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北京常住人口出现自1997年来首次下降。同时，在欧洲被极力保存的小市场，被视作“低端产业”，从北京大规模消失。
“天缘的顾客请注意，市场已经关闭，请大家尽快结束购物……”2018年10月31日下午四点，北京二环内最后一家地下小商品市场——天缘市场，一个高挂在顶上的喇叭传出严厉女声。客人们继续拥在各个货摊前选货、讲价；商户们则急得直跺脚，他们一边收拾来不及甩卖的货物，一边向过往的客人发名片：“找我，记得找我。”
在楼道和角落等候已久的数十名保安和特勤突然走出来，高举喇叭：“快点儿！市场都关了！赶紧撤摊！”同时，另一拨人迅速封住市场门口，拦截正要进入的客人。
两个小时后，市场后方的铁门被打开，商户在协警的组织下一个接一个离场。他们身后是已披上防尘布的、空荡荡的货柜。一家有20年历史、占地5000平方米、容纳200多个商户的小商品市场彻底消失了。站在紧锁的门前，17号货柜的商户刘先红用力叹了口气——随着天缘市场的关闭，自己21年的北漂生涯或许也走到了尽头。
在2018年的北京，一家市场的消失已无法引起太多人注意。近几年来，以“产业升级”为导向，北京已陆续关闭400余家市场，包括花市、菜市场、建材市场、废品厂、修车厂、小商品市场、养殖场在内的十数个产业被大规模腾退。它们大多属于基础性产业，关乎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亦承载、积淀了一座城市的人情生态。
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看来，当它们最终消失时，人们居住的环境也将更加单一和冷漠，生活更难、成本更高，“用一句时髦的话——人们离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远了。”
实习记者朱鉴滢搜集整理数据 端传媒设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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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被极力保存的小市场，正在从北京大规模消失
2017年11月20日，酱料店老板周文慧所在的成寿寺菜市场（位于南四环）突然被拆。三天后的深夜，她在返家途中看见邻居们慌里慌张地抱着行李从公寓出来。“原来房东正在赶人”，公寓也已停水停电。周文慧一家三口在接近零度的房间挨了三天，最终还是搬入附近楼房，租金比过去贵一倍。2018年2月，她在原来的菜市场附近找到一间16平米的门店，与人合租。但生意大不如前，由于没有库房，她经常无法为客户配齐货，客源出现断崖式下跌，每月收入不到5000元（人民币，下同）。
在北京做了20年废品生意的高刚子发现，2018年以来，北五环来广营镇附近的5个废品中转站全部被拆。如今，他每天要驮着十几吨的废品，骑到20公里外的昌平，而那里“也就还有一家国营废品厂，私营的全被拆除”。
在北京卖了10年服装的商人李会云用“撞邪”来理解过去两年、四次搬迁的遭遇。2016年，她在西二环广安门晶彩靓丽服装城的摊位面临租约到期，对方坚持不再续约，她无奈搬入附近一家超市。半年之后，超市因经营不善倒闭，李会云又搬入一家街边的门店。但经营不到两个月，一轮“拆墙打洞”整治行动不期而至，整条街的门面全部被拆除。2017年10月，李会云好不容易在天缘市场找到一个摊位，可刚过一年，又要关了。
同样只能用“撞邪”来理解变故的还有花农石雪丽。她1998年随丈夫来京，做花市生意。去年10月，她在河北省廊坊市的大棚被强制拆除；今年8月15日，她又目睹自己在大兴盖的三间砖房轰然倒地。“不说理，一来百十来号人就拆。（之前）给你机会（限期）拆，你不拆，大机子’咔咔’两下就把房给压平了，一毛钱也不赔你。”房屋被拆除的一个月内，石雪丽与丈夫每天睡在车里，靠吃两碗泡面、一根火腿肠度日。
“一个比一个惨”——石雪丽的朋友们说。她们在北京房山窦店搭建了大棚，但大棚附近搭建的房屋已全被拆除；去附近村子租房，又因外地身份遭拒。外地人在村里经营的小卖部、饭店也全部被腾空了。就在翻来覆去也无法理解这些厄运时，9月20日，她们所在的“四环花木中心”突然收到关闭的通知。一个月内，包括四环花卉在内的四个大型花卉市场全部消失，近千名花农被驱离。
这是大兴火灾发生后的一年。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南五环大兴区新建村的聚福缘公寓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大火，导致19人死亡、8人受伤。大火之后，北京市政府迅速发起为期40天的“地毯式安全隐患大整治、大清理、大排查”行动，大量公寓被清空、拆除，数以万计的外来人口无家可归。
这场迅猛的清除运动也令许多人惊醒——原来这些年，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直在清理低端产业和所谓“低端人口”。
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城市功能疏解、产业结构升级和布局调整，促进人口有序迁移与合理分布。”2011年及2014年，“控人”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年度重点任务。而在习近平亲自指导完成的2017年北京城市规划中，更是明确提出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比如低端制造业、批发市场、部分学校和医院等。
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为217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2.2万，自1997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一数据来自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关于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的会议上。据会议通报，全北京通过拆除违法建设，已腾退土地达到4174.9公顷——相当于5800个标准足球场，疏解市场和物流中心410个，关闭一般制造业企业近1500家。
针对低端业态和相关人口的清理，引发了越来越多城市学研究者的质疑。
“那些已经来到大城市的人们，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有需求才来的。”陆铭认为，主张以业控人并不符合经济规律。由于一座城市的高技能者与低技能者的互补关系，城市的活力也体现在“低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上。一个高科技产业者能带动5个其他行业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律师、医生；另外三个则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像是餐饮服务业和售货员。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盛强告诉端传媒，如果低技能者被驱逐，留下的高精尖人士也并不能独善其身。他们会经受“风吹雨打”，承受飙涨的物价和极为不便的生活体验，其结果是，“有多少低端人口被疏解，就有成比例的高端人口离开”。
伴随低端业态崩塌的，亦有承载了诸多内涵的人情社会。陆铭表示，菜场、小商品市场是人们相互交流和见面的地方，大家在这里构建信任、累积社会资本，内化成一种互相照料和关爱的机制。在一个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的中国社会，这些市场甚至和棋牌室、麻将场一样，沉淀了人们生活的记忆，是老龄人群“非常重要的关爱机制”。
“它们本身也是有文化传承功能，丰富城市生活多样性的。”陆铭说，芬兰赫尔辛基、西班牙巴塞罗那等欧洲城市都在极力保存这些空间，并在原有环境下寻找它们新的功能和意义，他却遗憾见到，这些市场在北京大规模地消失了。
政府物业也来他这儿订货
如今回看，”被迫驱离“是许多外地人在京奋斗数十年的结局，却不是他们漫长征途的开始。
1995年，北京外来人口数量出现历史性猛增，一年内从63万飙升至181万，到了199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29万。他们多半集中在建筑、餐饮、服务等行业，撑起了一座城市的半边天。尽管当局于同一时间推行“暂住证”（编注：“暂住证”是外来人口在城市打工时，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合法证明，无证人员一经查实会遭到处罚或遣返。），大规模严查无证外来人口，但在就业空间、生存环境显著改善之际，“北京依然成为人口迁入、充满人生发展希望之都。”在《北京、上海，2000万+人口进化史》中，上海知名财经媒体人秦朔曾这样评价。
随着外来人口大规模来京，许多关涉居民日常生活的产业也纷纷搭建起来。商户们自觉捕捉需求，沿街摆摊，最终聚合成一个人际交流的市场。这背后有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许多市场并非商业用地，多属于住宅和农业用地，“所以制度上来说，它们一定是非法的，”盛强说。某种程度上，这成为政府如今清退外地人常用的合法性。
但在1990年代，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面对涌入的外地人和沿街搭建的市场，政府更像一双沉默注视的眼睛，让他们生根、发芽，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血”。
据《经济观察报》报导，1992年左右，北京开始出现各类市场，业界一度流传：“卖眼镜的集中在朝阳区、西四卖电子产品、丰台大红门做服装生意”，丰富的商业形态形成了。彼时，面对自组织的市场，政府的态度普遍友好。北京开放了营业执照的办理，将商户们合法化，变相推动了专业化卖场的建成。
1997年成立的天缘市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由于附近有四所小学，天缘甫一成立，就迅速吸引了一批经营文具用品的小商贩，他们主要来自湖北、安徽和浙江。在市场的调节下，商户们顺应周边社区居民的需求，调整经营内容。很快，一个集文具、服装、音响设备业务于一体的小型市场形成了。同年，刘先红也缴下入驻费，成为这里第一批进驻的17号商户。
近几年来，北京已陆续关闭400余家市场，包括花市、菜市场、建材市场、废品厂、修车厂、小商品市场、养殖场在内的十数个产业被大规模腾退。它们大多属于基础性产业，关乎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亦承载、积淀了一座城市的人情生态。摄：尹夕远/端传媒
刘先红今年55岁，高鼻梁，尖下巴，胡子拉碴，臂膀粗壮。少年时期，刘先红在湖北省监利县跟着爷爷学做麻糖。机器在他耳边隆隆转，整日打交道的是芝麻、糯米和麦芽。
后来，他告别制糖的锅炉，在当地学做小生意。“得让自己有用些。”刘先红说。他卖过麻糖，挨家挨户用地瓜换粮票（编注：上世纪50至80年代物资紧缺时期，由政府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最远一次，还装上两桶麻糖厂用剩的塑料手套，从武汉十九码头乘船到南京叫卖。或许是因为太瘦，他被当地人误当成小偷扭到派出所。警察搜身时，他一路赚来的700多元钱从衣服口袋里掉下来。案子查清后，他被释放，钱却被警察拿走了。
“真的是什么都做过了，可就是赚不到钱啊。”刘先红苦笑着叹了口气。
1994年春节，妹夫罗为想碰巧从北京回湖北，意气风发的样子深入人心。家族里，罗为想是最早来京经商的人，大家公认的“有远见”、“思想开放”之人，每次过年，罗为想都拿上四五千元钞票回家。
那一年，中国大陆的个体户（编注：是以个人财产或者家庭财产作为资本经商的人）数量开始猛增，到1999年，全国范围内的个体户超过三千万，达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巅峰。
罗为想在北京经营塑料制品，生意正隆，出货量快，平均一周就要外出进一次货，无人看摊。他想雇个信得过的人，便打算拉为人老实的刘先红一把。“老刘，北京大，跟我去北京吧！”在那个普遍缺乏生财渠道的年代，乡村大多数人就是通过“帮带”的形式告别乡土，涌往都市的。
机会意外而至，刘先红却沉默了。他的一双儿女还在念小学。“走了，觉得对不住孩子”。可不走，夫妻俩又太穷。最后，刘先红向亲戚们借了2000块，春节一过，携妻子双双北上了。
最开始，刘先红与妹夫罗为想在西北二环的净土寺附近租下一个门面，经营服装辅料。铁棚下，人流来来往往，生意很快上了轨道。
勤奋、吃苦是许多外地商户来京立身之本。当时，除了白天经营门店的8个小时外，刘先红与罗为想两人还奔忙于早晚街市，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
但那却是令人觉得充满希望的日子。刘先红回忆，仅仅凭做早晚市，他一年净收入就有四五千元，彼时家乡湖北的人均年收入不过783元。有了钱，生活也好了起来。刘先红夫妇不仅在老家建了房，还把一对儿女接来北京读书，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回看二十年，刘先红说，“在北京，比在老家强太多了！”
刘先红于1997年进驻天缘市场，由服装业到转做保洁用品，随着天缘市场的关闭，自己21年的北漂生涯或许也走到了尽头。摄：尹夕远/端传媒
刘先红于1997年进驻天缘市场，由服装业到转做保洁用品，随着天缘市场的关闭，自己21年的北漂生涯或许也走到了尽头。摄：尹夕远/端传媒
1997年，刘先红进驻天缘市场，由于没有其他领域的积累，只能继续经营服装辅料，但附近没有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他的货柜常常门可罗雀。
“必须转变思路。”刘先红记得，1998年，几家大型酒店在天缘市场附近拔地而起。年中，一位酒店采购员来到天缘，一次将刘先红摊位上的百洁布全数买走。
刘先红果断放弃服装业，转做保洁用品，并主动为客户配全商品、送货上门，凭借这一优势，他很快稳固了竞争力。此后，订单滚滚而来，除了大型酒店，百货市场也会派人来订货。
更高端的客户也有——中水物业管理公司。这是北京顶级的物业管理公司，专为政府办公楼、写字楼、大型公共建筑提供物业服务。刘先红的订单中有水利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团中央、宣武区人民政府等一系列政府机构的名字，并服务至今。2002年，刘先红还被彼时的宣武区人民政府评为“先进商户”，十数年来，他的照片一直被挂在在天缘进门右手边的光荣墙上。
刘先红统计过，与他有生意往来的酒店、写字楼和各级政府机构最少有300家，手写的订单有80个笔记本之多。采访行到一半，他从随身携带的跨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纸张破旧，其中一页记录：“中纪委服务中心欠账29715”。“上个月的账还没结清呢。”刘先红哈哈几声笑。
李会云在天缘市场地下二层卖女装，过去两年“拆墙打洞”整治行动令其四次搬迁，去年10月在天缘市场找到一个摊位，可刚过一年，又要关了。摄：尹夕远/端传媒
合作十多年的12家工厂，全部不见了
和超市里商品扫码的“物质代理”（编注：即“material delegation”，是指用技术手段或产品管理调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发生在市场里的交易或许没有那么高效，却积淀了难得的人情味。刘先红的弟媳李会云在天缘市场地下二层卖女装，两年内历经四次搬迁，过去的客户总会主动联络她，帮衬生意，“大家讲究情分。”
构建在人情上的市场，才能不太计较商业社会最看重的时间成本和利润率，去体察个体需求。刘先红回忆，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大爷曾到天缘市场，想买一双“43码大、垫子软、后跟儿高”的鞋。当时，刘先红正为企业供应橡胶鞋，进货时，他特地留心为老大爷找到一双鞋。此后，老大爷一旦有空，就来天缘遛弯儿，主动关心刘先红的生意。刘先红生病，他还用北京的医保为刘先红买过药。刘先红说，这就是小市场的特色——“讲究人情”。
而北京的各类市场背后，牵连着京津冀地区一条条所谓“低端”的产业链。近几年，从制造商到市场的全链条溃退，亦令刘先红们感受到了“唇亡齿寒”。90年代，河北安新县还未被顶层选中、划入“雄安新区”时，它以低廉地价、临近北京的优势，吸引了一批小商品商在此设厂。刘先红记得，每逢周末，他清晨五点起床，搭乘最早一班的城际班车到100公里外的河北安新县和白沟县进货，深夜再驮着数十箱货物返京。生意做了十数年，刘先红和厂方的信任日久弥坚。刘先红常常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就将近百箱货交给司机运至。返程时，刘先红再拜托司机把货钱转交供货商。“我们都相信诚信经营的法则。”刘先红说。
变化发生在2014年。当年4月，中国环保法迎来25年来首次修订，同一时间，京津冀地区开始大力整治环境污染企业。河北的塑料制品企业无一例外被停工、关闭，货物供应也因此越来越得不到保证，累及下游像刘先红这样的批发商。因为无法向客户保证供货数量和时间，一些要货量大的客户渐渐流失，“生意就越来越不好做了。”
天缘市场一间正在作最后清货的钟表店。摄：尹夕远/端传媒
2015年末的一天，刘先红正在天缘市场地下一间幽暗仓库里点货，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对方是在安新县与他合作了多年的塑料厂老板霍旋，霍旋气急败坏地告诉他：“国家对我们这里有计划，生意做不下去。老刘，我们要搬去内蒙啦。”
2015年，在习近平的主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要求天津、河北向北京看齐，积极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云计算与大数据、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等新产业，疏解一般制造企业、批发市场、物流中心。据官方通报，截至2017年9月，京津冀28个城市核查上报的17.6万家企业被取缔关停。刘先红目睹他合作了十数年的生意伙伴一个接一个从河北离开，“12家工厂，全部不见了！”。
北京城区的疏解工程也明显加速。2017年5月开始，刘先红看着万通、众合、天意、天河白马等市场消失，他当时想，“天缘是地下市场，不占地，不影响交通，应该不会被关吧。”合作多年的厂商撤了，他就重新寻找新的合作方，从没打算另寻出路，三个仓库里货物永远满满当当。
但2018年9月27日，天缘市场方突然通知，“为贯彻北京产业升级计划”，市场将在15日内闭市。愤怒的商户很快组建了维权群，选出代表与管理者谈判，谈判无果后，大家将市场告至西城区信访局，也只争取到延长半个月的甩货时间。
10月31日下午六点，被清空的天缘市场，只剩下散落在地上的名片和悬挂在空空货柜上、无人阅读的纸板，上面写着商家的新地址——大多离开了北京，搬到了河北固安、高碑店——尽管在那里也终将难逃被清除的命运。
在被清空的“四环花木中心”，一个商贩看守著来不及甩卖的花盆。摄：尹夕远/端传媒
尾声
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红是11月9日。在过去的一个月，经营20多年的四环花木市场已全部腾空，一些商户搬入了“丰台区花乡新发地电商产业园”，学习“互联网+批发”的经营模式，但他们学得不太好，每天还是开车给人送货，“没精力搞那个。”一位花农说。而留在北京的成本已比一个月前高出了一倍。
酱料铺里，堆满酱油瓶子的货柜落满了灰。老板周文慧和丈夫每天下午会做些面和大饼——这是生意寂寥后，他们开设的新业务。但无论怎样努力，因为人流锐减，门店依然难以为继，他们打算明年开春“就收摊不干了”。
曾经的成寿寺菜市场被彻底抹平，变成停车场。马路对面，稀稀疏疏的菜农常常在傍晚出没，沿街卖菜，收入还算稳定，只是每天得心惊胆战地和城管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大型商场，李会云找到了一家28平米的铺面。门面华丽高贵，店内的暖光打在她身上那一刻，她觉得生活的希望又来了。她说自己体会到一个朴素的道理——“只要努力，老天不会绝了你的路”。
她一次性付了7万块入驻费，“求了个安稳”。新店面租金每年17万，是过去的3倍，接近她20年攒下的全部存款20万。“很贵，”但李会云“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再也不想过被人驱赶的生活。入驻那天，她一连发了9条朋友圈，像是迫切宣告胜利。
11月9日深夜，我和刘先红经过天缘门口，里面依然传出很大声响。刘先红说，关闭后一个星期，市场的拆除工作从未停止。一则拍下拆除过程的视频流进了商户们的微信群，画面摇摇晃晃，放眼望去，地上全是碎玻璃渣、木屑、随意弃掷的商品。“好好的一个市场，现在整个一片废墟、垃圾！”视频里一个声音说。
夜里，琥珀灯光洒在路上，行人形色匆匆。天缘市场斑驳的门上密密麻麻贴着破碎纸张，上面是地址和电话，那是修表店、美甲店等商户搬走后专门回来贴上的。一场切除运动后，它们成为这座城市商户和居民们仅有的沟通线索。而更多的商户则从北京永远消失了。
我问刘先红未来要如何打算。
他仿佛没听见，驻足在天缘门口，忽然感慨起自己倏忽而过的二十年时光：“二十年啊，这几乎和我在老家的时间差不多了。”
三天前，一位曾向刘先红买货的广安宾馆采购员听说了他的遭遇，主动提供了宾馆地下一楼的废弃仓库，此前刘先红三个仓库近八万块的货终于有了存放的地方，他为此高兴坏了。刘先红说自己要继续留在北京，正在寻找新的卖场。“回老家干嘛呢，我没地、没人脉，没事业，什么也做不了”。
夜晚10点半，会面结束，我们打算各自回家。路上行人熙来攘往。“走了！”刘先红一个箭步跨向马路中央，双手在空中挥舞和我告别，一边走，一边喊，“我不会回老家的，怎么样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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