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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3年，安徽阜阳100多名婴儿陆续患上一种怪病。

孩子们头大如盘，四肢短小，当地人称之为“大头娃娃”。

疑问和愤怒在民间发酵一年多后，2004年3月，媒体曝光此事，并调查幕后原因。

大头娃娃们，是因食用蛋白质含量不足2%的空壳奶粉，营养不良，继而染病。

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奔赴阜阳，调查结果显示，大头娃娃受害者达229人，共有12名婴儿因食用空壳奶粉死亡。

当地风俗，早夭孩子不能掩埋，需放在地势高的山坡上，家长要头也不回地走掉。

破晓前，压抑悲声的家长趁着黑暗送葬。

他们或许还会路过阜阳白宫，一片按华盛顿白宫仿造的宏伟建筑。

空壳奶粉并不止阜阳一地，当年，重庆、江苏、甘肃、浙江、四川等省份相继发现空壳奶粉。

在阜阳，当地公布了45种不合格奶粉名单。名单第32位，名叫“三鹿”。

坊间传言，事发后，三鹿向阜阳捐助了价值35万的奶粉，风波很快被掩过。

也正是从那时起，国家对奶粉检测更严格，奶企开始重视蛋白质含量，但提高的方法却是掺三聚氰胺。

当时，业内奶粉检测多用“凯氏定氮法”，通过测氮原子含量，推算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氮原子不过百分之十几，而三聚氰胺含氮67%。三聚氰胺可以轻松地让掺水的牛奶变成合格品。

从大头娃娃中逃脱的三鹿，成为更大风暴的主角。

2008年5月，有网友在天涯质疑三鹿奶粉让他女儿小便异常。

三鹿用4箱奶粉，换来了他的账号和密码，删帖了之。

7月，有泌尿科医生在国家药监局网站留言，称肾衰竭婴儿出奇增多，且多饮过三鹿奶粉，希望能协查，然而石沉大海。

8月，三鹿内部邮件通气，确认自家产品含三聚氰胺，并可能导致幼儿患上肾结石。

新闻披露称，三鹿一度想用300万买通搜索引擎，掩盖搜索结果，但被拒绝。

9月8日，甘肃岷县14名婴儿被爆同患肾结石，《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前往采访。

9月11日，报道见报，举国哗然，一个庞然巨物轰隆倒地。

此前，全国媒体已多次报道甘肃患儿，但都用“某企业”代替，唯有简光洲，说出了“三鹿”二字。

多年之后，我们知道了推进事件的另一重原因。

三鹿海外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8月份得知奶粉有问题后，马上向中资方要求，召回三鹿生产的所有奶粉。

然而，请求进入中国后，便泥牛入海，杳不可寻。

直至9月5日，恒天然向新西兰总理报告，新西兰总理直接同中国高层沟通，事件才引起重视。

大幕被扯落后，三鹿召回700吨婴幼儿奶粉，检查之下，全国22家奶企69批次产品皆出问题，知名乳业陷落大半。一个漫长的不信任时代开始了。

转眼，十年已过。

阜阳的大头娃娃们已经长大，有女孩，至今也无法伸展手指。

三聚氰胺最早举报者蒋卫锁遇袭被杀，三鹿受害者家长郭利蒙冤入狱后平反，妻子离异，年过五十人生潦倒。

亦有人，扶摇向上，没有什么能够阻碍。

二

简光洲在上海租房时的室友，是他《东方早报》同事，曾去阜阳调查过大头娃娃。

室友采访归来，两人深夜复盘，聊着聊着，觉得有些料需深挖，室友天一亮就二赴阜阳。

简光洲说，那一代记者或多或少都有使命感，总以为会推动和改变些什么。

他说，爆料三鹿时也害怕，但惶恐时总想起甘肃采访见闻。在医院，不到一岁的小孩被推进手术室，老人在门外嚎啕大哭。

三鹿垮塌一年，是纸媒时代最后的荣光。那年在北京，城市内贩卖着9份不同的都市报。

白纸铅字看起来很笨拙，但每一个事件都能有不同角度解析。

只有真相掩压不住，作恶者才会心有忌惮。

2010年，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前往山西，完成“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他获得大量高温暴露疫苗的证据资料，走访了30多个患者家庭，并谨慎推断疫苗问题和患者的关联。

报道引发争议，不久后，王克勤离开供职报社。

那些有关疫苗的疑问，沉没在浩瀚的数据流内，等待重被关注那一天。

数据流外的现实世界，运转速度越来越快，沉重的声音总会卷入喧嚣的尘埃。

2012年8月28日，女儿一岁生日那天，简光洲宣布辞去《东方早报》记者职务。

他在微博感言结尾说：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一年后，王菲和李亚鹏离婚，一分钟内微博转发过9万，服务器一度瘫痪，最终，单条转发数据定格在77万。

几个月后，这个纪录被文章出轨打破，而更远处，还有王宝强离婚等待。

那些辛苦挖掘真相的人，被甩在信息流边缘，他们沉默工作，或者黯然离去。

春节时，那场诡异的全国性流感，最后只有患者家属以白描方式，用公众号记录。

这在十年前不可想象，没有人再去拷问病情的起始、扩散、应对和反思。

失去了监督和拷问，一切都运转在偶然之中。

盲人瞎马，茫然行走，前方是一片黑漆的池塘。

 三

北京街头许多报亭，不知何时已悄然关闭，铁皮棚上，风雨痕斑驳。

我无意为媒介更替伤怀，但总觉得，消逝的报纸，带走了一个锋利的时代。

网上流传一份数据，2017年，中国在册新闻调查记者仅剩175人，传统媒体中的调查记者仅130人。

在六年前，这个是数字还是306人。

调查记者数量减少，有着复杂原因，而最显见影响，便是公众不安感滋生。

监督声音减少，疑惑声音就会增多，维护规则的人离去，破坏规则的人就会肆虐。

锋利，有时意味着保护。

P2P惊雷阵阵之际，我查询了一下，大量违规P2P企业设立于2012年，那恰是调查新闻开始落寞的年份。

在调查犀利的年代，这些骗子企业怎么可能存活六年？

没有锋利护佑，一切只能自救。

人们从澳洲购买奶粉，去香港注射疫苗，每当有公共危机，便费力从社交网络上总结蛛丝马迹。

人人都在不安中狂奔，只求跑得比别人快，没人再反思为何要狂奔。

可以预知，因为兽爷文章，舆情汹涌，违规企业势必要给出交待。

然而，下一次呢？

总不能次次都寄望于偶然吧。

十年前，调查报道的结尾，总喜欢写上：这仅仅是个开始。

意味着后续报道将接踵而至，如影随形。

十年后，当新闻不再锋利，这次事件的结尾或许又是：疫苗仅仅是个结束。

如红黄蓝、魏则西一样，仅仅是个结束，有全民激愤的开始，有少人关注的结局。

我衷心希望这一次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