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
标题:从“抵制杨笠”到《再见爱人》,如何看待愤怒背后的三组理由?
作者:郭兆凡
发表日期:2024.10.24
来源:C计划
主题归类:杨笠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我问一位男性,“你会感到被杨笠的段子冒犯吗?”

“还好,我就是觉得不太好笑。”

不好笑,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一段表演,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但杨笠的表演激发起如此广泛的愤怒,本是让我有所困惑的。

脱口秀中本来就充满了“冒犯”。冒犯甲方,冒犯富人,冒犯老板,冒犯精英——似乎都没有引发广泛的愤怒和抵制,为什么冒犯男性,就会让不少男人感到愤怒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脱口秀演员去“冒犯”那些更强势的群体时,ta得到了观众作为乙方、打工人、工薪阶层强烈的共鸣;杨笠的段子虽然得到很多女性的共鸣,但很多男性并不认可他们是一个更强势的特权群体,不认为女性是这个社会中受到压制、剥夺的“弱势群体”,不认为性别不平等真的普遍存在并真的在造成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不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可以有无数的例子、数据来回应。当下正在热播的综艺《再见爱人》,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注脚。

image

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离婚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刚开播,黄圣依和杨子上了热搜。我以前写过分析第一季第三季的文章,在我看来,4季共12对嘉宾,多数的模式非常相似,女性提出想离婚(例外是艾威、李行亮和刘毅),核心冲突几乎都与性别不平等直接相关。

第一类,男嘉宾控制欲强,喜欢说教、替女方做主或限制女方的言行,贬低女方,女嘉宾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感受越来越糟,情感和需求得不到基本的尊重。第四季杨子和黄圣依,第一季王秋雨和朱雅琼,第三季纪焕博和王诗晴都很典型,有此倾向但稍微好些的是第二季艾威和Lisa。

第二类,男嘉宾受传统男性气质的影响,容易冷漠(王秋雨、第二季宋宁峰)或愤怒(第一季KK),好面子,内心渴望被崇拜(KK,第一季章贺),所以很难沟通,难以换位思考,或者难以表达自己。

第三类,男嘉宾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一方面被妻子的独立和能力吸引,另一方面又希望妻子遵循传统,生孩子、做家务、照顾孩子、给自己面子、顺从。夫妻可能对分工无法达成共识,男嘉宾担不起或不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尤其是育儿或家务的责任,有的也包括经济责任,女嘉宾会感到自己承担了太多,不堪重负。又或者夫妻表面达成了共识,但妻子会感到实非自愿,或感到不被看见、价值感低。例如第三季刘毅和傅首尔、张硕和王睡睡,第四季刘爽和葛夕、麦林和李行亮,第二季苏诗丁和卢歌。

好吧,12对都谈到了。

当然,不是说女嘉宾在婚姻中是完美的,每位女性也都有自己的课题。但在性别不平等这个结构性问题之下,如果有更多权力、受益更多的男方不愿意作出改变,那关系很难不破裂,即使不破裂,质量往往也不高。

上面这三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这也是这个离婚综艺非常火爆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男性的很多痛苦,恰恰也与性别问题有关。依然想要拥有婚恋关系的男性,或是对传统性别气质或传统分工感到不适的男性,或是在“雄竞”中不占明显优势的普通男性,也很可能感到痛。(逻辑提示,并不是说“感到痛的都是’雄竞’的失败者”。)

如果性别更平等,男性也会成为受益者,拥有更多元的选择,减少经济的压力,和伴侣建立更好的关系,能表达自己的脆弱、恐惧和需要,减少挫败感和孤独感。

很多人可能依然会反驳,综艺里的女嘉宾,很多经济能力挺强。但现实中,很多女性既要求男性婚前加名买房、赚钱养家,又要求男性做家务育儿,是典型的既要又要。

在经济方面,男性确实普遍承受更大的压力,尤其是90后的男性,似乎成为抵制杨笠的主体。这一代年轻人,赶上高企的房价、增高的失业率、下行的经济、激烈变化和内卷的社会、权利意识觉醒的女性,要能承受住经济的压力,又找到对自己满意的女性伴侣,是非常不容易的。

平等意味着,男性也可以提出经济上平等的诉求,男性的压力会更少,也会从性别平等中受益。

image

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但是,事情更加复杂。

有一些看似是女性得到的利益,更可能是女性在漫长的抗争中争取到的一些“补偿”。例如因为性别不平等,女性结婚生育后往往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责任,这本身就容易影响工作的投入,而职场又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包括招聘歧视、同工不同酬、女性晋升天花板、性骚扰等,男性的经济投入就成为对家庭和女性的保障。

但这依然是基于不平等。

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突破口并不应该是要求女性先做出改变。女性主动放弃“补偿”,并不能换来平等。因为女性一旦进入婚姻,生育后代,如果大环境和男性不改变,女性的选择依然非常非常有限。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整个社会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同等的职业机会,对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这也正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的诉求。

在这些实现之前,在关系中,选择权依然主要掌握在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男性手中。例如一位男性可以共担家务,平等尊重和支持女性的职业需求和主体性,共担育儿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提出经济共担的期望,这样的话,找到合适伴侣的几率,总比“既不共担家务育儿,又要求女方共担经济”的几率要大得多。

退一步说,确实有的女性采用双重标准,既要又要,可能她们的一部分诉求是不合理的。逻辑学上有个思维谬误,叫“你错我也错”,不能因为你犯了错,就证明我的错误也是正当的;另一个思维谬误,叫“以偏概全”,不能因为部分女性的诉求不合理,推断出“多数女性要求平等权利的诉求是不合理的”。

在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很多女性和男性都还不能完全理解何谓平等,我们都需要一起学习。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需要很多的对话、说服、倾听、学习和反思。

至此,我列举了一点亲密关系中的例子。而性别不平等在多个领域广泛存在:女性有着更少受教育机会(尤其在农村)、更少的管理权(管理层女性比例低)、遭受更多职业歧视(同工不同酬、晋升难、招聘歧视等)、更多性别暴力(性骚扰、家庭暴力、性侵受害者更多为女性)、性别刻板印象(顺从、美丽)、家务分配不公(更多承担育儿、家务)、自主权被剥夺(生育权受限、话语和选择受限、被说教或训诫)……

不少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觉得她激发了性别对立

杨笠的话,确实成为一些女性表达的工具。

不过性别的冲突,不是杨笠造成的,而是长期不平等的现状决定的,是女性的权利意识提升和男性的经济压力增加等因素决定的。

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大势所趋,这和女性整体的经济、能力、智识、选择提升有关,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和世界文明和科技的发展有关,也和女性长期、普遍遭受着某种程度的不公有关。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减少了,甚至不存在了,必然会要求拥有相同的权利,被平等对待。

而当某些男性被要求作出改变,被要求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这种需求本身,可能就会造成冲突,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话语去表达。

很多人不再考虑脱口秀的特殊性——**调侃现象、调侃权力上位的群体,带给人幽默和反思。**杨笠,可能是出现在风口上的一个靶子。从数据来看,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比父母辈更大,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可以谈不平等现象,但不要说什么男人、女人,说人就好。”但我们真的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同时,不谈论男性和女性吗?就像我们真的能在减少贫困的同时,不谈论阶层分化或固化的问题吗?如果所有的讨论都走向“人”的权利,去掉性别、阶层等其他维度,那很多复杂的讨论会被消解掉,很多诉求根本无从谈起。

还有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普信男”这个标签攻击的是弱势的男性,例如外卖员、矿工,而不是最有权力的男性。

image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我确实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标签过于滥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带有过强攻击性的言论,我都是不支持的。

不过我比较怀疑,是否真的会有女性,主要用这个标签去攻击一个外卖员。我个人的感受是,它更可能指代那些很喜欢说教、显摆、命令女性的男性。

但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难道说社会底层的人也会是权力结构的上位者吗?这里引入了阶层的维度,外卖员的权力可能比中产女性低,但对于外卖员的妻子,更多农村女性来说,男性外卖员也更可能成为有更多权力的人。性别问题依然是无处不在的。

而每个人对“普信男”的理解也会不太一样,这里包含了很多女性体验。比如有的人可能认为杨子是一个“普信男”,明明是靠着黄圣依赚取了那么多流量和金钱,怎么能表现出如此的自大感和说教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段子似乎也并不是针对弱势的男性。

当然,人有感到不适的权利,有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冲突对推动性别平等,是不利因素,也可能成为有利因素,关键可能是冲突的程度,以及冲突后人们的反应。

  • 有的人不认同杨笠的观点,觉得她表达得有些绝对了;

  • 有的人不喜欢杨笠的语气,觉得感受到不被尊重;

  • 有的人不喜欢杨笠这个人,也不欣赏她的幽默;

  • 有的人不认同“普信男”的标签,在网络上表达滥用这种标签的坏处;

  • 有的人不购买杨笠代言的产品;

  • 有的人去京东发起抵制,威胁京东取消她的代言。

上面的言行都在法律允许的自由范围内,但程度却很不同。

最后一种,可以获得最显眼的“胜利”,但对整个社会去面对、探讨、弥合性别裂痕,促进性别平等,却是最不利的。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对话、反思、倾听、协商,更多理性和建设性的沟通。

拥有更多权力的人先去改变,是必要的、重要的,我们需要一起去讨论,如何让这成为可能。政策制定者、企业各层级管理者、法律制定和执行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多数亲密关系中拥有更多权力的男性(可能处于不同阶层、年龄)……每个在某一角度中处于权力上位的人,都可以更加善用权力,推动性别的平等。

不但如此,我们的孩子,更是应该从小就接受好的性别教育。更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可能会更强,孩子们可能也会面临更多困扰。为此,教育工作者和父母们,需要做更多。

我们C计划也不断尝试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一部分性别教育,促进男孩和女孩都参与对话、反思、倾听、说服、合作……

《朱家故事》讲到性别角色与家务分工,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讲到对男孩的性别刻板印象,

《顽皮公主不出嫁》讲到对女孩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法官金斯伯格》讲到识别性别歧视,

《居里夫人的故事》讲到打破性别偏见,

《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讲到男女间的友谊和反思性别刻板印象,

《绿山墙的安妮》反思容貌焦虑,

《印第安人的麂皮靴》讲到完美主妇规训,

《我是你爸爸》反思父权制对男性和女性的压迫,

《骆驼祥子》讲到容貌规训与荡妇羞辱,

《82年的金智英》讲到全职妈妈的处境,

《简爱》看到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背后的规训与话语权的剥夺,

……

还是看到了不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