当时大陆被极左思潮淹没，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尽管去年八月，文革刚开始时，掌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曾明确表示，不准左派在香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很快，革命形势已经不由他控制，十二月，他已经被小将们夺权、批斗。

金庸先生熟读中国历史和《资治通鉴》，被陶杰誉为最有政治家头脑的文人，他从青萍之末，察觉到大风暴之将至。大陆的极左路线，绝对不是他能接受的生活方式，于是自5月18日起，他就发表了大量的社评，为小岛的命运大声疾呼：《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6月6日，金庸先生更加尖锐的指出，香港的左派此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出自北京的指令，而是自作主张，因为早前他们曾经拥护刘少奇，刘少奇被打倒后，害怕自己被遣返大陆，于是采取如此激进的方式表忠心，置香港四百万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实在是自私自利。

这篇社论一出，戳中了香港左派的痛处，人性的自私与刻毒在此刻展露无遗：

1）他们用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最狠毒的词语诅咒辱骂金庸；

2）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图文并茂，引起很多市民围观；

3）他曾工作过的《新晚报》以三行大字标题刊出了一篇充满恶毒谩骂的“奇”文：“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爱国青年查良镛

 
熟读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他是那种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文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价值观。

也难怪，1924年查良镛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书香望族查家，是明清以来的“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査济民、查良钊、查良鉴、著名爱国主义诗人穆旦（查良铮）等均为其族人。最鼎盛时期为清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叔侄七人，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之说。

金庸是查升一脉，基因真是神奇，我们从金庸先生身上隐隐看到查升的影子。

金庸也从不掩饰自己文化贵族的身份，《鹿鼎记》的第一回，“如此风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是他家先祖查慎行，七十岁时无辜受文字狱牵连，风雪中押解上京受刑，有感而发的诗句，他也把这段故事融入鹿鼎记的开头去了。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经做过江苏丹阳的知县，有名的“丹阳教案”中，查文清认为是洋人欺压了百姓，因此擅自放走两名烧教堂的主犯，辞官归故里。

后来查去世，那两位被放走的犯人，前来送殡，哭了一路，每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袁花。

这件事对年少的金庸影响很深，一是对国家和民族灾难有厚重的忧患意识；二是对底层的百姓有深刻的同情。

这样的认知奠定了他的左倾爱国思想，1948年，他考入《大公报》，被派驻香港，他还曾是报社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组长，真够左。

1949年11月，撤退台湾的国民政府与中共就民国遗留在香港的一批飞机的产权发生争议，年轻的查良镛用他所学到的国际法知识，洋洋洒洒写就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认为这批飞机的产权是属于年轻的中共政府的。

因为这篇文章，查良镛被中共外交部的顾问看中，盛邀他到新成立的外交部上班。金庸曾经有过外交官的梦想，因此满怀热情收拾包袱北上求职，结果发现当时的政府并不信任无党派人士，也不需要职业外交官，于是失望而回。

后来一位名作家说，如果查良镛当时就职外交部，华文世界就不会有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反而多了一位可怜的外交部小职员，在历次运动中九死一生。

明辨是非，积极中立

 
爱国青年查良镛是什么时候从他天真狂热的爱国热情中清醒过来的呢？无从稽考，但我们可以勾画出他的思想轨迹变化。

1950年从中国外交部铩羽而归后，重返《大公报》，查良镛一直受到同事的排挤，郁郁不得志。

1950年底他离开《大公报》，到《新晚报》主持副刊“下午茶”栏目，同时负责翻译、撰稿、编辑等工作，此时的他非常低调，非常沉默，早前的意气风发全都收藏在生活和工作的琐碎中。

1951年，传来了一个让他悲痛欲绝的消息，在内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的父亲查枢卿作为大地主，被镇压了。被镇压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处决了，被处死了。但是父亲的去世并没有改变他左倾的思想，2000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月云》，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金庸小名叫宜官)，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

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

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好吧，这也太伟大了，又红又专，不愧为《大公报》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组长。

金庸的思想是左，但不是极左，而且不是一成不变，1959年，他与友人合资十万创办《明报》，当时就明确办报的宗旨是“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后来他进一步解释积极中立的含义：“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都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金庸与他的小龙女夏梦

与左派报纸的第一次论战

 
众所周知，1958年-1960年，中国出现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数以千万算。当时中共内部展开了一场要核子还是要裤子的争论，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和中共政要主张下马，要裤子。但是1963年10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北京对着日本记者团，说了句有名的话：“不管中国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

其实查先生对中国大陆的负面新闻一向都留手，因为他的左倾思想吧，觉得年轻的共和国需要成长期，不应该总报道它的负面。但是陈毅的核裤论一出，舆论哗然，他忍了一下，最终没有忍住，在1964年发表了社论《要裤子，不要核子》：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 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 老实说， 那绝不是好政府。 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 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

这个社论一发，马上引来了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号称香港五大左派报纸的围攻，当然，金庸亦毫无惧色，一支健笔与他们周旋，没想到香港的读者就喜欢看笔战，反而无意中让默默无闻的《明报》销量大增。

这场论战以左派报纸突然停止攻击结束，闻说负责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出面喝停的，不过后来又说，是陈毅授意的，因为他觉得，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这次论战，是金庸第一次直接对内地的时政进行尖锐的批评，也算是他秉承《明报》创刊的宗旨：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六七暴动，全面割裂

 
1964年论战后，金庸虽然没有与左派重修旧好，但也不算有什么大的裂痕。

直至1967年五月，他感觉左派工会骑劫了香港新浦岗人造塑胶花厂的工运，并且察觉他们因为私心，发动了这场极左的运动。于是，他大声疾呼，使得自己直接与左派激烈地对立起来。

其实金庸低估了这场暴动的严重性，根据英国的解密档案，1967年5月22日，港督戴麟趾曾向英国急电，示威者的口号中含有“杀死戴麟趾”的口号，并怂恿警察叛变；随后，7月8日，300名中国民兵越境枪战，广州解放军曾一度想攻入香港。

7月初，左派开始将行动全面升级，在街头多次袭击警务人员，7月16日以后，香港街头开始出现罐头制造的土制炸弹以及汽水瓶装的燃烧弹。

8月22日下午，大陆极左势力呼应香港的暴动，红卫兵竟然冲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并放火烧毁，代办处人员被红卫兵殴打，并强迫向毛泽东像下跪。

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内对左派的暴动加以讽刺，并说他们“乌糟邋遢，下流贱格”，8月24日，林彬在上班途中遭到暴徒袭击，往他的汽车内投放燃烧弹，林彬被活活烧死。

林彬的死震惊了香港，也震惊了金庸，他的《明报》连环发表《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愤怒谴责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殊不知，左派的锄奸行动，已经把他放在暗杀名单的第一位了。

几日后，金庸与同事忙完报社的工作，凌晨下班回到寓所，就在寓所门口遭遇了邮包炸弹，幸亏同行的王世瑜眼明手快，否则金庸就惨了。

警察来到，引爆了炸弹，并告知金庸，他已经是左派暗杀名单的第一位了，现在香港兵荒马乱，警方抽不出人手二十四小时保护，他最好先到国外避一避。

于是，金庸到了新加坡，对外宣称是到新加坡拓展业务，实际上是避难去了。

那一年，新加坡《新明晚报》的编辑记者们，会见到一位身材中等，脸型四四方方，带着金丝眼镜，不苟言笑的中年人，下午三点准时到报社，坐在总编番粤生的位置上，一边抽烟一边写稿。

大家道，写的是什么？

《笑傲江湖》！

他把自己的满腔怨愤都写在这本没有朝代的黑色政治讽刺小说里面去了。

尾声

 
根据英国解密档案，1967年9月，英国曾评估过若果中国强行夺港，理论上可商讨移交安排，但怕中共外交失去理性，他们也制定了直接紧急撤离的方案，因为若解放军攻打香港，英军最多支撑48小时。

六七暴动，以周恩来紧急请示毛泽东，逮捕了几个造反派，紧急喝停香港左派的暴动告终。周恩来向港英政府传达了中央不急于收回香港的信息，中共对香港的政策是“保持现状，长期利用。”

根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2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警务人员；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怀疑炸弹，其中1167个时真炸弹。

港英政府研究暴动的成因，开始适当调整原来的“自由市场，积极不干预”的策略，开始透过主动关心及改善一般市民的生活，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舒缓民众的不安以及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而金庸，他被香港政府秘密保护至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上台为止。1973年，他赴台接受了蒋经国的会见，1981年，又赴人民大会堂，接受了邓小平的会见，从一种《笑傲江湖》到另一种笑傲江湖。

他还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