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是一件艰难的事。
回到家乡后，艾歌每天在床上躺十几个小时，“醒来吃饭就已经耗费了所有力气”。
起床，意味着面对新的一天，面对不能理解自己为何参与白纸的父母，以及他们假装出来的“一切正常”——好像艾歌在北京街头被捕、回到家乡，不过是过年回家吃个饭而已。
身处成都的李青不再去曾经热衷的书店讨论、观影等公共活动。鱿鱼也在2月离开成都，到处游山玩水，她很少上网看新闻，只想接触具体的人。“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幸福，什么也不知道真的会幸福吗？”
羊艮离开了获释后被孤立的兼职单位，这一年，她喜欢一个人到深夜的黄浦江边走动，走很久很久。解封后每个人都在流动，她却感到凝滞和迷茫。
白纸运动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留在墙内的人，陷入了巨大的失语。
第一次
他们还记得一年前。
11月27日，在上海抗议现场的羊艮一边被警察驱赶，一边不断拉回被警察抓住的人，在一次试图救下被警察抬起四肢的女孩时，她不慎被抓。
警察打羊艮的头、踹她的后背，将她和女孩一同推上小巴。在小巴上，她们被扇耳光、抢手机。“警察抢手机的同时又让我们闭嘴，甚至不可以哭。”羊艮记得，身旁的女生因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扇她耳光、扯她头发，让她不要哭。
“那辆车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无法求助任何人。”羊艮说。她在派出所经历了威胁式审讯、睡眠剥夺、写悔过书等，直至29日才离开。事后，羊艮在医院诊断出轻微脑震荡。
同一晚，在成都望平街，23岁的鱿鱼骑车经过路边停靠的几十辆警车，听到两个身穿夹克、40多岁的便衣，在用一种很戏谑的口吻交流彼此打了多少人。
“感觉白纸当天像是沉浸式戏剧，有戏在上演，但不觉得这是真实的，”鱿鱼说，“就像你一直知道警察有暴行，但你没有亲眼见过。”
她记得游行队伍中有很多牵着宠物的年轻人，一个牵着狗的男生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他被警察暴力拖走时，狗在一旁不停地叫。
离开那个现场后，鱿鱼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在见证暴力前，李青遇到过一些温暖的片刻。也是在成都白纸现场，有人演讲、有人为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摆放蜡烛和鲜花。一些基督徒也在场，他们是秋雨教会的人，围成一个圈为众人祈祷。“好像在比较危难的时候，人类还是可以散发互相守护的光辉。”
在北京亮马河，柏莉看到人群中一个爸爸抱着4、5岁的小孩，孩子问，他们在排队做核酸吗？爸爸说，不是，他们都是不想做核酸的人。
那晚，柏莉的朋友一直待到凌晨两三点。朋友说，那是她第一次站在街上。
他们每个人都为站在街上付出了沉重代价。
封控解除了，但针对白纸亲历者的封控才刚刚开始
获释的朋友们在聊天群组里打趣被关押的经历，聊看守所的厕所长什么样、有什么好笑的书、警察讲了什么话。艾歌沉默着，“我很难想象他们在看守所里经历了什么”，但每个人都表现出不需要被安抚的样子。
要如何讨论白纸？用什么样的态度讨论？讨论的意义又是什么？
艾歌说，真正经历白纸的人，你没有办法和他去讨论。鱿鱼也说，不知道要讨论什么。
没有被捕的人、被捕后获释的人，都背负着“幸存者”的愧疚。“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惨、比自己承受更多，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埋怨这一切。”艾歌说，“我说得太多，就好像给别人展示伤口，很羞耻。”
艾歌20多岁，在北京工作，因帮助参与白纸被捕的朋友寻找法律支援，在街头被抓走，遭连夜审讯后获释。艾歌回到家乡，母亲辞掉工作在家陪她，父亲在体制内的工作也因她的事受到影响。
2023年夏末立秋前的黄浦江边。摄影：羊艮
获释者们深知不能在微信里联系以前的任何一个朋友；被警察没收又归还的手机、电脑似乎随时在搜集新的“罪证”；人们辗转得知其他人的近况，知道他被释放——这样就够了，不必再说什么。很多人就此断联。
白纸让他们看到彼此，但随之而来的抓捕、审问、关押，又让每个人回到隔绝状态。封控解除了，但针对亲历者的封控才刚刚开始。
“白纸那几天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结束的方式反而让我觉得这一切是真的。”艾歌说。
羊艮曾幻想白纸会是“不错的、勇敢的开头”，但后来发现，不仅看不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这个开头的代价都无比高昂。在白纸刚刚过去的三、四个月里，遭遇过警察殴打的羊艮，在路边或地铁看到警察就会犯怵，每每警车经过就一阵紧张，但表面又要佯装没事。
去派出所拿自己被没收查验的手机那日，羊艮遇到了另一位也去拿手机的男生，站在他身旁的女领导向派出所询问事件定性，以此来决定还在试用期的男生是否能被录用。
二次创伤潜藏在白纸后的日常生活里。解封后的感染高峰期，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向鱿鱼的朋友埋怨道：“就因为你们年轻人闹，大家才阳了。”羊艮在微博中提及因声援白纸被软封杀的演员春夏时，有人评论到：“确实不要忘记，是那些学生让放开才害大家感染。”
鱿鱼有次和朋友喝酒。朋友说：“我简直不能理解怎么有人做出白纸这样不顾后果的事，你去街上能推翻什么，自以为很反叛！”那是鱿鱼唯一一次和别人聊白纸，她哭了很久。
这样的时刻，他们也会问自己，意义是什么？
“政府给我一种不了了之的感觉，不允许大家讨论封控的各种话题，好像那些（逝者）名字不存在，好像事情没有发生过。”羊艮感到困惑，“因为放开了，大家好像就也没有一个新的理由再去聚集到一起，发出诉求。”
艾歌有同样感受。封控结束后，一些朋友们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该吃吃、该喝喝，拍漂亮照片发在朋友圈。“原来你们生活中糟糕的事情只是因为封控而已吗？”她安慰自己，可能他们也没有真正走出来，只是表面上开心，“但我连表面上开心都做不到，我的生活断裂了，但别人的生活在继续。”艾歌说。
“我有种被抛下的感觉。”
变与不变
气氛比从前更冷了。
端传媒了解到，各地白纸被捕者近日陆续接到当地社区或警方的电话，禁止他们在周年时期有所活动。白纸周年前夕，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附近的警力在夜间巡逻也变得频密。
过去这一年，上海市中心和地铁站增加了更多警车和警察， 频繁到羊艮渐渐习以为常。很多朋友离开上海、甚至离开中国，书店“关闭的关闭，结业的结业”。羊艮觉得，疫情放开后人流动了起来，但一些东西又好像停滞了，“在这个环境里，找不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去努力。”
她还在继续表达，在社交媒体转发社会新闻，却三番五次接到警察电话，“让我删帖，找我谈话，或者是威胁我”，羊艮说，拼命查违禁词、一遍遍改成缩写，还是发不出去，是很挫败的感受。
如今，她看到公共事件想说些什么，却不知可以发在哪里、哪里是安全的，话语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却再也没有力气写下来。
同样受困于网络审查的还有身在广州的宝荣，她因转发白纸相关内容失去微信帐号，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作，发一篇被删一篇。宝荣说，一位内容创作者曾想发起活动到香港散步，为此三番五次改公众号标题，从最初的“和《香港散步学》的作者一起city walk”，一直改成“和那个那个的作者一起city walk”才成功发出。
白纸后，柏莉看到警察或社区工作人员会有生理性反胃。她今年29岁，在北京做了数年记者，疫情期间，柏莉用了十几年的微博帐号被炸号，她关注的女权、法律博主亦接二连三消失。
在李青看来，白纸似乎没有对成都的公共生活增加额外的压力。
“不管在白纸运动前还是后，成都整体有一种微妙的张力。”李青20出头，参加了去年在成都的白纸运动。他解释道，近几年来成都吸引了很多离开北上广的公民行动者，他们给公共生活带来新的可能性。随着这种可能性可见度的增加，活动也被有关部门关注，审查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蓬勃，也有房地产、艺术馆等商业机构或政府背景的活动，甚至在实体书店不断关门歇业的时候，成都还在不断开新的书店。
“看着频率和密度增加了，但性质有区别。”李青说。
2023年10月底，万圣节“百鬼夜行”的场面让上海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衬衫上贴满白纸的女生，手持巨型棉棒的“大白”，拿着“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标语的“鲁迅”，挂着“打到程蝶衣”牌子的“程蝶衣”。年轻人用变装表达讽刺和愤怒，一些评论说：“彷佛看到一年前”。
羊艮却觉得难过：“大家的表达普遍是阴阳怪气，这种表达背后是一种创伤。 你没有办法自由地正常地讲述，只能用隐晦的、讥讽的。”
29日的现场，羊艮遇到警察开始交通管制、疏散人群——如一年前一样，对路人说着“只出不进”。被封路围起来的空间，有个名为“FOUND 158”的酒吧，酒吧每年的万圣节活动都会吸引人群。当羊艮穿过管制走进去，却发现酒吧灯条上滚动着：“158无万圣节活动”。
“这怎么样都算不上是一个正常的环境。”羊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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