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利益集团和公民社会外,专家可能是公共政策制定最重要的参与者。专家参与之所以重要,自然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高度技术化,而政府部门里负责决策的官僚往往缺乏相应的知识,于是,专家意见就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具体而言,专家意见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定义问题,从而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决策者应该留意的公共政策议题;第二种功能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专家知识往往能使其成为解决某个问题的权威。

目前,有关专家参与的研究都是以民主政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在威权制度下,专家是否也能发挥相同的功能呢?马里兰大学的Calvert Jones最近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利用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波斯湾沿岸的中东威权政体作为研究对象,回答了上述问题。

这些波期湾沿岸的威权政权(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们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因此很有钱;其次,它们都是长寿的威权政体,成功抵抗了二十世纪以来多次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以上两个因素当然密切相关,然而自从近年来油价下跌后,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这些威权活化石也不得不开始进行各种改革。例如被戏称为“地表最强80后”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沙特阿拉伯推行的“愿景2030”(Vision 2030)计划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著名的跨国咨询公司于是被雇用,使波斯湾地区成为了一个世人瞩目的新兴市场。据统计,2015年该地区的咨询市场产值达27亿美元。

在文章里,Jones主要对两个问题感兴趣——第一,专家参与是否使公共政策设计变得更理性?第二,专家参与是否提高了市民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

Jones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大量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一方面,被雇用的专家在中东的威权制度下,工作和个人权利毫无保障,明明他们只是提供咨询服务,亦经常要为实际的政策失误“背锅”;另一方面,这些中东的威权君主并不善于听取意见,专家若是讲了真话,可能要担心是否不小心得罪了那位皇室成员。下面一段对专家的访谈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些君主)都想要完美的问题解决方案。他们要节能减排的同时,又要不提升价格(这会引发政治风险)。当你回答“不能”时,他们会说“你再说说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你若说出“提高收费”,他们只会回答“我们不能这样做”。以上对话在重复一个小时后,君主阁下放下狠话“你要给我找出解决方法,你是专家,你之前做过类似的事”,但我不是魔术师呀。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政策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但君主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他们会花钱再请一批新的专家,然后再重复一次上述过程。

如果专家参与不能使公共政策更理性,那么能否至少提高市民的支持度?Jones于是在科威特的一所大学里对学生进行了三个调查实验,结果同样令人惊讶。首先,专家参与显著地降低了学生对政策的支持度。Jones并没有具体探讨背后的原因。但第二个和第三个调查实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线索——

前者利用专家的国籍进行了干预,结果显示学生对科威特的本地专家最缺乏信心,其次是美国,而信心最高的是中国专家。但在现实中极少中国专家被实际雇用,Jones认为学生对于美国专家的相对不信任主要缘于现实的政策失败和对(未经证实的)中国专家能力的某种美好想象。至于后者,实验干预是专家在本国的逗留时间。逗留时间越短表示越可能对本国情况缺乏了解,越可能给出不切乎实际的政策方案。专家的逗留时间越短,学生对专家的信任度就越低。

总而言之,Jones的发现似乎只是再次验证了一个古老的经验教训——伴君如伴虎。在缺乏对自由意志表达保障的制度下,专家知识可以发挥的原有功能被大幅限制。相对于向权力讲真话,吹吹牛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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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Jones, Calvert W. “Adviser to The King: Experts Rationalization, and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71.1 (2019):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