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 | 智利工人为何有力量去对抗强大的沃尔玛？

多多洛/作者

引言：智利沃尔玛工人的工会斗争

2006年11月，在经过几个月秘密的组织和动员后，智利沃尔玛仓库工人掀起了一场罢工，罢工的缘起是仓库管理层无视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诉求，200名工人参与了这场罢工，工人们占领并封锁了仓库的出入口，导致仓库员工和车辆无法进出，从而使整个仓库的运转陷入瘫痪。公司很快对罢工作出回应，在警察的帮助下对工人进行镇压，并试图通过在工人内部制造分裂重新夺回对仓库的控制，面对厂方的进攻，工人开始采取更为灵活的策略：他们分成多个小队持续骚扰仓库电力系统的运行，破坏仓库冷藏系统的正常运转，而仓库中的一半货物都是易腐烂的生鲜商品，必须依赖冷藏系统才能储存。经过工人们持续一个月的激烈斗争，公司终于屈服，同意与工人坐到谈判桌上。从这次罢工开始，智利沃尔玛仓库工会得以建立并日渐壮大，而受到沃尔玛仓库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沃尔玛零售工人也开始了组建独立工会的斗争。

本文将介绍纽约城市大学穆尼奥斯教授2017年出版的《自下而上构建力量：智利工人与沃尔玛的较量》一书，该书介绍了智利沃尔玛工人自2006年以来建立民主工会、与沃尔玛开展工会斗争的经过，智利沃尔玛工人的工会斗争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劳工运动的缩影，对于我们思考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劳工运动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封面

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与反工会的“堡垒”

通过建立民主自治的独立工会，开展富有战斗性的工会斗争，智利沃尔玛工人成功地迫使沃尔玛公司做出让步，独立工会得到公司的正式承认，工人的工资福利取得稳定增长，劳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工人们也不再无端遭受管理者的刁难和辱骂。考虑到智利沃尔玛工人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能够取得这样的斗争成果令人不可思议。

沃尔玛是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非工会化企业，以其坚决的反工会态度和大量雇佣非规范就业工人闻名，沃尔玛每年花费巨资聘请专业顾问制定反工会策略，并对管理层进行系统的反工会培训，通过解雇、诽谤、起诉等各种手段阻挠工会进入，甚至不惜以关闭门店为代价抵制员工建立工会的尝试。美国沃尔玛成立五十年以来，至今还没有任何工会能够成功进入，可谓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沃尔玛 图片来源：搜狐

智利则是全球最早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自1973年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建立独裁政权以来，智利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推行私有化改革、实施出口导向产业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与此同时智利政府还通过一系列举措打击阿连德时期高涨的劳工运动，包括抓捕工会领袖、制定有利于资方的劳动法、限制工会成立和罢工举行等。这些政策在智利民主化改革之后得到延续，智利工人的工会参会率也从1973年的34%下跌至1987年的11%，并在以后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2013年智利的工会参会率仍只有14%。在这样恶劣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坚持抗争的智利沃尔玛工人凭借怎样的斗争策略才得以让沃尔玛在他们面前折腰？他们籍以战胜沃尔玛种种反工会策略的力量根源于哪里？

劳工的“破坏性”力量：组织力量与结构力量

穆尼奥斯教授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工人的社会力量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力量（disruptive power），工人的力量源于其制造破坏的能力（capacity for disruption），换句话说，由于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被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工人缺少足够的社会资源来与资产阶级进行竞争式的较量，不过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维持同样需要工人的合作，因此工人可以通过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迫使统治阶级做出妥协和让步。罢工最直观地体现了工人所具有的这一社会力量，罢工给企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力是对企业主的巨大威慑，是迫使企业主向工人妥协的重要手段。

Escondida铜矿工人曾举行为期43天的罢工，智利矿业损失近10亿美元 图片来源：chilecn.com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社会力量的决定因素，她沿用了欧林·赖特的理论，认为工人的社会力量由工人拥有的组织力量和结构力量所决定，组织力量指的是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力量，结构力量指的是由于工人在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关键位置所产生的力量，后者由市场谈判力量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两部分组成。这里作者着重分析了工会的组织力量，作者认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工会的战略能力、民主程度和战斗性水平三种因素决定，工会的战略能力指的是工会根据具体斗争形势设计有效战略的能力，与工会的斗争经验、组织结构、决策过程、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数量、动员水平有关；工会的民主程度体现为工会正式民主程序、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和工人对于工会日常事务的参与程度；工会的战斗性水平指的是工会采取直接的对抗性、破坏性行动迫使雇主满足工会要求的能力，有助于锻造工人之间的同志关系、培育工人的集体认同感和阶级意识、树立工人对于自身力量的信心。作者认为，在工人组织力量中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智利沃尔玛工人斗争中最为突出的因素是工会的民主程度，正是凭借扎实的基层民主建设、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以及工会会员对于工会日常事务和重大决策的普遍参与，这些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工会才有底气和资本与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相较量。

在对工人社会力量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将工人的“破坏性”社会力量区分为“生产力量”和“符号力量”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工人破坏生产过程的能力，例如罢工、怠工等，后者指的是借助符号手段干扰公司正常运行的能力，例如通过游行集会等方式给予公司舆论上的道德压力。这两种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行动策略，作者通过介绍智利沃尔玛的仓库工会和零售工会这两个案例，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行动策略在智利沃尔玛工人斗争中的实际运用。

仓库工会：“生产力量”与民主建设

随着零售行业规模的扩大和零售巨头的兴起，过去分散化的仓储形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集中化的仓储配送体系，商品存储于集中分布的仓库之中，然后由物流统一配送至各家商店，例如整个智利沃尔玛的商品都存储于位于圣地亚哥的三座仓库里。仓储行业的集中化分布给予了仓库工人前所未有的结构力量，仓库工人一旦发起罢工，会造成整个零售行业供应链的瘫痪，给零售行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雇主根本无法承担工人集体行动的代价，仓库工人因此具有极强的谈判和议价能力。除了强大的结构力量之外，仓库工会还投入了大量精力构建自身的组织力量，部分工会领袖之前有过参与工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经验，他们意识到传统的智利工会运动的精英化、官僚化导向，特别是与政治党派的结盟使工会成为脱离工人的空中楼阁，严重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只有建立真正民主自治的工会才能在与公司的斗争中取得成功。

亚马逊有40个仓库的面积超过100多万平方英尺。图片来源：rongdaitong.cn

智利沃尔玛仓库工会主要通过建立民主的组织结构和实行普遍的会员教育来实现工会的民主自治。仓库工会的组织结构包括以车间为单位的工会小组、工会委员会和会员大会，其突出特征是工会事务的集体决策。工会会员平时参与所在工会小组和工会委员会的日常讨论，每三个月还要参加会员大会，会员大会上全体会员要对工会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每个人都有权在大会上发言，工会领导层不能表达个人偏好并对会员意见进行引导，只能陈述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在讨论结束以后全体会员进行匿名投票，从而做出集体决策，同时工会会员也有权在大会上发起动议补充大会议程。会员大会给予每一个工会会员以参与讨论和决策工会重大事务的权利，同时也向工会会员展示了工会强大的集体力量，激发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工会会员在参与会员大会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政治教育，因此，沃尔玛仓库工会的会员大会出席率往往能够达到80%以上。

沃尔玛仓库工会实施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开展普遍的会员教育，工会领导层意识到60%以上的会员都是具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人，他们缺少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工会认同感。新入会的会员被要求参加为其十周的政治教育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劳动法、劳工史、工人的权利、工会的斗争策略、领导力培训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会课程对于葛兰西“控制生产”概念的讲授。葛兰西认为民主的工厂委员会能够让工人真正获得对于生产过程的控制，而不再仅仅受管理者的支配，仓库工会运用这一概念收集仓库生产过程的信息，包括仓库的布局、商品的运送流程、产量和生产力、可以制造破坏行动的关键位置等，从而勾勒出生产过程的全貌。对于仓库生产过程的掌握成为他们进行集体谈判时的重要筹码，帮助他们戳穿公司掩盖产量和利润增加的谎言，并成功挫败沃尔玛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无工会外包工仓库来打击工会的努力。工会课程的开展还是一项反对工会精英化的努力，它确保了工会内部的斗争经验和知识不仅仅为少数精英所掌握，每一位工会会员都具备组织和参与工会斗争的能力。

通过建立民主的组织结构和实行普遍的会员教育，沃尔玛仓库工人成功建立了一个知识为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数精英所掌握，同时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具有行动和决策能力的工会，大多数会员在加入工会五年以后都具备担任工会管理岗位的能力，沃尔玛仓库工会因此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能够一次次赢得与沃尔玛较量的胜利。

零售工会：“符号力量”与灵活战略

与仓储行业不同，零售行业的分布相对分散，沃尔玛在智利有着300多家门店，其中既包括拥有超过400名雇员的大型超市，也包括仅有10名雇员的小型商店，在这些门店中更是分布着超过80家工会，这种分散性给零售工人工会的建立和罢工的开展带来了极大困难，沃尔玛零售工人不像仓库工人那样拥有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要想让公司在他们面前屈服，他们必须诉诸其它战略。零售工会被迫采取更为灵活的斗争策略，他们也必须对工人日常工作中的矛盾更加敏感和积极，通过在劳动场所内的一次次小规模斗争，他们得以逐步积攒起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力量，不过与仓库工会相同，他们也积极践行了民主自治的理念。

零售行业作为服务业的优势在于工人与消费者和公众的直接接触，工人可以借助公司对于品牌形象的重视建构自身的“符号力量”。沃尔玛零售工会采取的斗争战略是在公司门店和总部门口开展集会抗议活动，他们拉起横幅、喊起口号、散发传单，向消费者控诉沃尔玛对他们的非人道对待，打击沃尔玛的公众形象，给沃尔玛以舆论上的道德压力。同时，由于零售行业中工人较为分散，这些集会活动也是零售工会招募会员和开展会员教育的重要途径，集会活动的公开性不仅起到了动员工人参与的作用，还成功动员了社区成员参与其中，而集会斗争的成功也培育了工人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团结意识。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自1970年代以来兴起并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对于全球劳工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大卫·哈维所言，新自由主义是一次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力量的重建，借助对于国家机器的掌握，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变革和调整，从而颠覆了凯恩斯主义下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剥夺了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赢得的经济社会权利，削弱了工人阶级自卫和反抗的能力，而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在新自由主义的打击下陷入低谷，传统的工会斗争形式面临严峻危机，工人运动似乎已经不再是反资本主义运动中的主力军。智利沃尔玛工人的工会斗争重新唤起对工人阶级自身斗争力量的关注，它向我们展示了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工人仍然具备强大的结构力量和组织力量。

尽管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和调整，但是只要资本主义不灭亡，工人与资本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正如西尔弗（Silver）在《劳工的力量》一书中所说，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智利沃尔玛工人的工会斗争向我们展示了服务业工人所具备的斗争力量，它向我们证明了，只要踏踏实实地进行组织和教育，只要真正做到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参与，只要在斗争中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即使是在工人较为分散、组织较为困难的服务业，即使是沃尔玛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一样会在工人的力量面前折腰。

智利工人联合中心(Workers United Center of Chile)主席Barbara Figueroa号召劳动者联合起来。图片来源：搜狐

智利沃尔沃工人的工会斗争也为全球劳工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反思欧美国家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百年劳工运动史，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是工会的精英化和官僚化趋势。随着工会斗争从单个企业走向整个行业的联合乃至全行业的联合，特别是在工会开始与政治党派结盟以后，工会组织日益依赖外部资源，并开始建立科层制组织结构，运动的领导者不再是兼职从事甚至不再是工人出身，而是以运动为业，成为职业化的工会运动者。这种趋势的出现当然与专业社会运动组织对于组织高效运行的要求是分不开的，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和专业化的从业人员能够极大提升组织的运行效率。

但是，这种趋势的出现从长远来看对于劳工运动的发展是不利的，它造成权力和知识过度集中于精英手中，一方面精英开始具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做出一些背离工人利益的决策；另一方面是工人对于工会的参与度和认同感直线下降，工会参会率逐渐降低，工会真正的力量来源日渐萎缩。这种趋势逐渐形容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工会组织中精英与群众的分离与对立，而工会组织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也日甚一日。当外部政治环境发生剧变，外部资源纷纷撤离，工会组织也自然就成了无本之木，在外部敌人的打击下一败涂地。这也是智利沃尔玛独立工会主动与全国性工会和政党坚决保持距离的原因。

因此，当下的世界劳工运动应当吸取这一惨痛教训，避免重蹈欧美劳工运动的覆辙，而智利沃尔玛工人的工会运动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工会民主绝不是由少数精英的民主，不是代议制民主，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工会会员教育和工会日常参与基础上的集体决策民主。正如智利沃尔玛工会所展示的，这种民主的建立决不是可以一朝一夕完成的，其背后是艰巨的一对一式组织，经年累月的对话、讨论和参与。而工人的这种民主参与，才是工会不竭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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