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工作室 | 下辈子 别做中国的文科生

体验过文理分科教育的学生会懂，在中国，文科生受歧视的程度，可能和婚恋市场上的属羊女孩差不多。

诗词歌赋风花雪月，那是校园言情里的文科；经天纬地治国安邦，那是文科生眼中的自己；理科无能死记硬背，这才是理科生以及一般人眼中的文科生。

文科生读书时成绩差，报志愿选择少，毕业了出路窄，就业后工资低，逻辑思维一泡污，男生都是娘炮，女生找不着对象，可以说是生而为人，百无一用。

可是文科生也很绝望啊，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歧视呢？

1952年，文科断子绝孙

提到文科生的辛酸史，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绕不过去的一件大事。

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带来了他的“苏联模式”。他认为新中国的大学就是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要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医师和农业专家，而不是文科生这种大而无用的人。

阿尔辛杰夫的这套理论不仅奠定了中国高校改革的基调，他还带来了与改革配套的政治手段。

事实上，早在1949年高校教师就反抗过苏联式改革。1951年9月到1952年下半年，高校知识分子遭遇了一场彻底的“洗澡运动”，是否拥护院系调整被上升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不管什么学科，马列思想先指导一下。

这次运动后，院系改革的进程就顺畅多了，许多文科专业被直接砍掉，社会学就是其中一个。在简单粗暴的苏联专家眼中，社会学不属于科学，既然跟历史唯物论一样是研究社会的，二者只能取其一，姓资还是姓社，就看你砍不砍社会学了。

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两个，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第二年最后这两个也被取消了。

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1949年就被并入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又被取消，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学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向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多名学者被迫离开，潘光旦、费孝通去了中央民族学院；史国衡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清华大学担任总务工作。

院系倒闭，学者四散，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内地真的断子绝孙了。

心理学也没好到哪去，仅仅是因为它“资产阶级的出身”以及与“唯心论”的字面联系而不受待见，除了师范类院校有教育心理学的科目，综合性大学里只剩北大和南大还留着心理系。

而南大心理系1952年后也没有再招生，1956年并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北大的心理系也非常坎坷。按苏联专家的理论，心理学既然研究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最后沦为哲学系下面的一个教研室，却成了全国唯一的一个心理学教学单位。

表面上看只是院系调整，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切割对学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952年开始，北大心理系本专业相关的课程少得可怜，哲学系课程占了大半，如“逻辑学”、“哲学概论”，甚至俄文。原来的专业课程不上了，文科都学什么呢？政治课增加得最多，课程占比甚至超过了专业课。1957年和1959年，为了响应当时“联系实际”的号召，才增加了医学心理学和劳动心理学两门专业课。

当时猛增政治课的目的也并非真正研究马克思。1960年，中苏争端公之于世，中国需要大量能够理解和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包括北大在内的几所大学匆忙重建政治学系，主要就是为了与苏联马列理论抗衡。

同样被贬为“资产阶级人文学科”的人类学，得感谢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大学把人类学归到了生物学下面，所以复旦生物系得以保留一根人类学独苗。只不过，这根独苗真的变成了研究人类基因、生理的学科，而它的另外三个分支——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则被彻底割弃。

50年代，中国成了全世界文科生数量最少、文科教育比重最小的国家。文科、财经、政法这三个科类合起来的学生数比例1949年33.1%，1953年14.9%，到了1957年仅剩8%。

与此同时，理工科那边又是另一番景象。高等工业学校1947年仅18所，院系调整后新设了钢铁、地质、化工等类学校31所，短短十年，工科学生所占比重从1947年17.8%涨到1957年37%，几乎翻了一倍。

直到80年代文科才恢复重建，但重建谈何容易。正像费孝通所说，一门学科固然可以挥之即去，但不能招之即来。

被毁掉的文科专业

终于熬到20世纪90年代，文科院系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中国兴起了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热潮，没有文科专业说不过去。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场潮流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灾难。

1990年，国家启动“211”工程，从全中国各地挑选出了100多个高校，一起分130多亿元的建设经费。僧多粥少，只能给最高最壮的孩子吃肉，优先给办学规模大、需求更大的综合性大学打钱。

什么是综合性大学，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有个硬指标，需要有效覆盖6个及6个以上学科门类。

想要学科门类多，这太容易了，主要有两条路：一种就是像浙大一样，吞并周边的专门院校；另一种就是自体繁殖，不管自己行不行，先申报学科点、招老师招学生。相当一部分综合性大学就这样由理工科大学匆匆改造而成，学校是升级了，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低水平文科专业。

为什么说他们低水平？建国后30年内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井喷期，世界政治学研究机构增加了7倍，论文数和学者数都增加了3倍，这些都被我们错过。老一辈文科学者经历了60年代的大风大浪，挺过来的没有几个，只能用教师进修班、讲习班这种速成方式培养年轻教师，再让他们去教学生。

当然，一心只想增加学科门类的理工科大学并不在乎这些，大面积扩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文法学院”，基本是从原来的马列、思政公共课改造而来，大大节省了成本。

2004年，南京邮电大学成立社会科学系，前身就是政治理论教研室、马列教研室和社科部。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更厉害，从马列教研室、社科部分裂出了法学、文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种文科专业。

匆匆办学带来的恶果就是文科院系都像后妈带的孩子，爹不疼娘不爱，生存状态极为恶劣。

2016年，厦大中文系教授、博导王诺发表公开信，抗议学校文学博导要先交学校2.9万元/人的经费，然后才能招生的政策。多数人文学科，导师没项目，学生不参与，穷的叮当响，却要跟理工科一样交钱。

王诺老师抗议的大背景，就是中国高校里文科普遍太穷。2017年4月，75所部属高校公布了2017年经费预算排行榜，倒数的十所大学除了北京化工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全都是文科类院校。

要知道，大学分配经费是以重点学科为指标，最近一次评审是在2006年， 一共286个一级学科，平均每个一级学科可以获得3.4亿经费，但文科仅占60个左右。此外，中国设有国家自然科学奖，而文科的国家级奖项近乎没有。

钱是第一生产力，没经费意味着学者收入低，文史哲研究者在学校宿舍里苦苦煎熬几十年很常见。

对文科学生来说就更苦了。众多文科专业中，最典型的“大跃进”专业就是公共管理，国内发展历史至今不过18年，但开设数量和招生规模却相当惊人。2000年，开办公共管理专业的院校仅57所，截至2017年，高校数量已经达到476所。

热火朝天开起来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专业的学生学了什么、将来能做什么。

教育部当然规定的很清楚，公共管理是为“公共事业单位”培养管理人才的，说白了就是未来的公务员。相反，在国外，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身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光明正大地为政府培养人才。

例如美国有个名字相近的社会工作专业，最开始是发现慈善总会的志愿者效率不高，1898年开始举办暑期培训班，实用性才是第一位的。后来才有了社工专业，学生主要是去公益组织、慈善机构、工会等非政府组织工作。

公共管理其实就是各个学科的大杂烩。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方向的课程在总体课程中能占到1/3，每样都学，每样都像通识课。

在这种状况下，学生不仅学不到东西，更难找工作。2015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2014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主要本科专业（前10位）”中排名第8，就业和专业相关率仅为45%。

在文科专业都风雨飘摇的环境里，文科生更沦为配角。

歧视从中学开始

经历了上世纪的两场高校改革，文科生终于成为了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弱势群体。

事实上，文科生弱的起点并不在大学。1949年中国全面照搬了苏联的教育体制，在苏联专家“只有理科生才能建设祖国”的歧视下，恢复了民国时废除的高中文理分科。

高中教育没有知识分子振臂高呼，改革力度更好掌控。从那时起，我们的文科生学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文科。

或许你还记得你的高考语文试卷，无非是死记硬背古诗词、揣度人意阅读题、抄来抄去写作文，经过大量应试技巧的重复练习，不用思考，完全凭肌肉记忆就可以答题。

“人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刚性的模式之中”，正如钱理群教授阅读高考语文试卷后发出的长叹：“我感到生命的窒息。”

再以历史课为例，这可能是我们学到的最接近文科的课程。但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课本一直在更新。例如1991年的大修改，为了应对学生的“信仰危机”，中国历史课本里的“阶级斗争”被替换为“爱国主义”，中国获得独立的“胜利者叙事”被改为归咎于西方的“受害者叙事”，单一的叙事逻辑，注定要扼杀学生的批判思维和逻辑能力。

高中文科的初级难度，两眼一闭，学生只要当个默写机器，让优秀的孩子更不屑于学习文科。

2016年广州高考，华师附中、省实验中学等六所中学，基本遵循文科生比例越高、一本录取率越低的规律。也就是说，文科生比例决定了一本录取率的高低，进一步说明，差生在文理分科时，选择文科的比例更高。

众所周知，艺术和体育特长生的文化课成绩要求是最低的。2017年湖北省高考，文科班的艺体特长生是理科的2.88倍。2015年全世界中学生学习水平测试72个国家中，中国学生的数学排名第6，科学排名第10，而阅读仅排名第27。

其次，所以并不是文科生天生差，而是好学生用脚投票，蜂拥去了理科，相反成绩差的选择了难度更低的文科。

当然，老师和家长的影响也很大。以西部城市延安中学高一年级的统计结果为例，学生选择文理科超过80%的影响来自老师和学校。

结果就是高中文理科生比例严重失调，2017年高考，安徽理科考生有29.6万人报考，而文科考生只有20.3万人，比例约为3:2，这个比例在湖北约为5:3，在黑龙江甚至可以达到3:1。

老师和家长唆使孩子选理科，当然是因为他们比孩子们更早的看清了现实。

不妨看下2017年北京高考录取情况，理科录取率达32.4%，而文科录取率仅有15.6%，不到理科的一半。即便是北京人想考清华北大，文科的录取率也只有理科的一半。2017年，清华北大在京理科录取率约为0.75%，而文科录取率仅约为0.45%。

学理科更容易上大学，一方面跟大学的文理科专业数量有关。2017年全国高校本科506个专业中，文科专业只有不到200个，其中相当一部分专业“文理兼收”，而且集中在经济学类、法学类、教育学类等热门专业。

说白了，理科的热门专业只招理科生，而文科的热门专业都有文理兼收的机会。

中学为了升学率，自然更照顾理科生，老师更鼓励学生，特别是尖子生选理科，优秀的师资向理科班倾斜，学生不断强化“理强文弱”的思维，不一定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学校的态度。

老师、高中、大学，环环相扣，在文科生的世界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恶性循环，爆发点就在你找工作的那一天。

2017大学各专业就业排行榜，就业率高、薪资和满意度较高的需求性增长专业全被理工科包揽，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电气工程等等；相反，前景黯淡的专业除了生物工程，历史学、音乐表演、法学专业都挤满了文科生。

如果这还不能打击到文科生的就业信心，现实还可以更残酷，调查证明，工科生就算是转行去做专业不对口的文科工作，挣得也比土生土长的文科生多。

种种现实都证明，理科生成为人生赢家的几率高了不止一点，而广大文科生只能为自己点播一首《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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