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刊于2012年10月。）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如果它继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政治的走向，影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
这种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思潮，其表达形式主要在三个层面：[1]
第一，社会公众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常用的词是“爱国主义”。但是，爱国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种“主义”(ism)。
第二，在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日益深入的时代维护民族利益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要求。
第三，极端的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其特点在于：(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的忠诚;(4)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2]
在前述三种表现形式中，前两者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后者虽然也打着前两者的旗号，并且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前两者的内容，但它的特点在于远远超出了前两者的范围。它属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激进的或极端民族主义。[3]它是当代中国社会民族认同加强、民族意识上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畸变，是民族主义误入歧途的表现。
从社会分布来看，这三者似乎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第一种民族主义弥漫渗透于社会公众中，是庞大的基座;第二种主要存在于有国家意识或国家感的社会公众中，其主体是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第三种民族主义者的中坚是青年知识分子。它是金字塔的尖项。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指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出现。因为它最为活跃，在舆论界占有明显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民众和官员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进民族主义病毒的传染，并容易被后者所左右和利用。
从20世纪末起，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做了许多事情，让人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担忧。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来分析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我们要回答的是，这种新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或激进的形式?
二、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对几种解释的回应
在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现象时，人们经常谈到几种一般原因：[4]
其一是说，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对中国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威胁。如果这种解释成立，前提必须是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处于危急状态。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民族主义者经常耸人听闻地宣传的所谓“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有意夸大甚至臆想。当代中国不存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那样的民族危机。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如Edward Friedman所说：“中国是一个强大、安全和崛起的大国，没有人要侵略中国，或挑战其主权。对这些的恐惧是令人不安的狂想。”[5]实际上，在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是主要的受益者，这些年中国迅速的发展就是证明。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利益驱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弱的，而宣传导向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青年学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础的群体，但他们却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而全球化受损最大的群体，其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特别强。这是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表达公民利益的公民组织，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谓“利益”是主流媒体宣传中的国家利益，普通民众并不知道自己在对外关系中的具体、真实的利益所在。而激进民族主义者想象中的国家利益经常是偏离实际的。他们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损害民族利益的。[6]
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文化或文明冲突的产物。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并不会特别强烈，更不会产生好斗性的反应。既使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是具有宽容性特征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对以其它宗教为母体的文化不会产生很强的敌对情绪。中国人一向对外来文化持比较温和宽容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合西方文化比较成功，也较少麻烦。[7]所以，尽管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深刻的冲突，[8]但这种冲突不应该在政治领域产生激进和极端和反应。[9]事实上，单纯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会在政治上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
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经历，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解释为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长。但是，中国并非典型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不是按民族边界建立的国家。[10]中国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和复杂地域的统一体，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华民族”。人们也可以在多民族和地域辽阔的意义上称其为“帝国”，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国解体后仅存的“帝国”。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美国专家派伊称，中国是“装扮成国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11]所以，中国的民族认同并不需要通过厘清民族边界来增强内聚力，不需要刻意区分“我族”与“他族”，更不应与对其它民族的敌视相伴随。[12]这种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类似宗教上的多神崇拜，它不像一神教那样强烈的追求内在纯洁单一性和排外性。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不同肤色、种族、宗教、文化的区分并不太在意。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区分的意识很弱。[13]普通中国人，即使那些民族主义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与外国人和平相处，不会因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产生歧视或敌视。
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伴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产生了对民族主义的社会需要。在笔者看来，这是将国外民族主义理论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而产生的对中国现实的误读。的确，在欧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民族建构并不是要按民族的边界建立国家，而是建立和巩固多民族的国家。[14]从长的过程来说，中国远自秦汉时代就已经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世俗国家，而这个过程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5]从近处来说，中国自1945年起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过程，而1949年后，又建立起强大的集权型政权，其国家权力的动员和控制支配能力之强，在当代世界上也是罕见的。[16]所以，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民族建构理论对中国是文不对题。目前遗留的台湾问题使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台湾问题本身。仅仅台湾问题远不能解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人们还经常谈到历史的原因。的确，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侮，这种历史经历给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留下深刻的创伤。但是，如果说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只是在算历史老账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痛恨俄罗斯而痛恨美国?[17]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至少不比日本差，而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是帮助中国最多的国家。人们都会记得，在1950年代～1970年代，中国人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那一代人都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都熟唱《国际歌》，誓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也深信马克思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18]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与美国、日本还有过一段蜜月时期。为什么那个时期人们就忘记了历史上的仇恨，而1990年代以后怒火又重新燃起呢?[19]
最为常见的，是将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民族主义者也不断渲染西方的遏制战略，将中国描绘成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不断申诉着从历史延续到今天的所谓“民族悲情”，并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西方遏制战略的斗士。的确，上述外部因素对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远远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在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上所出现的所有冲突和矛盾，都没有超出和平交往的范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智、克制、灵活和耐心。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麻烦而将日本和美国视为仇敌，不断想象着一决生死的战争，这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反应范围。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民族主义者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美国的霸权、西方的遏制战略、日本右翼势力的表现等，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被夸大的甚至是想象和编造的。而真实的那部分，又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为西方和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依据，助长或刺激了它们的发展。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日本的右翼势力、美国的对华鹰派是相互激发的共生关系。
更有人认为，民族主义产生的情感基础在于伴随着国家强大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还有人进一步引申：这一代民族主义者意欲展示中国的富强，将中国推到世界领导者的地位。[20]首先需要指出，这种欲求或感觉与国家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这本身就说明，它的产生不是国家发展实力增强的必然产物，而是另有原因。其次，即便国家真正强大到那个地步，也不一定会产生那样一种领导世界的欲望和独步天下的自豪感。[21]
实际上，这种对国家强大的认知、对国家地位和未来使命的认知，都是长期宣传教育的产物。我们的历史教育告诉人们，古代的中国如何天下第一，有无数的发明创造都比西方早N百年。人们应该记得，数十年来，中国人从来都充满着自豪感。[22]从“要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到“21世纪必然是中国的世纪”的信念，就这点而言，1980～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民族主义者并不比他们1950～1970年代的先辈更强烈。这一代民族主义者还在要求西方平等对待中国，满足于与美国并列为G2，领导世界只是他们的期待。而他们的父辈红卫兵那一代，已经陶醉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认为自己正从事着解放人类的事业。
可以说，所有上述因素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动着中国人民族认同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复兴，但仅仅这些因素，不能解释激进民族主义的形成。也就是说，上述种种因素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但并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形成他们的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充分原因。
要理解中国这一代民族主义者，不能机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外历史上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很少帮助。因为正如许多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郑永年语)。我们需要观察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只有了解到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掌握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观察到他们的心理或人格特征，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
三、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主义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从而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和判断从何而来，他们的悲情或愤怒从何而来。[23]
这种教育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宣传两个方面。
在1950～1980年代的学校里，无孔不入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居于主导地位，爱国主义与之相配合。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宣传教育的重点转向爱国主义，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失去影响后形成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空。[24]
1991年9月，一篇名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报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某些思路——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拉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的作者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报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创作，是中共面对苏东共产制度垮台的备用政治纲领。这些“红色后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实用更加无所顾忌，随时准备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果断地翻过共产主义这一页，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25]
1992年，何新在给邓小平的一份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的上书中，鼓吹：“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何新还建议：“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26]
上述建议的确成为1990年代以来官方宣传教育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虽然延续着，但它远不如爱国主义教育能够打动人心，从而产生效果。这种教育不仅由学校中从小学直到博士研究生普遍开设的政治教育类的必修课程来承担，它还广泛地渗透到历史、中文、地理、音乐等其它课程中。爱国主义教育还通过其它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而得到加强，由学校里的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受他们领导的学生会组织的大量活动，最突出的主题就是爱国主义。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
一个国家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缺陷，它没有完整、客观、准确地阐述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如同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产生于清真寺，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小学的课堂。[27]
比如，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题材是中国的现代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受列强侵略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但这种教育给学生的历史知识是按政治宣传的目的加工过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
学生们从这种教育中形成的历史画面非常简单，就是善良而软弱的中国人被强大而野蛮残忍的西方列强所侵略和欺侮。由此产生的是极度的不平衡心理，激发的是愤恨情感和复仇要求。诚然，在这段历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蛮横、欺侮，都是历史事实。但中国朝廷和统治者也曾非常傲慢，无理拒绝西方国家平等交往的要求;非常愚昧，不了解外部世界，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一些国际交往的准则;非常自私，完全从自己的利益而非民族利益出发去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非常不理智，有时无理制造事端，经常扩大争端，激化与外国的矛盾等。这些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都被严重忽略了甚至从正面去歌颂。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友好交往的积极的一面往往被淡化处理了。在对外关系中，只要是采取激进和强硬态度、简单化处理纠纷、不计后果的情绪化的作法都受到褒扬，而主张理智、克制、灵活、妥协的作法都被妖魔化和受到挞伐。这样，百年来的近代历史在年青人的头脑中就是片面的、不真实的，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形成是非颠倒的观念。无疑，从不完整的历史或虚假的历史中，我们得不到真实的教训。
在没有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信念也很淡漠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形成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对于他们认识现实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者动辄援引历史，他们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的大众传媒对公众进行的灌输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另一途径。
在今天的时代，公众是通过媒体了解外部世界的，媒体是公众的耳目，他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媒体折射出来的影像。[28]但在我们的媒体上，所有的信息特别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信息往往经过精心的加工过滤。民众通过媒体接受了许多失真的信息，这些虚假片面的信息的积累产生了近乎催眠的作用，使他们对外部世界，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产生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
我们的媒体是民众的主要信息来源，因而来自媒体的信息支配着民众的判断和情感。对国内事务，人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来部分地摆脱媒体的影响，但对历史和国外事务，普通公众基本上依赖媒体提供的信息。[29]
这种教育灌输给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偏颇。
在这种教育中，不能从历史经历中得出积极的教训，不能从先辈付出的血的代价中升华出对和平的爱，对人类的爱。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根本就缺少爱和平爱人类的内容。对国家的爱往往是通过对其它民族的恨表现同来的。
仇恨教育贯穿在我们几十年的教育中。在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激发阶级仇恨来加强对党和领袖的爱。这种教育非常成功，红卫兵就是这种教育的产物。近些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沿用了同样的方式，它通过激发民族仇恨来唤起爱国情感。这种教育也非常成功，它在年青一代内心里注入了仇恨的毒液。有的学者称这些民族主义者是“喝狼奶长大的”。[30]他们动不动就用纳粹主义的语言侮骂其他民族，轻松地谈论战争。[31]在对外关系出现麻烦时，他们经常将战争甚至核战争挂在嘴边。[32]
这种教育在民族主义者内心植下了对特定民族的厌恶情感。当人们厌恶一个民族时，便很难客观地、理性地对待这个民族。就不愿承认这个民族的优点，当两国发生矛盾和纠纷时，不愿理解和承认对方任何的合理性。
这种教育还使民族主义者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他们似乎还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与他们的先辈一起承受着由外国带给他们的苦难与屈辱，而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已经是“站起来”的一代，不能再容忍这种屈辱。
这种教育使他们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受虐心理，并使他们陷入这种受虐心理中难以自拔，也使他们以一种病态的心理和癔症般的敏感来认识和对待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个别人的行为、个别的事件，都会上升到民族关系的角度去认识;普通的外交纠纷、贸易争端、文化冲突，都会被政治化。[33]他们以阴暗的心理测度别人的行为，[34]以军事思维思考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总是与他们过不去，到处都是“辱华事件”或“反华事件”。他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世界上盛行的是丛林法则，强大的必然欺负弱小的。“落后就要挨打”是他们经典的口头禅，“弱国无外交”是他们愤怒中产生的领悟，“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是最能使他们满足的意淫。所以他们希望国家强大，不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富足和安定的生活，而是为了在世界上不受欺负，扬眉吐气甚至是复仇。
他们习惯于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谴责过去西方国家的行为，而用昨天的理论认识今天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在面对当代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时，他们自然想到的仍是殖民主义时代;而当他们想反抗他们心目中的对国家的威胁时，采用的仍是他们从教育中得知的先辈们的方式。[35]
当与西方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历史的景象就会浮现在他们心头。有一句形象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心理：“让外国人踩一下脚，就想起八国联军”[36]，你爷爷就欺负过我爷爷，今天你又踩我的脚，所以旧恨新仇就一齐涌上心头。在他们那里，外国人不小心踩他一下脚，那就是八国联军行为的延续。
四、历史经历和集体记忆：天朝臣民的骄傲与殖民地时代的耻辱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人的历史经历和集体记忆对民族主义者心理特征的影响。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是东亚相对封闭的角落里最强大的国家，最先进的文明。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为天下中心，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虽然在古代，中原的朝廷也常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欺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实力明显强大或自以为强大时，绝不会承认与其它国家平等的交往关系。
实际上，古代中国人长期将中国视为“天下”而不是万国中之一国。中国的皇帝自居于“天下”的帝王而不是一国之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他的“王土”和“王臣”因在与他的权力关系上的差序而分为几个同心圆：最内一圈是他按郡县制的方式直接统治的地区;第二圈是纳入他的权力范围的一些具有一定自治权的边疆地区;第三圈是与他有朝贡关系的藩属国;最外圈是尚没有朝贡关系的化外“蛮夷”，但如果这些国家与他发生交往，他就要将其纳入第三圈的范围。[37]当代西方学者J.弗里德曼按文化上的差序或受华夏文明驯化的程度，将战国时期的中国人的地界地图分为由内向外的几个层次，即：华夏(九州)——熟番——生番(内生——外生)。[38]
在鸦片战争前，基本上是外国人向中国要平等而被中国拒绝，即使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朝廷仍不承认西方列强的平等地位。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所谓“不平等条约”中，有些内容也无非是要中国承认与他们平等的地位。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39]屈尊进入这个体系的经历，对中国人的感受而言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臣民的傲慢与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中产生深刻影响。
近代的屈辱经历使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国家主权特别敏感，很容易接受国家本位、国家至上的观念，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新的主权观念和全球治理的趋势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传统的天朝臣民的傲慢虽然受到严重挫折，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我们的教育也在滋养着这种傲慢心理。结果，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潜意识里还不能接受与其它国家的平等，在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或展现出良好的前景时，自大心理和天朝心态重新抬头。[40]以这种自大心理回味以往受到的屈辱，也就是他们的历史教育使他们感受到的屈辱，使他们尤其感到心痛;以这种天朝心态审视自己国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所受到的对待——当然是媒体告诉他们的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尤其感到愤愤不平。
应该指出，这种感受和心理并不完全是历史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教育造成的。历史只是为这种历史教育提供了部分方便的材料。我们的教育不能完整客观地阐述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和冲突，使学生对历史的认知产生很多偏差。它还编造出大量本民族的神话和其他民族的鬼话，来强化民族自豪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仇视心理，这些神话和鬼话使受教育者不能正确认识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特点、历史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使他们一方面滋长着虚骄自大的心理，另一方面却难以走出殖民地时代的阴影，不能以自信、开放的健康心态面对外部世界。
殖民主义是一个时代的现象，在那个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者是殖民主义者，或者是殖民地。但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前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之间并不必然结下不可化解的仇恨。我们知道，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与前宗主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被侵略的国家与原侵略者实现了和解。中国在1980年代，也曾经与前敌对国家(如美、日)化解言和，甚至是经历了蜜月时期。所以，历史经历只是经过人为的利用才会造成一个群体的心理缺陷。
五、民族主义者人格缺陷的形成
我们这种有缺陷的教育真正深远的影响在于塑造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人格特征。这里的教育除上述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外，还包括家庭和社会教育。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个人意识增长的伴生现象。在个人没有觉醒的时代，个人只是某种自然共同体的附属物，没有民族意识;在个人充分发育成熟的时候，会形成自由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与忠诚指向的是以个人为基础以契约为纽带的公民共同体。从历史发展上看，在个人意识初步觉醒后，就开始摆脱对家庭、氏族、地域、等级等自然的小型共同体的依附，形成对较大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将民族视为个人欲求的适当载体。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个人初步觉醒，但又不够成熟、不够坚强的产物。
在毛泽东的时代，领袖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将每个人都吸收了、淹没了。那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很弱的。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意识开始萌发，但在中国的教育中，个人主义没有获得其合法性，所以不能得到正常的伸张，只能以曲折的方式或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谓曲折的方式表现在，个人的情感聚焦点由领袖转移到民族和国家。个人依附于民族。民族是一种半自然半人为的共同体，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41]在中国，民族感情更多地诉诸于民族的自然属性，强调个人与民族的自然纽带。这是个人的独立性还不强，性格比较软弱的表现。需要通过对民族的依附来获得安全感、力量感、崇高感。也通过民族的集体主义，即民族的利己主义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个人利己主义。
以这种方式获得认同的民族，并不是由独立平等的个人构成的公民共同体，而是某种有机共同体。在价值序列上，民族优先于个人，民族利益比个人利益有更多的正当性。沿这个方向发展，可以走上否定个人、强调民族至上的道路。[42]
所谓变态的方式，是指在这种人格形成过程中，被植入了许多不健康的基因。
前面提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这种不健康基因的来源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在中国，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对儿童是极端压抑的。家长和老师具有绝对的和任性的权威，孩子得不到应有的尊重。[43]走向社会的时候，政府和官员的权威也是如此。学生的学习任务极其沉重，高考的压力相当大。虐待孩子和摧残学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传统社会，这种压抑成功地阻止了独立人格的形成。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青年一代要求更多的尊重和个性自由。但他们所受到的压制教育不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变本加厉了。对于独生子女的一代，父母对他们非常娇宠，但却缺少对他们的尊重。父母可以为孩子做出巨大的牺牲，但孩子却必须服从父母专断的权威。这样，在年青一代的心理上，会产生更强的压抑感和挫折感。[44]
我们可以看到，由这种教育造成的人格不健全在民族主义者身上有明显的表现。
人们很容易就能够观察到，这些民族主义者不善于克制，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寻求发泄、转化和释放他们的敌意。他们通常是：话拣最有劲的说，事拣最解气的干。尽情发挥他们的“野蛮优势”，向文明撒野。但因为他们软弱的性格，又只能向安全的地方发泄。有人形容他们是在最安全的地方表现其最大的勇气。所以他们敢于在天安门前骂美国总统，敢在北京的大街上砸日本人的玻璃。他们不敢挑战他们直接面对的权威，只有将在不安全的地方不敢发泄的怒气发泄到安全的地方，将在国内受到的压抑转移到对国外事务上。互联网这种虚拟空间为他们软弱的性格提供了幕帐，群体的起哄行为使他们能够壮起胆来。扯起爱国的大旗，他们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使凶残本能的发泄有了合法的渠道。[45]他们知道，在这面旗帜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安全的。
童年受压抑和摧残的经历，使他们具有暴力倾向。即便在国内事务中，我们也常见到在青少年身上发生的无人性的残忍的行为。[46]在一个极端是忍受，在一个极端是爆发。一旦不能忍受，则会完全失控，任意发泄。从温顺甚至懦弱，突然变成冷血的魔鬼。从沉默地忍受，到无情地杀人，只一步就轻易地跨过。没有中间复杂而艰难的过渡环节。对于性格温和文弱的中国人来说，这表现非常反常。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民族主义者尽情使用语言暴力、沉迷于利用舆论暴力、轻易就爆发肢体暴力。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会从一般的矛盾冲突立即上升到敌对和仇恨，[47]甚至一步就跨到战争。想到战争，他们也是从开第一枪和局部战争，一步就跨向全面战争、你死我活，甚至“超限战”与核大战。理性和克制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东西。[48]由于缺少爱的教育，由于灌输了太多的仇恨，尊重人、爱人、爱人类、爱和平这些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在年青一代极端民族主义者那里不仅是缺失的，干脆是受蔑视的。
由于受到这种教育的人群的急剧增长，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兴起的温床。[49]1990年代末中国大学大规模扩招，大批青年进入大学，如今，中国在校大学生已经达到2600万，[50]为世界第一。加上最近十余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构成了一个大约四五千万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51]如果这个群体中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另有大量的普通民族主义者与他们相呼应，这就形成一支可观的势力。而与此同时，互联网也在中国普及开来。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是网民的主体，从此，互联网上便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52]
简单地说，激进民族主义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在改革开放特定环境下的延续和变种。极权主义思维方式与一种有缺陷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构成激进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改革开放后，现代的独立人格在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还不成熟，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受到特别的压抑和挫折，这造成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人格缺陷。因此，这种民族主义不同于世界上一般的民族主义，也与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各种民族主义有别，它是当代中国社会独特条件的产物。它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需要，而是人为制造的怪胎。如何消解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使民族主义的主流变成温和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健康的，这是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相关简介：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2006年春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其中部分内容以《民族主义何以激进?》为题刊载于星野昭吉、刘小林主编：《世界政治纵论》，2008年，第155页。此次全文发表并对原发表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增补。)
注释
[1] 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观察角度，将民族主义分为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领土民族主义(Territorial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实用主义的民族主义(Pragmatic Nationalism)等。还有的根据其主体的特点将其分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和民间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由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各种民族主义，有学者称之为“新民族主义”(New Nationalism)。See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4, pp.21-36.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99，p.18. 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19页。
[2] 参见Cong Riyun,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Number 62, Nov. 2009, p.832.
[3] 人们经常用“狭隘”、“极端”、和“激进”等词汇来形容它。说它“狭隘”，强调它在认知上的片面性;说它“极端”，指它在价值取向和态度情感上的远离中道;说它“激进”，强调它的主张和行为方式上鲁莽暴烈。
[4] 关于当代民族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可参见任丙强：《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载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陈彦：《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总第92期。
[5] Edward Friedman, A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3), 2(34), p.109.
[6] 民族主义者信誓旦旦地维护民族利益的行为经常让人啼笑皆非。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有的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将其比作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向外扩张，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以低廉的价格摧毁着昔日西方列强的关税壁垒时，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仍然保持着对全球化的恐惧和仇外心理。”赵敦华：《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载《学术月刊》，2007年5月，第39页。
[7]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19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时，与西方文化的差距更大，所谓“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更为强烈，但在当时，开放是政府极力推动的，所以在民间也没有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目前，大多数年轻一代人，包括民族主义者，都喜欢西方文化。而大多数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得都比较温和。
[8] 根据亨廷顿，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样是与西方文明“冲突性较重”的文明。See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A Touchstone Book,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7, p.245.另见中译本：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9] 亨廷顿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两种文明并列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这是对中华文明特点的不了解。中华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敌人，而是竞争者。
[10] 根据学者的们研究，“中国”这一术语在中国传统语言中从未用来指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它在不同场合分别指“首都”、“领土”、“夏朝的领土”、“中等国家”、“国家的中心”等。“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也不见于传统文献。前者由梁启超在20世纪初从欧洲引进，后者源于明治时代日本人的用法，于1895年引进中国，用来指汉民族。See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p.45-46.
[11] See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p.44. 中译本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页。
[12] 民族主义按其本来意义，是要求族群的(ethnic)边界与政治共同体边界的同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族主义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按照盖尔纳的理论，即使它是一个“有效的民族主义”，它也会面对“N种潜在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3、59、601页
[13] 中国人对他人的歧视一般不是根据其族群身份、肤色、宗教信仰，而是根据其实际权力地位的卑下、经济上的穷困以及某种生活习惯(如懒、脏)等。
[14] 令民族主义者非常尴尬的是，如果像他们那样模仿西方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结果必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解体。
[15] 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专家亨廷顿，“权威的合理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威”，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内容。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页。
[16] 亨廷顿也把共产主义国家视为“高效率而非虚弱无能的政治体系”。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页。
[17]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整个1970年代，中国将苏联视为现实中的头号敌人，与此同时，媒体和教育中也突出强调俄罗斯对中国犯下累累罪行。不过，当代年青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对之所知甚少。
[18] 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都是以阶级斗争立场为基点，两者都包含着阶级仇恨的成分。前者是对国内阶级敌人的仇恨，后者是对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它与传统的世界主义和当代的全球主义不同。由此种国际主义转向后来的民族主义是很自然。由于阶级意识的淡化，仇恨的对象由西方的统治阶级和政府扩及整个国家民族。
[19] 笔者对学生说，你们的爷爷受过日本人的伤害，有的与日本人战斗过，他们的亲人可能被日本人杀害，有的人身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伤疤，但他们已经与日本人握手言和。而你们的父辈又推进了中日友好。为什么到你们这一辈——孙子一辈，仇恨的火种重新燃起呢?你们为什么因为他爷爷对你爷爷所做的事情，就和他孙子算起历史老帐呢?
[20] 郑永年认为：“如果近代民族主义的主题表现为‘如何达致富强’的话，那么‘如何体现富强’能够更为贴近地表达新民族主义的主题。”郑永年：《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根源、过程和前景》，载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4页。吴国光指出：“如果说，早期民族主义关注的是如何‘救国’、‘强国’，那么，中国民族主义今天的使命，已经成为如何消除国际阻力而把崛起中的中国推到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吴国光：《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载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第321页。
[21] 德国和日本在1920、1930年代产生过这种欲望，但到1960、1970年代他们再次强大起来时并没有产生这种欲望。
[22] 1980年代或许是个例外。所谓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主要是相对1980年代而言。
[23] 在互联网上，这些民族主义者有一个绰号叫“愤青”或“愤愤”。
[24] 在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也都出现过民族主义复兴的现象，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像中国民族主义这样激进。
[25] 陈彦：《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第二节，作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民族主义之出场，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总第92期。
[26] 陈彦：同上书，第四节，战略型民族主义，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总第92期。
[27] 2008年底，在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出现的一批小学生朗诵《2009，中国加油!》的场面令许多人感到震撼(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type=&search_query)。这首诗中说：“甲：大雪，像西方的价值观，自由的飘洒。乙：漫天哀愁，一地冰碴!甲：中国退缩了吗?全：没有!奥运成功了!我们胜利啦!……甲：地震，像萨科奇的立场，用猥琐的伎俩，摇晃着巍巍中华。甲：中国退缩了吗?全：没有!神七飞天了!我们胜利啦!甲：瘦瘦的欧罗巴，挡不住天朝的金戈铁马。全：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摧垮!……甲：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乙：不改旗、不易帜、不回头。全：将反华者狠狠的踏在脚下……甲：2009，全：中国加油!甲：2009，全：中国最大!”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新一代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怎样从学校中培养出来的。
[28] 在大众传播时代，人们是透过电视机的小方格子认识社会，将地球平面化在报纸上进行观察的。虽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互联网这种“小众传播”手段，它比大众传媒要开放些，但它仍然是受控的媒体。并且，他们中的多数人将互联网主要用作游戏和私人交流的手段而不是获取多元化公共信息的手段。
[29] 比如日本与中国建交后，对中国进行大量援助，占全世界对华援助的约60%以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以前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些。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他们是通过关于日本停止对华援助的报道知道的。这使他们又增加了愤怒。当媒体报道了日本准备停止对华援助的消息后，互联网上也出现一片骂声。所以，通过媒体的巧妙控制，就出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援助没有带来感谢，停止援助却带来了愤怒。对于日本援助中国的150多个重大工程项目，也很少有人了解。当年北京地铁二号线通车时，北京人兴高采烈去坐地铁。驻华的日本大使馆也很高兴，但他们采访了上千市民，没有人知道这是日本援建的。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国人对黑龙江以东中国人赶尽杀绝的历史，也没见到有人要求他们道歉。顺便说一句，即使南京大屠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教科书和媒体也很少宣传它，只是1990年代起，它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题材。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西方人强占了中国的香港澳门，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国人夺走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将外蒙分裂出去。中国的版图原是一片枫叶，俄国人将其变成了一只鸡。
[30] 这个术语最初是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运用于红卫兵的一代，他们是喝阶级仇恨的“狼奶”长大的。近些年，人们将其用来分析当代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喝民族仇恨的“狼奶”长大的。
[31] 他们都激烈地反对美国这些年所进行的每场战争，但他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他们反战只是因为反美。而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同时又是激烈的主战者。
[32] 在2012年9月中旬大陆数十座城市发生的“保钓游行”中，许多人打出了非常激进、好战的标语，如：“对日宣战”，“血洗东京”，“核平日本”，“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核灭日本野狗”，“新仇旧恨，杀光日狗”，“小日本，我操你妹”。
[33] 勒庞指出：“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34] 比如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就被一些人解释为西方要整垮中国的阴谋。在笔者组织的一场关于“华尔街金融风暴”的讲座中，听众提的十个问题，有六个是基于“阴谋论”。
[35] 比如他们多年来一直宣传的抵制日货的宣传和行动。2008年抵制家乐福的行动，2012年抵制日货和大规模的砸、烧日本车的行为。
[36] 这是笔者的朋友孔寒冰教授所使用的比喻。
[37]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国家强盛，就是东亚无可置疑的霸主，这是多数情况;如果国势衰弱，就受人欺凌，这是少数情况。所以，中国人只知道这两种情况，如果不甘于沦为第二种，就应该成为第一种。像欧洲那样保持不稳定的微妙的“均势”，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非常陌生的。
[38] J.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SAGE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94, p.64.
[39]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迫使咸丰皇帝出逃，这时咸丰才不情愿地第一次下诏承认“英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允许其具有与我们平等的地位”。转引自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48.
[40] 民族主义者在表达他们因受到美国“霸权”的欺压而产生的愤懑、强烈吁求平等的同时，面对小国和穷国也会放肆地宣泄其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比如，2007年春，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批评中国年轻一代民族主义的言论在中国互联网上转发后，在网民们一片漫骂声中，使用最多的是词汇是“鼻屎大的国家”。他们对一个小国“竟然也敢对我们说三道四”尤其感到怒不可遏。在与菲律宾关于黄岩岛的冲突中，国内网民也常公开表现出对作为小国弱国的菲律宾的轻蔑与鄙视。
[4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42] “极权主义偏好流露于宋强们的个人气质上”。肖雪慧：《评的价值倒错》，载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第6页。
[43] 人们早已认识到父权制的家庭是权威主义人格形成的温床。如奥地利学者威尔海姆·赖希在1946年对法西斯现象的分析中就指出：“家庭是小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儿童在对父亲权威的服从中，养成了权威主义人格。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6页，第47页。中国目前社会的特殊情况是，一方面儿童在家庭中已经受到更多关爱，他们的个性开始申张;但另一方面，父权制的家庭关系模式却没有相应的改变。这在儿童的心理上，比起以前个性完全被否定的时代会产生更强烈的压抑感和挫折感。
[44]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没有进一步具体分析性压抑对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人格形成的作用。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对民族主义人格特征的分析就是不全面的。如威尔海姆·赖希指出的：“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26页。我们看到，性方面的侮辱侵害比任何事情都更能刺激民族主义者的神经，如历史上日本的强奸行为、慰安妇问题，前些年的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色情”表演事件等，都产生了特殊的反应。性方面的发泄欲与报复欲也在反日浪潮中表达出来。在2012年9月一些城市的保钓游行中，一些人也打出了标语就有：“身背两支枪，长的打鬼子，短的干姑娘”，“钓鱼岛是中国的，苍井空是世界的”。
[45] 观察2012年9月各地的保钓游行就会发现，一些人就是通过这个场合，放肆地发泄自己的破坏欲，反日游行成了一些平时受压抑受挫折的懦弱人格的盛大狂欢。
[46] 2008年连续发生中学生杀害教师的案件，特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杀害老师的案件令世人震惊。在这些看似偶发的刑事案件后面，特别是互联网上为凶手叫好的喧嚣声中，我们看到弥漫于社会的暴戾之气。
[47] 比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在谈中美关于最惠国贸易问题上的摩擦时，就恨恨地说：“我号召中国人民要记住仇恨。”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
[48] 即使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在一次学界朋友的聚会上，谈起台湾问题，场面上一片喊打声。当笔者试探性地提出，即使不得已需要打的话，也可以考虑有不同的打法，结果被一片不屑一顾的否定声所淹没。他们不仅很容易过渡到“打”，甚至也不知道理性、克制和有限的“打”。在他们那里，“打”就意味着万炮齐轰、一片废墟、全面占领。“打”就意味着彻底胜利，并为了胜利不顾一切。
[49] 安德森将“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视为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7、33、43页。盖尔纳将“识字”作为民族主义的三个关键特征之一，认为受到“集中教育的群体”是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之一。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6、181页。现在，这些“识字”能读书报的人成为网民。互联网对民族主义的激发与凝聚的作用，远远超过现代印刷术。
[50] 2007年，官方报道的高等学校招生数为570万。这几年大体上维持在这个水平。
[51]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生活在城市的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群体，也是互联网上的活跃分子。
[52] 亨廷顿认为，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造成年轻一代穆斯林数量的急剧增加，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和暴力活动增强的一个原因，并预言“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00页。中国的情况是青年学生的数量爆炸性增长以及互联网这种民间表达和传播工具的出现，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责任编辑：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