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某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为“孕妇学校”和“新婚学校”准备的教具。摄影 | 张庆宁
当年绝对强势，现在“低三下四”。那些三年前还被管制盯防的超生高危户，如今成了服务对象。
撰文 | 赵晗（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 | 秦旭东
昂首训人和低头求人之间，在李建国（化名）这里只隔了一纸官方文件。
“现在主动服务人家生二胎，以前这都是管理的对象。”西北某地这名王牌计生干部，在全面二孩放开后，失落了。2016年以前，李建国“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天天出去抓超生”。像他这样的计生干部，当时绝对强势，不像现在“低三下四”。政策大反转来得太快，种种地位和心理的转变，令他们一时间摸不着头脑，摆不正自己位置。
但眼前的口号确实变了。那些口气严厉的计生标语，变成了“放开二孩政策好，生对儿女好养老”之类的催生劝导。
进入2018年，各省纷纷出台“催生政策”和“二孩福利”。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称，“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呼吁民众积极落实全面二孩政策。鼓励生育的政策还影响到的，是全国约50万在编计生干部，以及几百万不在编的社区和村庄计生工作人员。在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他们面临着从计生到催生的转变。
王牌干部，“出去开会，脸上有光”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建国从医学院专科毕业，在医生和计生干部之间，选择了去乡镇计生办公室当宣传员。这在当时是一份美差，门槛高，待遇好，地位高，处处看得到国家对计划生育的重视。单位领导还说了，“要创星级乡镇（计生服务）站”。
能参加这个工作，李建国很有成就感，他想着，“中国人口太多了，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我要为建设国家出一份力”，荣誉感十足。一起毕业的同学，近三分之一干了计生，有人像李建国一样搞宣传，有人在计划生育医务室搞结扎、上环、做引产。
说李建国是王牌计生干部可不是吹的。曾经，在他领导下，凭着“超生最少”，连续五年当地排名第一，“出去开会，脸上有光”。
距离李建国所在乡镇直线距离八百多公里外，湖北的计生干部王秀英（化名）也绝不含糊。从卫生学校毕业后，她被分到当地计生服务站，计划生育合格率高达98%。
△ 2013年6月8日，山西省芮城县农村房屋墙上的计划生育标语。摄影 | 王子瑞（视觉中国）
但这些往日的辉煌仿佛一场梦，现实是：政策大翻转后，考核标准大变样。现在，李建国要去服务那些三年前还被他管制盯防的超生高危户，公费坐车“追结扎”变成了自掏腰包请人家来做孕检。
距离王秀英家不远的湖北咸宁市，甚至出台了《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从孕期到生产，从幼儿园保教费到入学、从医疗到住房，均可看到政策“优先向二孩家庭倾斜”、“在职称评定、薪酬分配等方面给予倾斜”。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就在几年前，湖北省还在实施非常严苛的“一票否决”政策：违反计生条例的，一律直接开除。
由于一直关注计生方面的新闻动态和人口形势，王秀英很早就判断出放开二孩是必然趋势。2014年，她自认没有荒废医学技术，努力调到了社区医院，从此告别计生生涯。李建国则境况迥异。在最新的“催生”服务排行榜上，李建国的团队不再是第一名。从未有过的落后，令他“在县里其他乡面前丢了面子”。
李建国所在的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辐射周围一万多人。当地规定，夫妻双方都是农业户口，可以生两个。一方为非农业户口的，只能生一个。口号是“一环二扎”，即生完一个必须上环，生完两个必须结扎。农村户生一胎和二胎的时间间隔必须满4年，否则“超间二胎”也算计划外超生，罚款起价500元，距离4年的标准短一个月加100元。
李建国主要的任务是宣传“少生快富”，重点盯防蠢蠢欲动的“纯女户”。对于已经生了两个女孩，盼着再生男孩的高危户，他们通常要去做动员。好说歹说，连哄带吓。
这个过程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有一次，李建国等计生干部下到人家时，被围攻，好在跑得快，没出大事。其他地区还出现过计生干部被村民拿刀追砍、泼粪等情况。如今换位思考后，李建国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不招人待见。
每年全乡的“纯女户”有二十多，动员一户至少要反反复复去二十多次，他一刻不能放松，“一不留神他们就怀孕了”。李建国把计生政策符合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 2017年9月6日，重庆市云阳县外郎乡，市民路过计划生育标语牌。摄影 | 陈贞贵（视觉中国）
工作做得好，除了排名上的荣誉，计生干部还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社会抚养费提成。社会抚养费一般由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征收，先上缴到县计生委，然后计生委每年按照特定比例返到乡镇。李建国与王秀英所在的计划生育服务站，与计生办公室是协作关系，并不直接参与提成。但他们每年的办公经费，下乡开展各项计生活动的经费，都由计生办公室承担，这笔钱正出自社会抚养费。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的社会抚养费年征收规模在200亿到300亿之间。有的小孩已经上了大学，父母还被追缴社会抚养费。在一些地区，没有按时交社会抚养费的，还会被列入征信黑名单。
王秀英刚工作那几年，几乎大部分工作的执行都要靠强制手段。九十年代时，如果育龄妇女不按时参加筛查，要被罚款。拒不交罚款的，计生人员可以到家里直接拿东西抵钱。
她负责的地区做引产的多。当地群山环绕，村落里的超生孕妇不易被发现。即便发现，她们也易躲藏。一旦再发现，就只能引产。能在深山老林发现目标，靠的是告密者，他们会收到一笔奖励金。
“跨省追捕”则是李建国的家常便饭。他们有专项经费抓超生人员，一旦收到消息，便组织包村干部等一行十余人，迅速出发。若在邻近省份，就包车前往；再远，就搭火车，赶到打工地，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连夜行动。遇到不配合的，他们也就不客气了，强制带回老家。
这种每天出去盯防的日子，让李建国天天有压力，“感觉我们一天不出去，她就超生了，一天不找她，她就怀孕了”。
转型路上，感觉“不受重视了”
但近两年，压力没有了，李建国的落差感强烈。2015年底，李建国所在的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在名称前加了“卫生”二字，和妇幼保健部门合并。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国实施。李建国开始负责宣传二孩、优生孕检和产后母子保健。
一句话，反倒要为生二孩的人家服务。
新的考核指标是：完成每年100个免费孕前优生体检指标。县里给经费买了一台四维彩超仪和唐氏筛查仪。李建国手拿一份花名册，记录着他负责的片区内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信息和联系方式。重点宣传对象是新婚和第一孩产后两个月的妇女。他恨不得天天打电话求人家来做检查，全免费。动员孕检的电话也没少打，爽约常有发生，说好了又不来，询问和催促电话又要打上几个。
他们还开通微信公众号，成立微信群，经常在群里宣传：“好消息！计划怀孕夫妇，县保健所提供免费体检。请相互转达。”群聊和私聊都服务到家，有信必回。宣传小册子也印出来了，特别提到“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还特地对人口和资源的关系做出解释：“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能源、粮食等供给都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不会影响国家既定资源环境战略目标的实现。”
为了呼吁大家通过生育二孩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宣传页还预测了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等领域消费”“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盘活存量、优化配置”。
△ 新生儿正在产房内按脚印。摄影 | 二马 （视觉中国）
入户宣传一直是李建国的强项。过去是四五个人坐车去，一下子先把计生对象一家人震慑住。他们从不花钱，去哪儿单位都报销。现在则是自己登门拜访，带着印有二孩政策的宣传小书包，挨家挨户发送。他甚至情愿自掏腰包。有的妇女在省城打工，接到电话后嫌远，不愿意回来。为完成指标，李建国自费为夫妇俩提供往返车费约200元。即便如此，对方还是不愿意，毕竟耽误一天，一个人要损失100多块的工钱。如果全包，动员一对夫妇，李建国要贴500元，动员十户，“一个月就白干了”。
他听说，有地方为了催生，考虑金钱奖励，生二胎就奖2000元。他也了解到，咸宁刚出台的二胎奖励措施中，孕期福利包括：用人单位允许孕期和幼儿小于3岁的女职工申请弹性工作时间和地点；产假延长至6个月等。听上去很好，但李建国知道，这些他们无法复制。他们那边打工的妇女，通常都按天计费，私人老板根本不可能这么优待孕妇。
相比过去指标明确的计生政策符合率，“全面二孩”的评价标准显得更加微妙。李建国揣测，“什么叫全面？全面的意思就是百分之百地生二孩，符合条件的都应该生。”但他也明白，“百分之百生二孩，必然百分之百做不到。”
县里按照新标准一排名，李建国团队从此告别荣誉。工作以来，他在评先进方面从未落后过，心里难受得很。
另一种失落在于，“医学出身，现在却没有任何技术存在感”。参加同学聚会，他发现当时不相上下的同学，选择当医生的，快的十年前就评上高级职称，慢的这几年也都陆续评上了。唯独干计生的，最高评到中级，二者月收入差距1000元。
部门合并后，李建国的工作内容多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比如制定扶贫计划、指导养殖、验收田产。跟医学一点都不沾边了，他感觉“不受重视了”。
他特别想回到医院，但医学技术早忘了。相比之下，纯粹干宣传出身的计生干部，转型比他更容易。反正光凭一张嘴，让说什么说什么，过去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现在宣传“二胎家庭才幸福”。
△ 二孩政策催热母婴经济，不少城市举办孕婴童展。摄影 | 秦淮（视觉中国）
王秀英庆幸自己转行转得早。面对编制待遇和身份的巨大落差，湖北公安县的计生干部曾在微博等平台为同行喊冤，称自己“成了弃子和路人”，被“卸磨杀驴”。自2006年乡镇机构改革后，他们被取消了事业编制。但当时社会抚养费还可以按30%返还乡镇，用于计生工作，他们的待遇没有受到太大影响。2015年后，社会抚养费返还机制取消，计生干部从中“一分钱也拿不到了”。除了收入落差，身份地位的变化也很巨大。一夜之间，从“干部”身份沦为“社会人”，令这些计生干部无所适从。
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同龄人，华南某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工作人员林彩华（化名）最近也闲得慌，天天炒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直到现在，她专做计生宣传、结扎、引产工作。
不过从2017年开始，县里的计生服务车就停了，不再安排下乡。计生站和卫生局合并后，领导决定不做下乡计生工作了。至于怎么安置合并过来的林彩华等计生口医疗技术人员，领导也没想好。一种想法是安排到妇幼保健口，但技术人员不愿意做行政，妇幼那边也不愿意接收。尤其是合并后，往往是原卫生部门的当一把手，原计生部门的人则感到“处于劣势，没有话语权，不受重视”。
光荣背后，“良心一直受着很大的煎熬”
没有以前那么忙了，李建国时常回忆过去。“干这个和心里有点违背，结扎不人道，学医的是知道的。但是每年都有任务、指标。”
林彩华曾经让男性结扎，结果出现了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问题。他们回到乡村，会被人说“你被阉了”，心理压力很大，性功能也随之出现障碍。于是，林彩华和同事把目标转向了女性。
提及过往，李建国内心的光荣和内疚相互纠缠。毕竟，当年曾带给他“五连冠”的荣誉，也给其他人留下了终生遗憾。
△ 医院新生儿护理区，护士正给宝宝们做护理。摄影 | 龚波（视觉中国）
有几个妇女，被李建国追着刚做完手术后，小孩夭折了。而村里流行着一种看法：谁家没生出儿子就是报应，是因为没有积德行善。不生儿子的妇女会被人辱骂，“断后”是极大的不孝和耻辱。压力太大时，受责骂的妇女会专门跑来找李建国，说“你不给我们结扎，我们就不受这些气”。
尽管离开了计生工作，王秀英仍不敢直面过去，“良心一直受着很大的煎熬”。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亲历了太多小生命在不同的阶段猝然离去，她难以忘记那些父母脸上的悲伤、绝望甚至愤怒。他们的工作常常会激发双方非常激烈的矛盾。下乡做任何计生服务都要收钱，给钱时，老百姓骂骂咧咧，直接把钱扔在地上，还在一旁继续骂。虽然有车，王秀英他们下乡还是经常要走路。因为常有村民把他们的车拦下，不让通行。
面对迟迟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领导会带着王秀英一行人，直接去超生户家拿粮食。他们甚至拿着锄头去一户生活困难的超生户家庭，爬上房子，把房顶扒了。面临这样的事情，李建国、林彩华和王秀英当时也曾在感情和理性之间摇摆，后来更是觉得不堪回首，但一想到计生是国策，就都觉得自己不受人待见、吃点苦不算什么，关键是为国家的建设出了一份力。“过去搞计划生育为国家出力。现在国家老龄化了，我们搞二胎催生，为国家继续出力。”李建国说。
催生却不生，“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二十多年前，计生干部第一次为国出力时，工作很难做。刚工作的王秀英，感觉人们的生育意愿非常强烈。偷着生，抢着生，躲进深山老林里面生。当他们第二次为国出力时，却惊讶地看到，农村新一代比较的坐标，都和城市看齐，也不愿意多生了。
2016年至今，李建国所在的乡每年只有60个二胎孩子，总计一百出头，远未达到每年生育200个的指标。“数据是可信的，应该不存在遗漏。”李建国说，因为无论孕妇在哪里生，不出一个月，派出所的入户统计就会送到他手里。
李建国认为，低生育意愿主要和高昂的教育、住房成本有关。所谓“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他所在的地方尽管落后，城里的房价已经涨到四五千一平米，和人均工资相仿。而在孩子教育方面，谁也不愿意落后，随随便便上几个兴趣班，每个月也要几千块。
从全国来看，出生人口也远不及预期，过去堆积的生育意愿很快释放完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全面二孩”政策首次实施的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到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下降到1723万人。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开始下滑。
△ 中国人口指标年度变化趋势。
曾几何时，“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人多”，“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每一个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李建国、王秀英等计生干部对这些提法深信不疑，在过去三十几年间反复强化，“控制人口”成了他们的信仰。在他们的齐心努力下，中国的人口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每年新生儿数量从1990年的2800万，下降到1999年的1500万。
“计划生育同龄人”林彩华不会忘记，1980年，当时盛行的“人口控制论”宣称，若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到2075年将超过40亿。对中国人口爆炸的可怕推断令人闻风丧胆。
后来有学者不认同这种推测。《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指出，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下降。例如从未干预生育的印度，生育率从1980年的4.8自发下降到2017年的2.18。
△ 四国总和生育率年度对比。
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都会披露生育率，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至2015年的生育率平均不到1.2，远远低于有关部门之前作出的预测。不过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7》，删除了“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没有披露全面放开二胎后的生育率统计。
不论数据如何，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旦成为低生育率国家，很难再升回去。这一点不需要专家指出，催生两年的李建国，已经深有体会。
突然调头，“搞不懂了”
当然他体会更深的，是计生干部们的转型之难。据《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截至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共有在编人员50万名。此外，据原国家计生委2009年公布的文件，除在编人员之外，全国做村级人口计生工作的，还有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和600万名村民小组长。
关于他们的转型，目前的一些建议主要集中在鼓励生育、妇幼保健和失独家庭服务等。但有人质疑，让计生干部开始鼓励生育，他们自己怕是也转变不过来。比如林彩华，她并不知道专家们讨论的什么人口形势，政策的转变令她“搞不懂了”。
易富贤也质疑这种转型安排。他指出，发展人口并非靠单一部门能够解决。再者，根据国际经验，在日本、德国、韩国等专门设有人口政策部门的国家，生育率也不高。易富贤建议将计生人员转岗分流，可考虑为失独家庭、老无所养者提供服务。
不管怎样转型，这些计生干部思维状态和工作状态的调整并不容易，学习和培训是必须的。
在转型妇儿保健方面，陕西省自2014年9月起，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和计生机构合并。整合后，机构不减编、不减员，保持财政全额拨款。从2014年11月起，陕西商洛共有69名乡镇计生干部，不再忙活结扎引产，他们通过专业培训，转型成为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养育师”。他们参与的“养育未来”婴幼儿早期发展干预试验，由国家卫计委和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共同推动。
这些“养育师”每周要上门完成为农村婴幼儿定制的游戏和活动。项目希望他们也能获得科学且充分的早教，缩短城乡孩子在阅读、理解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前卫计委方面表示，如果“养育师”项目试点效果良好，很有可能要进一步推广。
△ 2015年11月4日，陕西丹凤县商镇计生干部李波在为0至3岁的婴幼儿做养育指导。摄影 | 蒲晓旭（视觉中国）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庆宁参与的项目也在探讨基层医疗生殖健康机构开展安全性行为教育的可行性。近年来，中国艾滋病发病数逐年上升，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艾滋病发病数是6年前的3倍多。此外，淋病疫情亦有所抬头。张庆宁的团队正在研讨，计生人员是否可以通过培训，细致有效地在原有网络上开展预防艾滋病等性教育和活动。
但无论转型做什么，计生人员和群众间长久的恶劣关系，都是首先要克服的问题。林彩华他们一下乡，村民打老远看见就跑，边跑边骂：“做绝种的工作！”有一次，计生人员下乡，正赶上人家办酒席。一看见他们来了，酒席的主人宾客全跑了，边跑边发出警报：“阉鸡队来了！”
无论是王秀英还是林彩华，都不敢一个人下乡。做其他工作的，下乡还能有口粥喝，计生人员下乡，连口水都没有。他们的车掉进坑里，也没有人来帮忙，还向他们扔石头。
除了关系恶劣，还要解决信任的问题。百姓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千万不要去计生做人流，他们会偷偷给你放一种药，你就再也生不出来了。”关系和形象若不改变，这种积累已久的不信任也可能延展到转型之后的各项服务中。
林彩华要退休了，转不转型无所谓了。王秀英早已看透，提前转型了。但还有大量的李建国们，人到中年，正逢事业的成熟期，不得不在他们曾笃信的道路上突然调头，顿感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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