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重度垃圾化的简体中文互联网已然臭不可闻，但虎嗅的诸位朋辈还在尝试进行一些值得探讨且可以发表的非虚构严肃讨论，这种苦中作乐的努力应当鼓励。
他们最近的工作成果，是一个名为“新女性”的策划集：通过采访蒋方舟、曾轶可、王霜等数位“见过世面、见过不易、见过自己”的女性，探寻她们的价值取向，以及外界因素给她们留下的烙印与影响。
本篇，既是为虎嗅“新女性”系列策划起到一个开篇作用，也是将我近期对当代中国女性问题的思考做一个简要总结。
矛盾
1981~1991年，中国迎来了建国后的最后一拨婴儿潮，上亿独生女性在随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发现自己不必再去成为依附者。仅在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一项中，女性就牢牢压制男性达十年之久。这些第一次被中国家长们按照传家宝标准培养的大批女孩子们，此后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节点。
2014年，那拨婴儿潮中最小的姑娘，也已经距离平均结婚年龄相差不远。当这些获取了同性祖辈所从未拥有过的自信与地位的姑娘们，开始集中进入婚恋市场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高离婚率的有力推动者。
于是在那一年，“直男癌”和《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成为了社交媒体热点，紧随其后的，则是春晚小品《女神和女汉子》引发的性别歧视论战，以及那个靠“怒怼男人不靠谱、怒怼女人不争气”走红的咪蒙。
从那以后，作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元话题”之一，女性话题如同民族主义、贫富差距、中产焦虑、育儿危机等元话题一样，具备随时引发全民讨论的能量，性侵、性别歧视、女性权利、婚恋纠葛等，都是女性话题下长年刷屏社交媒体的流量之王。
然而，细数女性这个元话题的根基，就不难发现一对奇怪的矛盾之处。
一方面，中国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待遇”可以说不仅与世界接轨，有的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更好，甚至好得不少。
由于实行彻底的一夫一妻制，建国以来几代人倡导“女性能顶半边天”，意识形态上几乎清除了宗教影响，家族势力在城市以及大多数北方农村中也逐渐式微，再加之30年计划生育政策对女童的成长起到了事实上的资源保障作用。因此当中国女性望向海外时，常常有些“友邦惊诧”之感。
比如今时今日，美国还要为“女性自由堕胎权”而辩论、示威、抗争，而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最常见的医疗广告，就是“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再比如，全球近40%的女性自杀者来自印度，和这个充斥着早婚、家暴、轮奸、性侵、女性买卖、胎儿性别检测的国家一比，那些引爆中国社交媒体的“嫁给大山的女人”、女德班、Me Too运动们，都显得苍白乏力；在美加英俄等欧美国家，女性一旦成为妻子连自己的姓都较少保留，多随夫姓；在日韩，女性婚前无论是何种学历、职位，婚后大多迅速成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从此不再保留个体的社会价值，完全服务于家庭……更不要提那些宗教多妻制地区，要么让姑娘们遮盖全身只能以眼示人，要么在2017年刚刚结束了“强奸犯只要与受害人结婚就可以免遭惩罚”这种简直像是地狱里的法律规定。
和这些国家的这些方面相比，被中国电商捧为“女神女王”、目睹越来越多的男青年表现出“求生欲”、能够基本自主决定婚姻生育选择、婚后也可以长期工作、可以自由表达对名利美貌及偶像的追逐、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世界第一、大概率上不会被早婚强奸人口贩卖问题困扰……的中国女性，在这些方面无疑是更幸运的一群人。至于这种幸运缘自何方，幸运儿又是否知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还有另一方面。
即便中国女性拥有这么多的“高待遇”，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表的《2017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的性别平等指数排名却继续下跌，已经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对比2006年时，中国还排在115个国家中第63位。
再比如，据第一、第二和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1990年，城镇在业女性的收入为男性的77.5%，1999年时，这个数字下降到70.1%，到2010年，城镇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的67.3%；这意味着不同性别分享的经济红利并不平等，且男女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更不必提，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总体不尊重感依然强烈，无论是职场和校园中的性别歧视、缺乏保证的产假和怀孕自动辞职，以及各个圈层中频繁普遍的性骚扰、公共媒体上时不时出现的“剩女”、“耻感文化”、“弱化女性”，以及全世界垫底的出生性别比（中国每出生100名男孩，只相应出生87名女孩），都勾勒出整个社会对女性不够友好的底色。
甚至于大学教授们公开表示“学术界不是女性地盘”；哲学家高呼“一个女人成就再大，倘若不肯做温柔情人、体贴妻子、慈爱母亲，那美感要大打折扣”；还有像本文题图中那样，某知名汽车品牌为了宣传官方鉴定二手车更靠谱，竟然将婚礼上的新娘比喻为二手车，让婆婆亲自拧鼻子拉嘴巴检验一下成色，看看是否原装。
奇怪之处在于，在这些方面，中国现状却又不和国际接轨了，甚至于在某些时候表现得低于其它社会的合理期望值。
比如Me Too等一系列性侵举报在成为网络热点后，却少有下文，被举报者也鲜有处理，一些在发达国家常见的“保护被害人、严查涉嫌者”的举动更是稀缺。不少女性举报者受到了粗鲁和不公正的对待（参考章文的荡妇羞辱），更不必说从“北电候亮平”到维权女工，再到中国知名的几个女权大号接连失去网络表达权，直至围观者散去，“街市依旧太平”……
于是，就有了这等矛盾的现状：一面是中国女性在不少方面“超英超美”，优越感独步全球；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女性在另外似乎也挺重要的不少方面体验很差，甚至不如一些经济体量远小于中国的弹丸之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撕裂的矛盾？是因何造成的呢？
娜拉
如今中国年轻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娜拉出走”是什么意思了，可能有爱看韩娱的80后会联想起来，上学时有个挺出名的韩国女演员叫张娜拉，仅此而已。
“娜拉出走”最近一次在中国舆论场被提及，还是在2017年全民围喷许知远的时候。在一篇名为《十三邀里装十三：许知远式尬聊》的文章中，作者爽快利索地表达了多数国人对许知远这个“装B分子”的鄙夷——
“许是个陈腐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角落里保持对时代的距离、固执己见……他认为娜拉出走追求的自由是精致的，而如今年轻人的疾呼没有一点新意……一个老派、傲慢、乏力、高举知识分子大旗的尬聊采访者。”
许的确在采访马东的时候，表达出了对时下的不理解，他说《奇葩说》的种种讨论，都是一百年前五四时期“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变种，而且还没有五四时期激进，不理解现在拿出来再讨论一遍的意义何在。
且放下许知远不谈，我们先搞明白，这个“娜拉出走”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话题对于中国女性，对于当下有什么意义？
1879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写下了传世剧本《玩偶之家》。该剧中，女主角娜拉原本自认为找到了理想伴侣，然而没想到看似幸福的婚姻背后，却隐藏着夫妻双方不同爱情观和家庭观的撕裂——
“娜拉漂亮、可爱、性感，又尽力表现得乖巧，温顺。丈夫对她确实百般宠爱和疼爱，娜拉也为此感到幸福，并误以为这就是真正的爱。最终她明确地意识到‘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互相有性兴趣，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思想感情交流，更谈不上深刻爱情。”
出于自己处于依附地位所产生的不良感觉，以及爱情理想的破灭，娜拉选择结束这段感情，通过离开家庭的方式宣告“我首先是人，和你一样的人”。随着女主角的关门声，话剧落幕。
由国内演员曹颖、王斑演绎的“玩偶之家”
该剧上演后，迅速在多个国家获得关注。140年前别说中国，就连欧美国家也少见离婚之事。如此“离经叛道”的作品自然引发议论如潮，而真正在中国引发相关讨论的，还是胡适和鲁迅。
胡适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开辟了特刊“易卜生号”，内容中“救出自己”的呼唤，震动一时。用许知远的话说，“关于‘娜拉出走’的辩论吸引了全中国的知识青年，大多数人喜欢借此控诉那可怕的家庭制度和传统，在那个年代，这是束缚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原因。”如今看来再自然不过的女性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和男女平等话题，在那个宗族礼法时代还是不太能触碰的逆鳞。
5年后，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核心问题“娜拉走后怎样？”同时他也给出了答案，如果没有平等的经济权利，那么离家的娜拉要么卖春为生（堕落），要么继续投靠丈夫（回来），要么就是饿死，除此外恐怕再难有别的路。
这实际上已经升华或拔高了易卜生的原著，挪威人不会想到，这部主要展现情感纠葛的戏剧，在中国成为了女性意识觉醒、女性解放运动以及全民逃脱传统生活的重要推动力。茅盾曾说过，娜拉在青年口头出现频率之高，不亚于马、列。据说当时请人吃饭，主人为避免引起争论，会特地在客人面前放一张写有“莫谈娜拉”的字条。
原子
1919年，娜拉在中国的影响愈演愈烈。时年，湖南长沙女青年赵五贞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于出嫁之日自杀于花轿中。另一位长沙女青年李欣淑选择离家出走投奔北京，并给胡适写信“自从看了五卷《新青年》后，就不满意我的处境了”。而真正的娜拉翻版，则数广西女学生李超，由于反对旧家庭，被家里断了经济来源，竟最终贫病交加而亡，完全应了鲁迅的“出走之后预言”。
在北京，胡适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参加了李超的追悼会，并分别登台演讲，时人称“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而在南中国，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毛润之则因赵五贞事件在一个月内连发9篇文章，抨击“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总结到“现代以前不知有所谓‘恋爱神圣’的道理。”
所以后来，不少城市青年或知识青年投奔革命，更多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更直白一些，用秦晖的话说，很多人就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摆脱包办婚姻和“旧式”家庭家族、反抗族权父权夫权家长权、抗婚逃婚离家出走，而走向了“革命队伍”的。
于是，“娜拉出走”天然地成为了延安一脉的精神同道，革命政党联手“娜拉”，不仅呼应时代需求，也能增强自身实力及号召力。比如，1935年时，蓝苹女士就曾经饰演过话剧《娜拉》的主角，且广受好评。而两年后，她就将转进延安，并改名江青。
无论是五四时几位文人主将讨论的娜拉问题，还是日后革命领袖们对“娜拉”的接风洗尘，都暗含了一个逻辑，就是打破束缚在娜拉们身上的家族力量，礼法力量。而给娜拉们指的明路，则是投身于变革制度的事业，即革命。
这就造成了从延安一脉相承的执政党治下，中国女性问题的特色现状。
红色宣传画
不受家庭、宗族、礼法、传统文化束缚，就意味着中国女性一笔勾销了中东的“强奸法”、多妻制和黑袍（文化礼法）、美国的“堕胎争议”（宗教）、印度的早婚和人口贩卖（宗族）、欧美的夫姓（家庭）、日韩的家庭主妇化（家庭）。
这无疑是一次飞越式的进步，仿佛瞬间就把山顶洞人请进了五星级酒店，即便时至今日，能像中国女性这样迅速干脆利落地将传统束缚全部“断舍离”的国家，也是全球罕见。这就是上文中称，中国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待遇超英超美的根源。
但，进步背后是有代价的，飞越式进步更意味着交付了巨大的代价。
鲁迅早就说过，娜拉出走后要想不饿死，不回家，不堕落，就必须要有经济权。而广大中国娜拉飞越式地成功出走，就意味着必有一个比“小家庭”更强大，稳定的经济来源。这个来源是什么呢？
当然是那个象征着革命、进步、新生活的政治团体。这个团体赋予了她们权利，给了她们经济来源，让她们足以不再被传统束缚。在这里，她们抛弃了各自的“小家庭”，共同成为了“大家庭”的一员。
也就是说，娜拉们不再是父母的人，却都成为了“组织的人”。这可和娜拉们出走时的初衷——“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相差甚远，很快，她们就明白这种差别意味着什么了。
在男女性别比几乎20：1的延安，容貌气质佳的女知青自然就成了“抢手货”。随之，经组织决定，这些不能为家族利益而嫁人的娜拉，眼下却必须为“革命利益”而嫁人。
当初逃离旧家庭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们，却在革命大家庭中再一次遭遇包办的命运。
也就是说，中国女性权利百年来取得翻天覆地般神速进步，是基于组织将娜拉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组织才得以迅速推行“妇女能顶半边天”，进而一笔勾销了传统束缚。而其代价，就是娜拉们在提供权利和经济的组织面前迅速原子化，娜拉们一旦接过“半边天”的权利和实惠，那也就代表着不再属于小家，而是属于组织的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娜拉们以为自己独立、自主、平等了，纸面上的法规和口号中的保证似乎也都是这样说的，其实却经历了一次个体权利换汤不换药的转包过程。她们不再像某些国外娜拉那样问题缠身，却掉落进另一种多舛的命运洪流中。
于是，当娜拉们发现大家庭下的不爽，想再像当年逃离甚至推翻小家庭时那样“出走”，可就没门了。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比较传统束缚时，中国娜拉们超英超美，但当向“组织”和公权力要说法时（比如就业、安全、分配等公共事务），中国娜拉们就只能“销声匿迹”，远没有当年那么决绝洒脱了……
这个话题就只能写到这里了。
诱惑
中国女性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止于此。
曾有研究者总结过数据，证明和其他文化及地缘相近的东亚地区比较，中国的结婚率异常高：直到2005年，一生中从未结过婚的成年人群占比，香港超过20%、日本台湾新加坡都超过15%、就连父权社会色彩极为浓重的韩国也节节攀升，向10%迈进。只有中国，依然比1%高不到哪去。
对比西方社会来看，美国有23%的男性和17%的女性从未结过婚，而法国每3对伴侣中只有一对会结婚，其他两对会选择“同居协议”。
然而在中国，35~39岁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只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7%。也就是说，在40岁前还不结婚的中国女性，个个都是百里挑一，几乎“自绝于人民”，其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国女性为什么会这样前赴后继地结婚？这其中当然有真情实感、文化影响、代际惯性、外部压力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而一个往往被忽视的推动力是：中国男性及其家庭为未来媳妇开出的价码。
这价码可不止是直接的“礼金”，也包括恋爱阶段的“请吃请喝”、“送包送iPhone”，结婚后的“工资上交”、“买房加名”，甚至还有笑脸相迎的“求生欲”等精神待遇。即便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男方支付的总结婚成本也毫不逊色，几乎冠绝全球，和印度这种还需要女方出嫁妆的国度更是天地之别。
所以，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抱怨“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何必再给自己找个祖宗”。而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这段漫长的“恋爱期”中，作为整体的中国女性所收到的物质和精神实惠，也是极为丰厚的。这正是Ayawawa等专门教姑娘如何“最大化婚恋收益”，甚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导师和机构走红一时的原因。
那既然结婚这么贵，除了情感诉求及传宗接代等传统和家庭因素外，中国男性为何还要如此努力为未来妻子开出高价码？
首先是经过长年计划生育的“少生女”影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300多万，一个更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中国30~39岁之间的未婚男女比例为279 : 100，即每100位未婚女性对应279位未婚男性，资源稀缺不争不行。
其次是中国自明清之后，将“万恶淫为首”奉为社会信条，加之后来新政权对色情行业的不容忍态度，导致中国男性充分解决性欲的唯一正当途径就是恋爱和结婚。
第三点，则是上文提到过的，“娜拉出走”和计划生育导致女性高知化这两个因素叠加，导致新女性结婚生子的意愿迅速降低。为了能够让娜拉们“回家”，丈夫们必须拿出更多物质和精神的价码来“诱惑”。
然而，当娜拉们或出于真情，或出于压力，或出于诱惑而回家后，却往往发现“这和我从小期望的家庭生活不一样啊”。不少中国女性在婚后最常抱怨的，就是丈夫甩手掌柜、“丧偶式育儿”、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干活、从女白领瞬间变成老妈子……到最后甚至会疑惑，这都什么时代了，我怎么在家里还过得像是妈妈甚至姥姥那个样子？
这种境况光指责男性也并不全面，因为当时组织号召出走、一笔勾销的时候，是以革命和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其中既缺乏观念转变的浸透，更没有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和适应过程。不少发达国家丈夫在家庭中对妻子的尊重，是多年来小家庭和社会文化在不断变化中，自发磨合自发适应，加之公权力法规监管（如反家暴、离婚分配），数代人逐渐碰撞调整的结果。
而中国的娜拉们看似走得很快，等回到家庭才发现，家庭还是那个家庭。之前的出走和革命只是夺得了娜拉自己免于束缚的自由，如果娜拉们选择回到家庭，那就还是要面临祖祖辈辈女性们老妈子的命运。因为娜拉变了，可家庭，或者说父权社会并没变啊。
更何况，此前为了把娜拉们请回家，中国男人掏了大把真金白银和精力心血，如今“米已成粥”，难免就有种“老子给你吃喝，你还不好好伺候”的逆反心态。
因此，一旦娜拉们回到家庭，或者不得不和父权社会打起交道（比如老男人的酒局、男性上司的邀约），就时常会感到一阵“恶臭感”。可现在再没有圣地可供逃避了，如果想改变“小家庭”，那可能要花毕生之功去调整适应，如果碰上的是公共问题，那就又可能聊着聊着ID就没了。
有人会说，那不回到家庭不就行了。可是，由于父权社会的底层逻辑依然对女性不友好，加之公权力对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中国女性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价值，相比男性而言是比较有限，且上限很低的（无论在国家级决策层、基层自治组织还是企业决策层中，女性的比例都低于1/3）。
在这些因素尚无法改变的当下，中国女性在家庭以外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感最有效的方式——有些令人唏嘘——竟然是投奔消费主义。因为只有商家，是对有消费能力的女性真正贴心揣摩、及时正反馈、不设快感上限的。比如为迎合女粉丝，小鲜肉走红；为了让女买家买爆双11，电商封其为女神女王；为了给女性留下好感，美妆品牌纷纷打女权广告为姑娘们“撑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消费主义不局限于“商场买包”，也包括生产综艺娱乐节目的内容制作方、制造吃瓜热点的社交媒体、交流变美心得的医美社区等等。
这也就是女性为何成为（短）视频网站、微博热评区、电商、美食旅游点评等相关互联网服务当仁不让的绝对主力群体，并且牢牢把握着话语主导权。因为只有在这些消费领域，她们才能真正被平等对待，甚至被优待。当然，这同时又加深了父权社会“败家娘们干不了正事”的印象，让女性在社会中的空间更加狭小。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娜拉们不接受男性回家的诱惑，而去寻找小家庭以外的成就感和认同感时，又非常容易落入商家的诱惑。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面对作为整体的父权还是商人，娜拉们更大概率会充当实现对方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只有足够幸运的少数中国女性，能被对方视为具备真正独立人格的个体，哪怕对方看起来对娜拉关怀备至或俯首帖耳。
总之，只有在作为一个脱离小家庭的消费者，且不需要和父权社会打交道、不需要向“大家庭”要说法时，才是中国女性当下的最佳生存状态，这种状态甚至放眼全球都难有对手。
可是，娜拉们是否能够一直脱离小家庭？婚姻与权利，难道只能二选一？是接受男性的诱惑回家，还是去社会上接受商家的诱惑？消费爽快的同时，却加深父权社会的鄙夷，如何取舍？而且，谁又能保证娜拉们此生不会和父权及“大家庭”打交道要说法？如果真碰上那种时刻，又该如何是好？
请允许我修改两句何勇《钟鼓楼》的歌词，结束本篇文章——
“谁给她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错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