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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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那个说要用刀捅自己妻子的父亲吗？
像之前一样，他完全不理会别人听到这句话会感受如何。我如鲠在喉，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一脸。我跑出办公室，关好门，在卫生间里大哭。
下班路上，手机振动个不停，来电显示“妈妈”，我烦躁得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坐在公交车上，想起小时候的某天夜晚，她到我的房间里，流着泪说她不想跟他睡，“脚臭得熏死人！还一天到晚的嫌我烦人……”
我背靠着她，听见她在默默抽泣，听见她在埋怨命运的不公，“我命贱，命苦……”她越想越伤心。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只觉得心里压抑得很。这时候，我希望自己强大到可以收回母亲的眼泪，我更希望自己是个男孩，可惜我不是个男孩。
很多时候，我对母亲的“同情”是大过“爱”的。
“爱”是什么东西，好像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爱”是祖母为了有人养老送终，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养子吗？“爱”是那个说要用刀捅自己妻子的父亲吗？“爱”是那个在自己受了委屈向女儿哭诉父亲多么不好的可怜的母亲吗？
如果这些都不能称之为“爱”，那要该如何给它们下一个定义呢？
我只能定义它们为“命运”。
母亲3岁的时候，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妈妈抱回来的4个月大的婴儿，会是她将来的丈夫。
待母亲长到19岁，她嫁给了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弟弟”，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家庭的重任——生个儿子，给王家延续香火。头胎生了一个女儿，因为营养不足，母亲说大姐姐生下来只有小猫那么大，她抱着大姐姐出去串门的时候，被父亲斥责“怎么有脸抱出去，不嫌丢人”。
他们继续再接再厉，两年后，生下了二姐。为了成功完成任务，躲过计划生育的罚款，他们选择送走二姐，创造多余的名额。谁知第三胎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儿，不知道是不是三姐明白自己不是父母想要的儿子，3岁时就因癌症而夭折了，自动牺牲自己为父母创造生儿子的名额。等到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母亲觉得这一胎一定是个儿子。
“你不像你的姐姐们，你在我肚子里很调皮，老是动来动去。”母亲说。
母亲怀着我5个月的时候，在田里插着秧，一阵阵袭击的腹痛，让她丢掉秧苗，去了镇上的私人诊所。
医生给她号了脉，说没什么问题，注意休息就好了。
“你这一胎恐怕又是个女孩。”医生望着母亲的肚子说，沉思了片刻，问母亲是否要打掉。
母亲摇了摇头。她舍不得这肚子里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男孩。
接生婆来了之后，母亲的两个小姐妹像门神一样靠在门槛上，看着母亲生产。这时，王梨花的爷爷听闻我母亲要临盆了，从他孙女王莉花的“三朝礼”仪式上抽身出来，到我家候着——因为“洗三”生子能得子——是个好兆头。
母亲努力两个小时后，我哇哇坠地了。
“不是男娃，也是女娃，和我们家一样！”邻居爷爷像疯了一样在屋外大喊，唱着歌从我家离去。
母亲抱着我，哭了。
“每生一胎，我就要哭一回。”母亲说。
她说邻居爷爷幸灾乐祸的歌唱声，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爸爸呢？你生我的时候，爸爸不在旁边吗？”我着急的问母亲。
“你爸？”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她从来没有在意这件事，“你爸不在家啊。我生你姐姐们，都是我一个人生的。”
到了我这里，父母终于放弃生儿子的希望了，大概也是因为经济所迫，毕竟我的祖父是个贫农，没有什么殷实的家底，而且祖父很早就过世了。
父亲没有来得及参加我的“洗三朝”，就拿着行李外出闯荡了。父亲的“出走”，或许是因为没有儿子而不能在王家村立足，所以他要在事业上成功挽回一些男子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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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与母亲、祖母三代人相依为命的生活。父亲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来，大姐姐在卫校读书，回家的次数比父亲还要少。母亲说父亲回家就像住宾馆一样，回家什么活也不帮她干，还要服侍他，连住宿费都不交。
即使父亲回家的次数很少，他还是会和母亲吵架，在我看来他们吵架是因为钱，在祖母看来，是因为他们没有生一个儿子。
每次他们一吵架，祖母就会帮母亲说几句，但祖母的帮忙反而是火上浇油，加大了父亲的怒气。父亲气得大骂“一家的孬子”，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
父亲走了之后，母亲和祖母还要延续战争的尾声。
“你以后别借钱给人家了，省得挨骂。”祖母好心相劝。
“你晓得什么？！别在一边瞎嚷嚷！”母亲的嗓门很大，“他给你钱了，就觉得他对你好！还不是我在家照顾你……”
“奶奶，你少说两句！”我也加入了战争，嗓门也很大。
在这样的战争里，嗓门是我们的武器，好像谁的音量大就代表谁有理。
“你这孩子，我还不是为你妈好！”祖母一脸的委屈。
“为我妈好？你为我妈好，就应该把她嫁出去，而不是让他们俩结婚！”我嘶喊着，眼泪流了下来，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为母亲。
“他们年轻的时候好着呢，不然哪来的你们？”祖母辩解道，“要是你是男孩，你爸肯定不这样……”
小的时候，祖母经常跟我说，我应该在出生之前，求阎王爷给我一个小鸡鸡，这样我就是个男孩了。
然后，我就在心里假设：如果我是个男孩，爸爸就会对妈妈好一些；如果我是个男孩，妈妈就不会这么可怜；如果我是个男孩，爸爸妈妈的感情就会变好……
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个男孩，我是否会改变我们家庭的命运。生活里没有“如果”，我只能是个女孩。
我听见母亲在卫生间里啜泣，我不能站在门外置之不理。我推门进去，母亲坐在黑暗里，我没有开灯，叫了一声“妈”。
母亲抹着眼泪说，要不是因为我还小，怕我没有妈妈，她早就去死了。
接着，她想起我们家刚刚盖好新楼房时，她差点喝农药自杀的事来，那一年我8岁。
“到处借钱给人家，还给别人做担保，现在钱都收不回来了！”父亲大吼，“你把我当摇钱树啊，就这样糟蹋我辛苦挣的钱！”
“你给过我钱吗？除了娣娣的学费，你没给过一分给我！”母亲仰着头，大声争辩着，“那是我的钱，你管不着！”
父亲气得打了母亲一耳光。
受了委屈的母亲，抡起手里的笤帚向父亲扔去。
站在一旁的我吓傻了，哭着说：你们不要打了……
接下来，我能记得的就是，母亲瘫倒在地上，血从她的鼻子里流出来，8岁的我不知所措地蹲在母亲身旁哭喊“妈，妈……”
我的哭喊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她敲打我家厨房的窗子，问我怎么了。
我抽噎得说不出话来，我只知道我需要她的帮忙，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门闩打开。
好心的路人查看了母亲的状况，马上又去叫了其他人来帮忙。
“你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个毛巾要给我擦脸上的血，我被他们拉着。”母亲流着泪回忆道，“那个时候，你奶奶还住在老屋里，农药也还在老屋里……”
那是我的记忆里，父亲唯一一次动手打了母亲。之前之后，他们只有争吵，没有打过架。他们吵架的时候，父亲手里如果有茶杯或者饭碗什么的，那一定会成为父亲发泄的对象。等他们吵完了，我就会默默地扫掉碎了一地的残渣。
母亲眼里的泪脸上的血，让我开始仇恨父亲。在年幼的我眼里，是父亲让母亲流泪让母亲痛苦，全都是他的错！我用不接他的电话不喊他“爸爸”的方式来为母亲复仇。
一次，父亲打电话回来询问我的近况，祖母喊我接电话，我躲在衣橱里不出来。
晚上母亲回来问我为何不接父亲的电话。
“为什么你们不像别人家爸妈那样？你们老是在吵架，你总是在哭，他对你不好！我恨他！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孩子！”说完这些，我哭了。
“世界上比你可怜的孩子多了，有的孩子连爸爸妈妈都没有。”母亲流着泪安慰我，“记住他的好，忘记他的坏。”
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秉着“记住他的好，忘记他的坏”来度过她的前半生的，或许后半生也要秉着这个原则，才能活下去吧。
当王家村开始传父亲在外面有女人的时候，母亲曾带我去过镇上一位当老师的亲戚家里，从包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给他们看。母亲指着照片上的小女孩说那是父亲跟外面的女人生的。
后来，又有一个女人在父亲在家的时候经常打电话过来。祖母说她在楼下听见女人和父亲常常讲电话到深夜。那时，父母亲早已不同屋睡了，他们彼此厌恶而相互仇恨着。
有一次，那个女人打电话来时，父亲出去串门不在家，祖母接了电话骂她“狐狸精”。我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懂祖母的方言。
再后来，那个女人还来过我们家里。带着一台长虹大彩电，还有给我买了漂亮书包、文具和发夹。父亲说那女人是他的老板。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来款待他们。他们没吃完，就开车离开了。我追着车子跑了一会，直到看不见车影。
我对那个女老板似乎还有些好感，毕竟小孩子是很容易被收买的。而且她长得好看，打扮时髦，即使她的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看上去可比我母亲年轻多了。母亲因为种庄稼的缘故，皮肤黝黑，还有少年白的白发，眼角的每一条皱纹都在诉说命运的苦痛。令我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接受了那个女老板怜悯的1000块钱。
她没有因为父亲在外面的“女人们”跟他吵过架，只因为钱的事情跟他吵架。
小时候，与母亲一起在地里锄草，母亲跟我说山那头的村子里有一个女孩，长得和我像双胞胎。
母亲说起那个跟我的眼睛长得一样好看的女孩，语气平静甚至还带着笑意。
“那个女孩，是爸爸跟别人生的？”我站在烈日下，问母亲。
母亲带着怒气说：“跟别人生的也是女孩，是他的问题。”
年幼时的我，以为母亲借钱给别人是以解他人燃眉之急，年纪大一些之后才知道母亲是在放利息。这大概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艰难的谋生方式之一吧。
母亲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比起王家村同龄的女人来说，母亲能识字，已经很厉害了。母亲写的字，端正好看。她的学习成绩不比父亲差，但家里穷，祖父母承担不起两个孩子的学费，只好让母亲辍学在家帮忙务农。
父亲上到初中一年级时，说他不想再读书了。母亲说父亲在跟师傅学裁缝之前，整天在家游手好闲，与她一起去地里干农活，一般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干，父亲却躲在棉花地里睡大觉。
父亲外出打工后，并没有把自己挣的钱全部交给自己的妻子，除了我和姐姐的学费生活费。对于钱，父亲似乎不信任母亲。我5岁那年，13岁的大姐姐因为找不到父亲让她保管的银行定期存单，而被父亲罚跪的场景我历历在目。等到我14岁的时候，父亲就让我自己管理生活费学费，我不再向母亲伸手要钱了。
这个时候开始，父亲将自己的一部分银行卡、存折、存单放在我这里，定期的时间一到，他就会拿回这些东西。有一次，他竟然怀疑我取了里面的钱，他说钱少了。
“你是不是拿钱给你妈了？”父亲问我。
我摇摇头。
父亲不信。后来父亲知道是自己搞错了，但从那之后，他没再让我保管他的银行卡和存折存单了。
至于父亲有没有给过家用给母亲，我是不清楚的。母亲说没给，父亲说给了，我也不知道该信谁。
自从大姐姐生了一个随父姓的男孩开始，祖母和母亲就告诫在读高三的我不要学大姐姐，一再嘱咐我找一个离家近的男孩结婚，且家里有兄弟的男孩。在她们看来，孩子跟我们家姓，才是我们家的孩子。
父亲对孩子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没有那么在意，他说养孩子不是养狗养猫那么容易的。父亲不在意的“姓氏”，却是母亲和祖母的“家族重任”。
“你妈撑起的家不容易，你们都嫁到外面去了，家就没了。娣娣要听话，找个上门女婿，看到你生个男娃，奶奶才能跟阎王走。”祖母的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跟母亲不能谈“孩子不跟我们家姓不上我们家户口”的话题，一说，她就哭。
母亲说别人家的女孩都找了上门女婿，羡慕人家年纪轻轻做了“奶奶”，流着泪骂我们是“白眼狼”。
以前，我还能跟她们说“我大学都还没念完，我年纪还小”，大姐姐也还能以“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来搪塞。但是随着我毕业工作，国家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开始，我和大姐姐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不去生一个“姓王的孩子”。
我谈了一场又一场的恋爱，延迟着“结婚”的选择。大姐姐终于从母亲的眼泪里败下阵来，开始备孕生一个“我们家的孩子”——十月怀胎，大姐姐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姓王的男孩”终于了结母亲和祖母的夙愿。
从此之后，祖母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无男子出席祭祖大礼了，似乎她从未将父亲看成我们王氏家族的人一样；这个“姓王的男孩”身上流淌着的王氏血液，终于能让祖母驾鹤西去时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了。
从此之后，母亲在那些招了上门女婿的同龄人面前能直起腰板做人了，能抱着她的孙子在邻居面前，骄傲得说——“奶奶不好当啊！”
我的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调整好情绪的我，点击了“接通”。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母亲声音哽咽。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为什么我不接她的电话，母亲已经在电话的那头哭得不能自已——
“他说要打死我……我生来命贱，受了这么多年的气……他说要跟我离婚……离婚也好，我一个人过还好些……这么大年纪离婚，村里人要笑死了……反正你们现在也大了，也不需要我了……说我不把他当一回事，不跟他商量，村书记给他打电话，是他不知道你大姐孩子的生辰八字，让村书记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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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的同时，我的手机振动着——我一看，是父亲的电话。
“妈，妈，爸爸也打电话过来了。”我残忍地打断了母亲的哭诉。
“好，你跟他说吧。娣娣，我刚跟你说的，你别跟他讲。”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了不少。
我跟她说好的，挂断了母亲的电话，接通了父亲打进来的电话。
“我跟你讲，娣娣——”父亲急不可耐地向我展示他的愤愤不平，“你家妈，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根本就不把我当一回事！前两年，把家里的地卖掉，我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昨天，村里打电话说要把你大姐孩子的信息登记到族谱上，我搞不清孩子的生辰八字和姓名，就让打电话问你妈。好了，你家妈厉害了，把你男朋友的名字也写到族谱上了，要不是村书记跟我讲，我还不晓得！你和你男朋友还没结婚，以后结婚的要不是他呢？还有你，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
父亲的咄咄逼人，让我说不出话来。
“妈问我，我就跟她说了。”我努力地崩出一句话，“再说，以后结婚要不是现在的男朋友，也可以改啊。”
“你个孬子！那是族谱，族谱！那是大事，说改就改了？！跟你妈一样孬！你们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之主，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
父亲就这样挂断了电话，留下这边一脸错愕的我。在我还没回过神时，电话再次响起，是父亲。
我用最大的力气，平静地为母亲“申冤”——告诉他不应该跟村里人打电话说要打妈妈，试图向他传达母亲的“受伤”。
“我岂止是要打她，我还要拿刀捅她！”他咆哮道，挂断了电话。
我的眼泪像开了阀门一样，汹涌而出。我的胸口堵得快让我窒息了。
15岁那年，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与母亲离婚，毕竟那时他早已事业有成。
“至少，这个家在表面上看来是完整的。”父亲对我的问题并没有表现得诧异。
“可是，这个表面的完整是用胶布粘好的，里面早已经四分五裂了。”我似乎在用一种请求他们离婚的语气。
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不语。
手机上的8个未接电话——用红色字体来标示它的重要和紧急，“妈妈”两个字赤得我睁不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