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被称为社会的第三种权力或社会公器，即通过揭露新闻事件真相，批评监督政府和反映民生等等。媒体权力与政治权力在本质上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于一个正常社会是必要的和正当的。但在当下中国，媒体的监督权力总是被政府权力压制和剥夺，异地和对下监督批评，反倒成为常态。
记者近年来入狱、遭殴打已是常态，应了那句“记者是一项危险的职业”，但中国大陆记者的职业风险，与西方记者不是同等概念，甚至与港台记者不在一个档次。固然，职业本身风险，一则与采访中不可预见的阻挠、围攻、跟踪、身体伤害有关，二则是政治风险——因报道真相而得罪权力者，从而受到迫害。后者是中国大陆记者独有的遭遇，实则因言治罪，但常常却以变相罪名入狱。
此外，只要记者与媒体的上级政府权力发生冲突，那么媒体往往会不问是非牺牲记者，而取悦上级官员。官官相护，不仅表明媒体高管是政府官员的事实，还在于媒体服务政府权力的实质。
媒体国有，造就天然弊端，媒体是权力系统的一部分，但又自外于权力。媒体既要扮演政府喉舌和遮丑工具，又要维持生存不得不遵从传媒规律，这就构成扭曲变态的“官营市场化”中国媒体特征。大陆媒体的身份尴尬，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困惑，可想而知。
当下新闻界赶不上民国时期宽舒。那时报禁开放，媒体独立于官方——民间办报。报社公司化运作，自负盈亏。受众欢迎，自然销量增加，广告不断，反之则倒闭。当然政府也有自己的媒体，官媒与民媒共存竞争的好处在于，为受众提供快速和多元新闻资讯。多种声音并存，让受众判断新闻真伪和新闻事件细节，从而服务于自己。新闻自由，捍卫并尊重的是民众对信息的选择权，而不是被官方完全代表，只有被动接受。
新闻自由需要制度和立法双重保障，缺一不可。制度设计层面，即允许私人办报（杂志、电视广播、网站），其次才是新闻立法。仅有新闻法而无制度保障，新闻自由就是一句空话；既无新闻法又无制度保障，就是当今的新闻垄断现状。媒体在权力和商业的夹缝中生存，遭受权力蹂躏却不敢发声，新闻信息反而退居其次。
媒体跟整个体制系统一样，都存在自残的内在逻辑，而这个逻辑起点就是权力至上，由此也构成专制制度特性。山西曝光的“封口费”事件（点击可见全文），记者被地方政府收买，然后被所在媒体出卖入狱，都是在这个逻辑上运行。
有人会说，先立新闻法然后争取民间办报，但这条路无法突破制度瓶颈。国家有铁路法，私人照样不能独资经办铁路，而在西方国家私人经营铁路比比皆是。国家宪法条文尽管已有新闻自由规定，但是宪法被虚置，何况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这符合一元政治制度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有新闻法总比没有要强，起码让媒体和从业者有法可依，让媒体那部分独立权力有所保障。新闻法的空白，一方面让新闻从业者的权益和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无法规范职业操守。
媒体的“国营市场化”，相比以前靠财政全额拨款被政府养着，不能说进步，只能说操作更高明、精细。不仅是换个标签那么简单，其实跟电力、铁路、石化、烟草等其它国企一样，国有媒体实行的是新闻资源垄断，并获得垄断带来的暴利。而媒体暴利来源就是广告收入。广告客户绝大多数是民营、外资企业和个人，国企毕竟是少数。媒体暴利最终都装进政府腰包，公共投入少之又少。媒体每年盈利额，从来不会公开。
为什么要解除报禁？垄断必然造成竞争不充分、产品陈旧和服务不到位，甚至对公众傲慢和伤害。新闻垄断除了获得暴利之外，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公众无法获得第一手新闻消息。新闻禁锢，造成恶果的首先是愚弄社会公众，譬如领袖崇拜、歌功颂德；其次关联到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譬如隐瞒萨斯、毒奶；再次政府权力不受监督。新华社号称全球最大的通讯社，驻外记者遍布全球，但对国际重大事件报道比起美联社和法新社，差得太远，记者常不在现场，尤其是在战乱地区。国内报道现在有进步，媒体和记者也有报道冲动，重大事件现场都有记者身影，但是能否发出报道，取决于上级宣传部门的新闻审查。
不能期望权力者良心发现。从来没有一种科学技术发明，对中国人的精神再造那么深刻、全面和普遍。互联网是时间馈赠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尽管信息封锁依然严峻，但民间智慧将封锁信息“出口转内销”。信息对称，才能质疑并颠覆官方信息，重要的是养成自我训练和教育的公民意识。互联网终端让人们不需要记忆，只要掌握使用方法就足够应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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