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1903.6.25－1950.1.21）生于英国殖民地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民众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社会的特点：等级森严，弱肉强食，鞭子教育，强制统一，敌视智力。（奥威尔晚年回忆《如此欢乐童年》）

后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作为90名英籍警官的一员，本可以享受随意处罚异国囚犯的特权，却无法忍受他人的呻吟，良心不安，毅然拒绝为“祖国”服务，辞职。

离开缅甸之后，他到巴黎流浪，做酒店洗碗工，书店兼职店员等底层工作。在酒店，每天工作达十三个小时，被迫剃掉自己的短髭，因为对于管理者，那是不服从的刺眼标志。后进伦敦收容所，生活贫困交加，长年穿着肘部有补丁的外套和旧裤子。他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底层的不幸生活，精神上的空洞与绝望，最终完成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

20世纪30年代，参加西班牙内战。因为苏联迅速介入，使之成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战场，其政策越来越充分暴露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性质，充满暴力、欺骗与阴谋。斯大林将镇压“托洛茨基派”开始的肃反经验运用到西班牙等国，动用秘密警察，清洗不同政见党派与个人。逮捕持续数月，肆意蔓延，马统工党成员，家人，包括孩子，残疾人，凡有联系和接触过的人，探监的人，都不断成为“托洛茨基分子”而被捕，无辜者如同动物那样被肉体消灭。专制权力支配一切，个人权利不值一提。

奥威尔冒着生命危险为马统工党辩护，结果被视为狂热的托派分子，遭到追杀。为了营救一位被捕者，已经拿到遣散证的奥威尔，不顾个人安危，在杀机重重的作战局和警察总局之间奔走。便衣警察在午夜闯入奥威尔的旅舍，搜走几乎所有东西。他侥幸与妻子逃离后，却萌生一个无人理解的念头：重返西班牙。“虽然这样做可能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会遭遇杀身之祸，但我还是希望能够与其他人关在一起。”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以血的事实，描述了这段如同精神病院恐怖的历史，同时宣告了自身理想主义的幻灭。奥威尔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等，他把革命看作是被压迫者的权利，是消除不公和特权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书中，他多次写到革命，为其理想氛围所迷恋。但无疑，现实的悲剧残酷地击碎了他的想象。在全世界都被斯大林所震慑和蒙蔽之时，奥威尔是最早的极少数觉醒者和批判者之一。

从西班牙回来，奥威尔变化非常明显：“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奥威尔传》）在这之后，奥威尔写下《动物庄园》和《1984》。人类的自由、平等与正义，对人类的焦灼的爱，占据了他的精神内核。假如没有与广大被压迫被欺凌的底层民众一起，假如没有西班牙内战的切身经历，这两部传世之作的诞生几乎不可能。可以说，奥威尔的一生，就是为了写这两部书。这是他的命运，他及时洞察之，并承担之。

在动笔之前的较早日子，他就有这样的洞见：“我们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一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真正的作家比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都更敏锐。可以说，在揭露极权主义方面，《动物庄园》和《1984》的深广度，超过了相关的理论性作品。

“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它们，只不过是个简单的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他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我为何写作》）

“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是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的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任何一个意识到自由意义的作家，甚至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背弃政治。关心政治是一种极其稀有的情感，因为，政治不是观念，而是现实。政治不仅仅是可见宏大的革命和暴力，同样是琐碎甚至不可见的压迫压抑、梦魇、退缩与自我消失。

奥威尔倾向或醉心于底层生活的直接体验，即使在变得富有的晚年，依然安于清贫，以致患重病，决然如同自寻死路一样到孤岛居住。几乎所有人都努力往上走或脱离底层，他却放弃可能的精英生活，努力“向下层突围”，自愿成为被压迫者，与他们一起抗争，总为自己脱离底层而内疚，以此作为自我拯救的唯一途径。

他既反极权主义，也反精英主义，两者共有的对立面是相同的，就是——平等、自由、民煮与正义。这是一个有如耶稣的伟大心灵，也只有这样的心灵，才可能孕育伟大的作品。

有人将《1984》与《美丽新世界》和《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就笔者看来，后者写得一般，多少有些文艺青年气息，而随着作者流亡国外，终生再无重要作品面世。最重要的原因，与奥威尔相比，就是生活直接经验的相对溃乏。

在专制社会，小说往往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专制者从小就向孩子一再灌输“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由此，“二加二等于五”，乃至人吃人，都正常正确不过。被压迫者相互揭发，相互伤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独裁者及帮凶藏在幕后，大吃鹬蚌之肉。

无知其实是一种罪恶，它使人丧失判断力，不辨甚至颠倒是非善恶。民众为什么无知，因为这是独裁统治的需要。所以，逻辑，理性，伦理，公*民教育，人*权观念，法律常识，都是多余的。你安于命运，没有反抗，安全第一。这是一个悖论，人有追求（需要）自油的天然倾向，但专制偏不给你自油，还让你痛恨自油以及追求自油的人们。最后，沦为非人，集体平庸。

奥威尔对普通人带着某种悲观，对民众的觉醒似乎并不抱有多大希望。“危害个人自油的最凶恶的敌人，正是那些最需要自由的人（被压迫者）。公众并不在意这个事情。他们不支持迫害异端，但也不会为异端辩护。”（《对文学的阻碍》）。这或许是平庸之恶的另一种表述。其实，无知的民众同样支持迫害被专制者认为的异端，所以才有菜市口掷到谭嗣同身上的烂菜叶。

奥威尔发现，扭曲历史，编造谎言是极权的开始。极权控制与公共语言的扭曲，使自由思想和独立写作（表达）变得不合时宜，极为危险。在书本，课堂和社会，谎言渗透一切，沦为人们苟活的面具。老大哥总在看着你。只有伟大的作品，才能神秘地穿透谎言，藏在老大哥的盲点里，得以传世。

1950年的今天（1月21日），奥威尔死于困扰其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在《1984》中，每一个人到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背叛了自己最亲爱的人，或言背叛了自己的初心。1989年，苏东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在世界版图上消失。

奥威尔曾说，历史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终结了。“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所发出的超越时代的预言是尖锐的报警信号。在其离去68年后的今天，苟活在动物庄园的善于选择性遗忘的人们是否依然听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