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急剧膨胀。2008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负债总额仅为1.7万亿，经过1年多时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万亿，预计2010年底将达到10万亿，主要是通过3800家地方投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很多地方政府负债额已经远超本级财政收入，面临巨大的支付风险，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
由财政部牵头制定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基本处理意见》，试图对融资平台进行规限，以遏制膨胀速度，但现在地方政府的博弈能力远强于当年的民企“铁本”。目前看来该意见稿面临地方政府的反对声音不小。很多去年开工的基建工程已经上马，假如断了后续资金，势必烂尾，远期风险变为即期损失，无论作为央企的金融机构还是中央政府都不愿面对。
假如中央政府不对当前政策有所调整，那么在有些地方去年率先获得巨额资金的示范效应带动下，那些后知后觉的地方政府可能以更高目标、更快速度加入到圈钱游戏中间来。湖北省那12万亿投资计划就是范例。另一边，鄂尔多斯“鬼城”才竣工，“二期”已经开工，。各地长官你追我赶，仿佛在逼宫，不逼垮中国的金融体系誓不罢休。
随着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三位力主紧缩的专家进入央行货币委，近期很可能步入加息轨道，毕竟通货膨胀的风险谁也不敢忽视。加息之后，地方债务将遭遇利息偿付困境，以及申请新增贷款难题。地方债务处理得好坏，反过来又会影响通货膨胀的控制力度。下面设想了几条可能路径：
路径选择一——由央企从地方政府手里接盘项目。
此前央企投得的无数“地王”，就是央企在为地方政府输血的方式之一。也可以由银行将项目坏账转让给中央所辖的资产管理公司。两者都是将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转移到央企身上来。央企由中央政府担保，而中央政府拥有印钞权，理论上不存在破产风险，只会引发通货膨胀。
由于央企结算中心、利润中心都在北京，央企接盘的弊病是很难拉动地方需求，不能拉动地方需求的话，项目赢利的可能性比地方政府自营更低。只是作为权宜之计，将短剧痛化为长缓痛，是央企、银行和地方政府三方最容易采纳的选项。
由央企兜底，还会对地方政府产生错误激励，使他们融更多资，开工更多项目，让中央政府不堪负担。中央需要以政治手腕打破地方政府的这种预期。
路径选择二——由民企从地方政府手里接盘项目。
民企优势是能够将总体性的金融风险化解为零星的企业风险，而且民企投资本身能够通过薪资、利润分配给自然人，产生消费需求。客观上提高了投资效率，降低坏账风险，还能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充实二三线城市化基础。否则行政级别越低的县市，由于人口和资金外流，坏账风险比大城市大得多。毕竟城市化不是盖楼盖出来的，而是企业和就业人口聚集堆出来的。
民企的困境在于融资渠道受限制，尤其是发行债券的权利没有开放。如果借此机会，开放民间金融，则民间金融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就足以抵消因为地方政府无效投资产生的通胀压力。
路径选择三——财政联邦化。
前些年钱颖一说中国是财政联邦制，与其说是客观分析，不如说这是比喻。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确实有很大财政自主权，但是这种自主权是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的，顶多是一种习惯。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缺乏破产机制。金融机构敢于放量向地方政府放贷，甚至主动放贷给地方政府，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破产之虞，其次是不会有政治风险。中国其实只有一级政府，理论上所有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派出机构，只是为了管理方便，才用类似于财政包干的形式“分灶吃饭”。虽然各级政府都积累了大量资产，但是这些资产所有权比私人财产更不受法律保护，上级政府有权调拨、征用。
引入地方财政破产机制，等于由分灶变为分家，取消中央与地方财政上的隶属关系。只有金融机构开始计算偿付风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负债膨胀难题，一劳永逸。不过短期内财政联邦化的可能性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