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来自微博
娘炮去死！
这些娘娘腔看着就不爽，怎么还不赶紧去死？
死娘炮滚开！
很难想到，一场针对央视开学第一课的声讨，最后变成了关于“娘炮”的大论战。
动用行政资源强制家长陪同观看，却在预定的开播时间插播15分钟培训机构、学习APP的广告，央视开学第一课激起众怒。
家长的怒气，也连带撒向了节目组请来的明星。他们妆容精致，性别莫辨，一群“娘炮”霸占舞台，家长们倍感忧心。
这其实是我们社会需要的一场讨论。
什么是“阳刚”，什么是“娘炮”，什么是男人必须要有的“男人样”？为什么当男性表现出女性气质，就是一件糟糕的、需要否定的事情？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必须按照社会性别的期待，归顺自己的性别表达？不一样，又怎样？
但当这些讨论，被开头那样的言论以更高的声浪盖过时，我只感受到深深的寒意。
每一条这样的留言和评论，都在赤裸裸的宣扬着恶意与仇恨。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仇恨言论。
来自Garn Press
对仇恨言论的否定乃至限制，背后是两个基本的假设：
假设1：招致仇恨的身份标签，是我们无法轻易改变或随意选择的。它们有的与身俱来，例如国籍、种族、阶层、性别、性向、身材、残障或疾病；有的则是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选择做出什么样的性别表达，选择信奉什么样的神灵。
假设2：这些身份本身是平等的，是人类社会多元的组成。不同身份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更无对错可言。
而仇恨言论存在的根基，就在于对第二个假设的挑战：持有某些身份，就是错误的、低劣的。
例如，不同于传统男女两性的性取向（同性恋）、性别表达（娘娘腔），就是不正常的、变态的；男人就是比女人更优秀；黑人就是劣等种族；信仰某些宗教就是邪恶的……
这些偏见的形成，有的源于狭隘而僵化的评价标准。和我一样的，才是好的，正常的；和我不一样的，就是变态的、坏的。
例如，异性恋是一种常态，那么同性恋就是变态；男性，女性，这两种性别是常态，跨性别，不男不女，就是变态。
这种评价方式背后，又有复杂的社会心理、文化因素。例如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对非我族群本能的恐惧和排斥，对既有权力格局的维护，也包括集体主义影响下，对秩序、集体的统一性、一致性的推崇。
而有的偏见，则基于非理性的推断。
人们可能确实看到了某些事实。例如政商学界高层中可怜的女性比例。例如同性恋群体中大幅增加的艾滋病感染率。例如极端宗教分子制造的一场又一场恐怖袭击。又例如美国社会黑人社群中更高的贫困率、犯罪率。
但这些群体中某些人的负面行径，却很容易被放大成整个群体的行为特征。
而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特征，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被忽略，都被简单归咎于他们的身份本身。
所有负面行径，都是身份使然；有着这个身份标签的人，都是低劣的，变态的，恶心的，愚蠢的，邪恶的。
基于对群体身份的污名，仇恨言论的兴起自然而然：
因为他们都是低劣的、变态的、邪恶的，所以他们应该“去死”、应该“滚开”，活该被欺压、被排挤、被歧视、被攻击，甚至被消灭。
他们并不需要自己动手。但制造和传播仇恨言论，却可能煽动“别人”动手。
这些言论会制造一种强烈的舆论氛围：对某些群体的攻击、暴力是正当的。
在中国青年同伴网络针对高中校园霸凌情况的调查中，对于男生而言，性别气质显著影响其遭受言语暴力、排挤、孤立的可能。越偏向女性气质，遭受霸凌的可能性越大。
而在许多的调研和访谈中，当被霸凌的孩子求助于家长或老师时，他们的反应也往往是对受欺负者的指责：以后可不可以阳刚一点？为什么就这么娘？
2000年，台湾屏东。15岁的少年叶永鋕被发现卧倒在厕所的血泊中，送医后不治身亡。
他就是一个人们口中标准的“娘炮”。从小做事认真细腻，气质阴柔。因为“娘炮”，他经常被欺辱，甚至被同学强行扒裤以“验明正身”。因为不敢上男厕所，他总是选择临下课前几分钟向老师请假，先行去厕所。
尽管官方的验尸报告，认定叶永鋕是本身疾病致使如厕后跌倒、头部撞击地面导致颅内出血而死。但他的意外身故，却引起整个社会对校园欺凌——尤其是基于性别气质的校园欺凌，前所未有的关注。
2004年，台湾出台“性别平等教育法”，其中明文规定，“学校应提供性别平等之学习环境，建立安全之校园空间。学校应尊重学生与教职员工之性别特质及性倾向。”
在叶永鋕死后，他的妈妈接到一个高中男生的来信，说自己能活到今天是一种奇迹，“你看有多少个在自杀，在跳楼。”
是的，广泛存在的仇恨言论，甚至不需要煽动“别人”真正去动手。
当一个人身处的社会环境，处处回响着针对他所属身份的仇恨言论，时刻感到外界的排斥、歧视，他如何能够直面真实的自我、充满安全与自信的生活，而不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伤害中？
纽约大学教授沃德伦（Jeremy Waldron）在《仇恨言论的伤害》一书中说到，社会包容是一个社会极其重要的价值。每一个群体都需要被接受。在一个多元社会中，社会能为每一位社会成员提供极其重要的保障感。它保障我们能够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无需面对敌意、暴力、歧视或者他人的排斥。
而仇恨言论，它在破坏的，就是这种社会保障感。
它是一剂真正的社会毒药。
来自自由时报
毫无疑问，法律的限制与言论审查，是对仇恨言论最有力的打击。但这又涉及到对言论自由的审慎平衡。
美国对言论自由有着极高的保护门槛，强调被限制的仇恨言论需要与其带来的威胁之间有“直接、即刻”的确定关联；而在欧洲，则更尊崇尊严与平等，对仇恨言论有更严苛的限制。例如对少数族裔的仇恨言论，甚至对种族屠杀、反人类罪或战争罪的否认、美化言论都有可能被限制。
在2017年和2018年，加拿大和瑞典，还先后将“性别身份与性别表达”（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纳入立法保护范畴，禁止针对跨性别人士或所谓“娘炮”的仇恨言论、歧视、骚扰行为。
但法律的禁止与审查，似乎并不是什么“治本”的方式。
正如上文所说，仇恨言论的根基是一系列的偏见。而对抗偏见最有力的方式，则是我们的理性。
有着某个身份的群体，是不是真的具有某种负面行为特征？
当我们评价某些群体的行为方式是对是错、正常或变态，我们依据标准究竟是什么？
某个群体如果真的存在某些负面行径，根源究竟又是什么？
这一系列的问题，当然都需要大量的公共讨论。保持不同的观点和争议，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要使用情绪化的，甚至是暴力的表达方式。基于事实，充分推理，尊重并吸纳不同的观点，而不是动辄向某一个群体扣上标签，发出威胁和攻击。
例如在“娘炮”的论战中，当我们要敲出“娘炮去死”，或者给厌恶“娘炮”的人贴上“直男癌”标签的时候，更需要一系列的追问与更加细致的讨论。
当人们看到“娘炮”而感到厌恶时，这种厌恶的情绪究竟是什么？表达的仅仅是一种审美好恶，还是在进行对错优劣的道德判断？
如果是一种对错优劣的判断——“娘炮”是“错误的”，变态的，需要被矫正的——那正确与否、正常与否的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
例如当我们认为男人就应该阳刚，阳刚才是正确的、正常的，那究竟如何界定“阳刚”？如果一个男人不“阳刚”，那会怎样？会有任何人受到侵犯，或者公共利益受到伤害吗？
当我们鼓励男孩要“阳刚”的时候，“阳刚”代表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必然是与男性性别联系在一起的吗？如果一个男人行事温柔、心思细腻，或注重外貌、衣着时尚，必然会有损他的这些品质吗？我们否定和厌恶的，究竟是哪些品质？
……
将我们真正讨论的问题，与某个群体、身份标签剥离开。不断的自省、追问，寻求可能而深入的对话。只有理性而高质量的公共对话，才有可能改良偏见与仇恨滋生的土壤。
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因为自己的某个固有身份，而生活在歧视、偏见、恐惧甚至暴力威胁中。
相关阅读：性别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