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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日的一则消息，像一个巨大的天幕罩住了雄安新区，幕下的人们什么也不能做，唯有等待。

端传媒记者 吴婧 发自河北雄安新区

中央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仿如一个巨大的天幕罩住了雄安新区。禁锢在幕下的人们，只能看着天幕绘出五彩未来，但没有人知道，未来什么时候来、会以怎样的姿态来，他们能做的唯有等待。 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者按：中国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已近一年。这一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历史性工程，在过去一年频频见诸报端，也被外界视为“中国梦”的模范之城。临近北京和天津、在开发上近乎一张白纸的雄县、安新和容城三个县城，承载了习氏对于中国“大城市病”的解决之道，也满足着人们对于未来城市的想象——绿色宜居、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开放先驱。

目前，中国三大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已全部进驻雄安新区，其中阿里巴巴还与新区达成战略合作，声称要打造“以‘云计算’为基础设施、‘物联网’为城市神经网络，‘城市大脑’为人工智能中枢的未来智能城市”。同时，新区管委会介绍，未来新区的就业者都将被建立城市诚信帐户，“你开个大奔驰每天上班，不如我骑共享单车积分高；你租个大房子一个人住，不如我一家数口租个小房子积分高；我十年积分够了可以买房子，你分数不够继续积分，你想买的房子越大你需要积分的年限越高。”

在过去近一年时间里，这一被冠以“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习近平自上而下的造城之梦，在执行中会否面临层层阻力？身居其中的普通人，生活又如何被种种政策所重塑？端传媒记者多次走访雄安，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这场变革中的故事。

崔喜军家的石材生意在2017年4月1日停摆。

那天，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占据了所有媒体的头条。官方媒体新华社的通稿上说，雄安“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并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河北保定下辖的三个县——雄县、安新和容城被划入其中，初步开发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消息一出，携成捆现金来买房的外地人将通往三县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他们都看准了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潜力——地理位置优越、发展空间充裕，最重要的，是国家级的政策扶持——不少人都认为，习近平希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为“中国梦”的模范之都。

千年大计，那是什么概念？

家住容城的崔喜军还来不及琢磨这个好消息，禁令已经一道接一道下来了：正在建的房子全部停工、房产交易全面停止、冻结户口迁入、冻结工商注册……整个雄安在一瞬间被冻结，他家的石材厂也一夜之间没了生意。

崔喜军想着等一等，说不定过了十九大会有变化。以前不都是这样吗——开大会前啥也不让做，但会后就“松绑”了。他等啊等，过了十月，大会开完了，县城里依旧不让盖房子，工厂里的石材落满厚厚的灰。崔喜军忽然醒悟过来：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估计这禁令一时半会儿解不了。千年大计，那是什么概念？他崔喜军可不敢妄下论断。在等待“大计”落地的日子里，崔喜军们的生活彻底凝固了。

今年1月底，我到崔喜军的石材厂拜访他。前几天下过一场雪，无人清理的积雪已变成灰黑色的硬块，紧紧抓住路面。纵深十几米的院子，生产石材的设备被整齐归置在一侧。走进他超大的办公室，墙上的大理石招牌上嵌了“喜军石材”四个字。右手边的空间展示着各类石材成品，左手边堆着几十盒膏药——在明白石材厂已“无力回天”后，崔喜军遣散了员工，现在自己做起了膏药买卖。他说这款膏药曾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治疗颈椎病、腰椎劳损、产后月子病等一系列病痛。

家住容城的崔喜军有两名儿子，今年55岁，站在已关闭的石材厂，生产设备被整齐归置在一侧，现在主要做膏药买卖。摄：林振东/端传媒

“比做石材生意好，以前卖石材还有原料费，现在卖药，没卖掉的都可以退回去（给经销商），”崔喜军脸上看不到任何不愉快。他不愿谈论石材厂关闭带来的损失，不过，问及现在卖膏药的收入，他也含混带过。

膏药一盒售价150元。在我和崔喜军交谈的一个多钟头里，一名五十出头的男子来买了5盒，不一会儿又回来退货，崔喜军都和颜悦色地给退了。

崔喜军今年55岁，两个儿子30岁出头，分别育有一子，全家总共8口人。那个下午，一家人懒懒散落在沙发、椅子和墙角，有的玩手机、有的闲聊，看起来有些无所事事。

这样的场景在容城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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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想得肯定比你周全”

崔喜军坚称自己尝到了雄安新区的“甜头”——空气变干净了，还有厂子门口那条路，也是最近才架设了路灯。

问及未来规划，他说自己啥都不知道，“你不需要知道，国家想得肯定比你周全，只是你不理解罢了。”

几年前，县里要建公交站，选中崔喜军家的地，共3.2亩，每亩每年1000元租金。“不租也得租啊，”崔喜军说。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有种安之若素的态度，并对话题的风向保持敏感度。坐在那间办公室里，当大家聊起新区规划公布后“什么都不让干”的现状，崔喜军接过话头：“即使（现在）是寒冬，也感谢国家，一定会好。”他指着在一旁玩耍的小孙子说，“我也许是赶不上了，但他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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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既有中国人普遍拥有的品质——对捉摸不定的政策和外力造成的不幸抱持忍耐和麻木，又怀着对未来的期许。不久前，政府派人来做调查，询问大家以后想在哪个领域发展——政府会免费提供培训。崔喜军选了家政业，“我肯定不会亲自打扫，但我可以管理啊。”

在那个光明的未来到来之前，“凑合地活着呗，”崔喜军说。除了“房租涨疯了”——这是我在容城采访中最常听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