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22日上午，张晓辉去世。两日后他的亲友在北京以《马太受难曲》给他送别。1986 年初，北大历史系学生张晓辉和李裁安，书写《青年马克思主义宣言》并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小组，4月被捕。11月4日，两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张晓辉于1988年获释，后以学术图书出版和翻译为业，懂多门外语，并策划多种学术书出版。
以《马太受难曲》送别张晓辉
1964年12月30日，张晓辉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自幼深得父母和四个姐姐的宠爱。
张晓辉一家
晓辉早慧，一岁便能背诵诗文，上小学时就能帮年长8岁的姐姐辅导功课。即将从长春团结小学毕业时，恰逢国家恢复中学入学考试，晓辉顺利考入东三省名校、全国重点中学——东北师大附中。
1978到1984年，晓辉在长春南湖之畔的东北师大附中度过了六年中学时光。
那些年，连空气里都飘着自由和实验的气息，也是少年晓辉才华绽放、思想崭露锋芒、精神气质卓然成型的时期。论阅读，从屈原到李杜、从莎士比亚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马克思，你无法知道什么是他不读的；论写作，只要作文比赛他必然获奖，乃至老师不得不限制他参赛，他则乐滋滋地把机会留给他人；论音乐，他不仅有一副好耳朵，还有一副老天给的好歌喉，从《欢乐颂》《马赛曲》一路唱到《黄河》，无敌男高音，永远满堂彩；论体育，春秋酷暑每日数千米，不倦的长跑让他从体弱的孩子变成长跑冠军；论智商，附中同学都清楚，拿个文科状元于他实在算不得什么，假以机会，文理状元一起拿也不稀奇；论情谊，稿费来了见者有份，同学病了都爱找他陪护，最自卑的女生也不怕跟他倾诉……但所有这些，都无法说出他的魅力。
如果能让时光倒流一会儿，让人们回头看一眼那个天才少年，他多么像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教身边的人认识那些古往今来最美的词汇——什么叫“爱智慧”，什么叫“多才多艺”，什么叫“毅力”，什么叫“勇敢”，什么叫“骄傲”和“谦卑”，什么叫“温柔”和“悲悯”，什么叫“风流就是人格美”……
张晓辉初中毕业照
1984年夏，晓辉开始了他的北大时代。这个时代开头时并没有什么不同，晓辉依然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夹着书本吹着口哨经过35楼；他宿舍里的单人床依然是被书籍占去大半（北大东语系周晶回忆）；月食来临的夜晚，他会用牛皮纸和凹凸镜制作简易望远镜，让同学们轮流对着深邃的夜空小小地饱个眼福；到北大后，他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兴趣似乎明显加重，频繁出入北大理科课堂，腋下夹着本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基础研究》……然而不知怎的，厄运悄然走近。
其实所谓厄运，不过是常人的说法。晓辉那里，从未听他抱怨过命运。毋宁说，他带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态（中学密友刘建伟语）邀请着命运的磨难（中学和大学同学许为民语），乃至中学和大学同学关欣和甘琦带着种种好吃的前往长春铁北监狱探视时，原本预备好了安慰的表情，却发现他看上去比之前气色好得多，还反被安慰说日子过得不错，狱警开小灶，自学考试也帮得上忙……出狱后，甘琦曾问他未来打算，他说：我在里面学会了电工技术，学得还不错，你别笑，斯宾诺莎不是边磨镜片边写《伦理学》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八小时内当电工谋生，八小时外读书写作？
熟悉的人知道，这就是晓辉。他以不同于常人的尺度测量着命运的跌宕起伏，他对自己的任何际遇都能接受，他完全没打算接过那个宽松时代的任何橄榄枝，就那么自然和淡然地拒绝了美国的关注（中学密友刘建伟最新披露），无悔亦无求地留在了他的土地上，留在了他的人民中。也许他会觉得比起他在书中体验过的那些人间悲剧，或比起耶稣或佛陀，自己经受的磨难实在太小吧，小到他怀有某种歉意，所以他永远保持着谦和的微笑，仿佛命运一直待他不薄。
大一时也同学游颐和园，后排右二为张晓辉
之后的大约三十年里，晓辉辗转于长春和北京之间。早期曾随中学好友尝试做过一家儿童教育研究机构东方之星，后来逐渐集中到图书策划、编辑和翻译。外国语言中，晓辉日文最为娴熟，后来也从事英文翻译，他的译著《异端的权利》、《走出思维的误区》多次重印。晓辉主要工作过的地方有吉林出版集团、时代华文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以及两家著名的民营图书机构——北京的万圣书园和后浪出版公司。
据晓辉自述，是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那一天，他在北大二院遇到甘琦，此后就去了万圣。担任万圣学术总监及《万圣阅读空间》主编期间，晓辉结交了不少精神的朋友。挚友秋子回忆说，在东方之星和万圣书园那几年，晓辉是欢愉的。他流连忘返于书籍、音乐和电影构成的世界。而当时万圣有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店员，最爱追着“张老师”问东问西的，他就是后来的后浪创始人吴兴元。这位深受晓辉影响的“小吴”，将在近二十年后邀请晓辉加盟后浪，任出版顾问，筹建学术与文化编辑部，给晓辉的故事一个令人安慰的结局。
2019年1月张晓辉生病前几日在书店
2019年1月18日上午10点，晓辉在办公室病倒，后浪的同事包括两位专业医学图书编辑第一时间呼叫救护车送医院急救。万圣书园刘苏里闻讯中断出差赶回北京，片刻未缓投入救助。晓辉的儿子张仲曦、晓辉的几位姐姐，以及后浪的众多同事，日夜守在病床前，期待唤醒晓辉……
然而，昏迷四天四夜后，晓辉还是决意走了。另一种可能是，不忍他受苦的老天决意让他痛快地走。这一天是2019年1月22日，也是上午。
儿子张仲曦决定用巴赫《马太受难曲》的最后合唱部分为父亲送行，他确信最后的时刻，父亲要听的就是这支曲子。这是父与子的神秘约定。
那么晓辉，就用这支《马太受难曲》和朋友们的思念送你最后一程吧，请你边走边听：
你的附中同学、理科二班的王晓宏说：晓辉的生命像质数一样孤独和永恒；晓辉的人品像梅森质数一样难求。
你的北大同学杨富荣说：你的学业起点本来很高，可你又是我们中最勤奋的那一个。多次半夜醒来，听到你从图书馆苦读回来，吹着口哨（几乎每个人都记得你的口哨，悄悄说，你不觉得你很扰民吗？），有一次则不是苦读，而是你发现水房跑水淹到周围的宿舍，你没有选择喊醒大家“防洪”，而是单打独斗，当起了同学们的“守护神”，你那个瘦瘦的弓腰扫水的身影，永远铭刻在他脑海里……
你大学同宿舍两年的同学杨继东说：钦佩你的学问，钦佩你的为人，更崇拜你的勇气。
你的大学同学倪宝忠说，你是他所接触过的北大同学中最让他敬重的人，甚于最大的大官和最阔的大佬！他说世道终归是公平的，“世人永远记住了华盛顿，我辈终生不忘张晓辉”。他还说，你当年把获得的北京市高校马拉松竞赛第三名的奖章赠予了他，他一直珍藏，今天应该是还给你的日子……
你的北大学同学林伟说：你是我们那一代最优秀的学子。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舒炜提起一件与你有关的事：万圣还在小东门深处的时候你俩相遇，当时你们都在翻译《万民法》，他翻的是罗尔斯发表在杂志上的《万民法》初稿，你翻译的是《万民法》后来成书的版本，于是你们交谈起来……舒炜说还记得你的神态，“八十年代北大学生那种自信又朴素无华的风貌”。
你的精神朋友北师大林猛说：每次想起你，几乎为自己安定的生活感到愧疚，愿你在另一个世界，有书、有音乐、有电影、有亲人相伴。
你的大学好友84社会学系罗新说：人会死三次，第一次是生物学上的死；第二次是社会学上的死；第三次是人们忘记他的时候，他才真的死去。只要关于晓辉的记忆还在，他就以另一种形式活在我们心中……
……
晓辉，记得你少年时最爱唱的歌吧？《欢乐颂》中的那段男高音独唱：
欢乐
好像那太阳运行在天空中
欢乐
好像太阳运行在那庄严的天空中
朋友勇敢向前进
朋友勇敢向前进
前进
好像一位英雄上战场
上战场
晓辉，我们或许不能进入你“浩瀚的脑海”（北大同学语），我们也未必理解你的骄傲和辛酸，但是从小到大，你就是我们的英雄，不论你成功还是失败，不论你享福还是受难。
晓辉，我们不会忘掉你，所以你永远不死。
张晓辉治丧小组
甘琦执笔
2019年1月24日
读经典才能了解一个民族
“以后我再也不会干这种事了。”翻着刚印刷出来的六卷本《日本史记》，时代华文书局资深策划编辑张晓辉感慨道。
这套书，做的实在太苦了。
早在几年前，张晓辉就将选题报了上去，那时他想不到，要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等待，这么多的折磨。一校样终于打印出来时，居然找不到校对，只好自己看。张晓辉是个大忙人，把挤地铁的时间都用上了，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结果“满纸飞红”。排版公司拒绝修改，宁可放弃这个活儿不干了，到核红时，张晓辉居然连帮手都找不到。
费这么大劲，出一套日本人写的专业书籍，值吗？
确实，它可能卖不了多少，要收回成本，也许还要更长的等待。在一个畅销书横行的时代，做这样的“原典”，是不是有点太傻了？
“要了解一个民族，你只能看它最经典的东西。”张晓辉还不满50岁，门牙已掉了一颗，长期熬夜与繁忙的人，难免会有这一天，他坚持认为：“作为图书编辑，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们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读者多一种选择，谁读了，谁受益，但读者不读，我也没办法。”
做了这么多年学术出版，张晓辉矢志不渝：“我做不了畅销书，但怎么做学术书我确实有点经验。”
人的一生说来漫长，但其实真正能做一点事、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东西、其实不多，《日本史记》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即使是在一个商业时代中，也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放弃了坚持，梦想依然会在幽暗的地方闪着光芒。
或者，蒙昧最终是可以被战胜的，只要这一代人能不断去播撒种子，不断耕耘。
问答部分：
张晓辉：先了解事实，再选择立场
比原来想的复杂了太多
北京晨报：您怎么想起出版这套书了？
张晓辉：策划这套书也有好几年了，刚开始想的比较简单，因为它是用中文文言写的，原版有断句，不需要再翻译，只是把竖排变横排就行。
可真动手，才知道多麻烦，全文手工录入，其中很多古字、异体字，校对时发现满篇都是错字。去年我一校完成后，别的编辑都不肯接这个活儿，只好每人发几页，到最后，连核红都凑不齐人。
北京晨报：这么麻烦，干吗还要出它呢？
张晓辉：我是北大历史系出身，进校门后，接受了专业史学训练，那时就是看《二十四史》，这使我明白，读史必须从基本史料看起，从名著看起。对日本史，我向来有兴趣，可目前国内出版的日本史多是二手三手转述，很多是攒出来的书，一手史料很少，也很少有名著。可历史怎么可能“一口气读完”？读历史，就应该看原汁原味的东西。
一部不朽的史学著作
北京晨报：这部《日本史记》在日本史学中地位如何？
张晓辉：本书是日本史学名著，从上古神话始，写到日本南北朝结束，记载了百代天皇，如此系统、好读、便捷的一本书，在日本也很罕见，其学术地位、历史价值不可替代。
本书由德川光 主持编修， 是一个生造字，念“国”，犹如武则天自造了“ ”字一样。
德川光 是德川家康的孙子，他的父亲被分到水户藩当藩主，他因此成了第二代藩主，当时正值明清易代，大量明儒逃到日本，比如朱舜水就被水户藩收留，他主张绝对忠诚明王室，这种忠君思想对德川光 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日本史记》中也能体现出来。
一般来说，日本历史在记载日本南北朝时，以北朝为正统，因为北朝取得了最终胜利，而德川光 以南朝为正统，他认为神器在哪里，正统就在哪里，而日本天皇一直在南朝。
这种思想延续下来，为后来的“尊王攘夷”“倒幕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以中国的《史记》为蓝本
北京晨报：既然是写日本历史，为什么要用中国的文言文？
张晓辉：因为当时日本史学界崇拜司马迁，在体例上、文字上、思想上，均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为标尺，这本书基本是参照《史记》完成的，在很多细节上刻意在模仿。
《日本史记》虽然使用了中国的文言文，但难度不大，能看懂《史记》就能看懂它，甚至更好懂一些，因为《史记》大段引用了一些原文，而这套书更浅白。
本书从17世纪中期开始写作，前后做了几十年，德川光 写的不多，他1700年就死了，初期就叫《日本史记》，后来献给天皇时改名为《大日本史》，当时只有本纪和列传，到19世纪中期，又修订了一次，加入志表，是最完备的日本古代制度史资料，可惜太难读了，篇幅比正文还多，我们这次就没放进去，好在网上可以找到电子版。
这套书最大优点是引用了大量文献，其中很多书已亡佚，赖本书得以保存。日本典籍比较乱，理清它难度很大，德川光 找了许多学者来做这套书，通过反复讨论与取舍，使之成为德川时期日本史学的一次总结，至今被日本史学界推重。
纪传体好读也不好读
北京晨报：日本史比较乱，写成纪传体，是不是更容易把读者搞晕？
张晓辉：纪传体有优点也有缺点，这和《史记》一样，比如《项羽本纪》，把项羽一生的故事放在一篇之中，如果文笔好的话，让人读罢回肠荡气，本书一些主要人物写的也很精彩。缺点是把历史打乱到每个人的传记中，对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有点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将同时代的传记放在一起读，看《史记》其实也差不多，想了解楚汉相争，显然不能只看刘邦、项羽的部分，同时代的人都要看。这一点可能不如纪事本末式的编年体那么清晰。
这套书每篇后面也有作者点评，与中国传统历史著作差不多，也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对一些复杂历史人物，有的评论还是比较精彩的。
我们对日本了解太少
北京晨报：出版这套书，您想没想过国人可能对日本史不感兴趣？
张晓辉：今年国内图书市场翻译出版了十卷本的日本讲谈社的中国史，读后令人感慨，日本对中国史研究实在太透了，不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到细节的历史考证，他们都有非常独到的东西，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有多少呢？说实话，几乎拿不出同样专业的书，这套书的出版，应该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是我们对日本本色文化了解的一次努力。
这种书让老百姓读也不太现实，但大学生应该看，从而更直观地去了解日本文化。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对日本了解太少，闭上眼睛只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不否认，日本政治、文化、民族心理可能存在问题，但总要先了解了，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来的，再去选择评判和立场。
出版改变不了民风
北京晨报：可我们从教育到文化，似乎都在鼓励立场优先。
张晓辉：所以对于出版人来说，会感到自己的责任很重，但靠出版一本书来改变民风，这也不现实。我们不仅对日本缺乏了解，对欧美的了解不也是很缺乏吗？所以大家才会在微博上骂。作为出版人，我们只能将事实呈现出来，把人家最过硬的经典拿过来，谁看谁受益，可读者不看，我也没办法。
你说的教育问题，这其实不是图书业所能改变的事。我当年是吉林省高考状元，我太理解这一点了，我一生都在与自己当年被灌输的那些观念斗争，至今也不能说真的改变了。
因为我学习成绩好，所以满脑子都是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甚至变成了行为方式，闭上眼睛就是对立统一、辩证分析，这已经进入了骨髓。
并不是说这些是错的，而是你要明白，这是别人给你的条条框框，你自己并没验证过，并不知道它是否正确。我们脑子中的许多“绝对真理”，其实只是人类文明中众多思想流派之一，我们应该了解它，但也要了解别的思想，这样才能免于狭隘。
出版人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把书做出来，让愿意思考的人自己去选择。
今天年轻人同样可能走向愚昧
北京晨报：我们这一代人从决定论中剥离出来，是一种痛苦的过程，可奇怪的是，今天许多年轻人依然在坚守决定论。
张晓辉：是有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年代受了一些学说的影响，今天孩子们不同了，他们满口奥地利学派，其实那依然是一种决定论，依然是用一套逻辑来解释一切现象。比如图书价格是低还是高，政府是否该政策扶持？相信书业的人都认为政府应该扶持，可好多年轻人争辩说：图书是不是商品？是商品就应该放到市场中去，政府不应该干预。
说实话，这种看上去能自圆其说的新决定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今天年轻人学习成绩更好，所以操练起决定论来更娴熟，也更加自以为是，对此我感到无可奈何。
学术书比畅销书更有前途
北京晨报：今天大家都在做畅销书，您却在做学术书，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张晓辉：我做了很多年学术书，对此有一点心得，我觉得学术书比畅销书更有前途，也更容易把握。因为学术书的读者群是固定的，而畅销书就不同，看它的定位，似乎10亿人民都合适，可为什么一次只敢印几千册呢？说明这个市场定位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很多畅销书一看定位，似乎挺适合我们楼下的保安，可保安就是不买，作为编辑，你怎么可能真的把握好他的兴趣点呢？畅销书看着市场大，但其实目标读者群体很不固定，很难清楚了解他们的阅读偏好。
相比之下，学术书就没这个问题，目标读者很清晰，关键看编辑自身的能力了。
编辑应该是半个专家
北京晨报：学术书的编辑需要什么能力？
张晓辉：你必须是半个专家，你能明白圈子里的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书，必须真正进入那个圈子。比如我做蒂利的《为什么》，我在豆瓣相关的圈子里天天和爱好者们讨论，我找的翻译是蒂利的关门弟子，这样的书，行家自然会欢迎。
学术书其实很好做，关键是你自己是否变成一个学术人，要做一个领域，你必须知道圈里人想看什么，中国这么大，哪个圈也有几万人，只要一半人买，你就卖掉几万本了，这已经比畅销书的销量还大了。
从小环境看，学术出版有一定困难，从大环境看，学术出版充满机遇。
陈辉/文
张晓辉
时代华文数据资深图书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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