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利益集团和公民社会外，专家可能是公共政策制定最重要的参与者。专家参与之所以重要，自然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高度技术化，而政府部门里负责决策的官僚往往缺乏相应的知识，于是，专家意见就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具体而言，专家意见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定义问题，从而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决策者应该留意的公共政策议题；第二种功能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专家知识往往能使其成为解决某个问题的权威。

目前，有关专家参与的研究都是以民主政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在威权制度下，专家是否也能发挥相同的功能呢？马里兰大学的Calvert Jones最近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利用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波斯湾沿岸的中东威权政体作为研究对象，回答了上述问题。

这些波期湾沿岸的威权政权（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们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因此很有钱；其次，它们都是长寿的威权政体，成功抵抗了二十世纪以来多次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以上两个因素当然密切相关，然而自从近年来油价下跌后，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这些威权活化石也不得不开始进行各种改革。例如被戏称为“地表最强80后”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沙特阿拉伯推行的“愿景2030”（Vision 2030）计划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著名的跨国咨询公司于是被雇用，使波斯湾地区成为了一个世人瞩目的新兴市场。据统计，2015年该地区的咨询市场产值达27亿美元。

在文章里，Jones主要对两个问题感兴趣——第一，专家参与是否使公共政策设计变得更理性？第二，专家参与是否提高了市民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

Jones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大量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一方面，被雇用的专家在中东的威权制度下，工作和个人权利毫无保障，明明他们只是提供咨询服务，亦经常要为实际的政策失误“背锅”；另一方面，这些中东的威权君主并不善于听取意见，专家若是讲了真话，可能要担心是否不小心得罪了那位皇室成员。下面一段对专家的访谈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些君主）都想要完美的问题解决方案。他们要节能减排的同时，又要不提升价格（这会引发政治风险）。当你回答“不能”时，他们会说“你再说说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你若说出“提高收费”，他们只会回答“我们不能这样做”。以上对话在重复一个小时后，君主阁下放下狠话“你要给我找出解决方法，你是专家，你之前做过类似的事”，但我不是魔术师呀。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政策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但君主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他们会花钱再请一批新的专家，然后再重复一次上述过程。

如果专家参与不能使公共政策更理性，那么能否至少提高市民的支持度？Jones于是在科威特的一所大学里对学生进行了三个调查实验，结果同样令人惊讶。首先，专家参与显著地降低了学生对政策的支持度。Jones并没有具体探讨背后的原因。但第二个和第三个调查实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线索——

前者利用专家的国籍进行了干预，结果显示学生对科威特的本地专家最缺乏信心，其次是美国，而信心最高的是中国专家。但在现实中极少中国专家被实际雇用，Jones认为学生对于美国专家的相对不信任主要缘于现实的政策失败和对（未经证实的）中国专家能力的某种美好想象。至于后者，实验干预是专家在本国的逗留时间。逗留时间越短表示越可能对本国情况缺乏了解，越可能给出不切乎实际的政策方案。专家的逗留时间越短，学生对专家的信任度就越低。

总而言之，Jones的发现似乎只是再次验证了一个古老的经验教训——伴君如伴虎。在缺乏对自由意志表达保障的制度下，专家知识可以发挥的原有功能被大幅限制。相对于向权力讲真话，吹吹牛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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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Jones, Calvert W. “Adviser to The King: Experts Rationalization, and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71.1 (2019):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