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生活在北京的时间超过20年，台北6年，是著名作家、评论家及电影监制。曾担任出版人和总编辑，以及香港著名生活潮流杂志《号外》的联合创办人。代表作包括《建丰二年》、《盛世》和《裸命》等。
香港自从6月发生反《逃犯条例》抗议运动以来，中国大陆的舆论中出现了几种常见的看香港的观点。陈冠中本月初在香港浸会大学做了题为「谈不完的香港」讲座，试图逐条澄清，剖析矛盾焦点。
经授权，BBC中文整理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下文中的「我」都是陈冠中。
「香港不够中国化，很西化」吗？
有一次，一个来香港很多年的大陆朋友跟我说，香港比中国更加中国。他说，香港保留了很多中华文明的东西，尤其是现代前的一些痕迹。比如很多古代的字，警察叫「差人」，警察局叫「衙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大陆「新文化」运动时，香港没有受到「五四」运动的冲击。当时香港大学已经开设中文系，香港的港督金文泰推崇中国国粹文化，他想用中国的固有文化抵抗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化是通过欧洲、日本进来的新文化，都变成中国式的新文化。他要做殖民地的特首，提倡古中国文化，来抵抗这种新文化。
1930年代，很多香港报纸上的色情小说、武侠小说都是文言文。到今天，香港的书面语里面，文言成分都比大陆多。
到我们那一代，读书读的是英文学校，但必修课是中文课。老师都是有国学根底的人。而很多跟我同代的内地读书人都没有读过。他们的课本里没有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诸子百家的文章。在香港，六、七十年代长大的人都知道这些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我们中小学联考时，需要背很多唐诗宋词，看很多文言文。香港不自觉的保留了古中国的东西。
中国历史在香港回归后董建华时代成了必修课。我们三、四十岁的人都读过中国历史。大家不熟悉的是中国49年后的历史。但并不是说香港人不懂中国历史，他们所知道的，是更久远的历史。
「香港人很亲英国」？
1911年建立香港大学之后，没有见到什么人亲英国。我是读社会科学系的。读法律系的可能有一些。但跟我同代的年轻人，如果要留学，美国、加拿大可能是首选。反而很多内地朋友对英国有特别浪漫的想像，觉得英国还是牛津、剑桥那样子。
我这一代人最喜欢香港，其次就是美国流行文化。 60年代是美国流行文化影响全世界的时候。
有两件事情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对英国的看法。 1964年甲壳虫乐队离开英国，第一次全球演唱，香港是第一站。所有年轻人都疯了要学。那一年是分水岭。 1971年，青春期结束，香港股市大涨，从100点到1700点。 1973年又掉下来，有人为了这个要跳楼。于是我们完成了经济教育。
我是「婴儿潮」一代，香港1949年后土生土长的一代。同时深圳河以北是文革时期。大部分香港人见到很多尸体飘下来，非常反感。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们的态度怎么形成，是可以理解的。大部分人对中国没有兴趣，也难怪。但你说香港人亲英国，也不是。
「香港是文化沙漠」？
1920年代，鲁迅来香港青年会演讲。有人说觉得香港人生活在文化沙漠里面，就问鲁迅有什么建议。鲁迅那时候写文章说，香港总是唱老调子，提倡国学，抗拒新文化。他就回答，「我不觉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就算是，也会变的。」没想到这句话本身就留下来了。
有些标签进入脑子后，就无法去掉。一代一代，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他们不知道，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只是没有形成社会的整体氛围。
有一次朋友带我去楼上的小店买唱片，他说我一生想买的唱片在这里都找到了，从此我对香港的印象就改观了，认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香港要靠中国生存」？
我刚到北京时，有少数人觉得，没什么理由给香港「一国两制」，觉得不公平。但是声音很微弱。大部分是对香港是有好感的。尤其是广东人，他们从小看TVB，有很多「港粉」。有一个40多岁的朋友，以前专门根据TVB里拍到的地方来旅游。那时候，就算没有特别爱香港，也没有负面的感觉。
97后，改革开放30年，香港有对改革开放有贡献，很多制度都有香港人参与，比如金融、法律和会计。我自己知道很多电影、电视剧，都有很多香港人参与制作。
后来香港开放自由行，变化很大。香港出现对游客不客气的态度。我很不满，说你们不要针对个别游客，有些人是充满热情来香港的。
这几年变化比较复杂。有人说，香港依靠中国生存。比如，供水、供蔬菜、自由行救了你们的经济。这些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靠」的词有待斟酌。香港人会反驳，本地也在建立自己的水塘。对东江水的依赖令香港拆掉了很多水库，但这是需要付钱的，是双赢的商业项目。
有一位评论家说，只要断水，香港就没救了。这个是将香港当成敌人的说法，将香港敌对起来。有人说，不怕，中国也要靠香港，比如金融方面的贡献。但为什么要用「靠」这样的思维。何况香港已经回归，是中国的地方，是中国的光荣。两边都不是绝对的「靠」对方生存的。
学生提问：香港回归时，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制度50年不变，而且50年后也未必改变，因为到时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好。当时普通香港人是怎样想他这句话的？
陈：说说我的印象。 80年代我最早写文章说，97问题需要解决。当时我觉得，必须让香港人有自己的声音，殖民地政府和北京政府不能对一百万香港人的意见置之不理。这个方案当时叫三角凳，不理香港的意见，自己去做决定。
1984年，「一国两制」方案一出台，我就完全支持，自己都想不到可以用「一国两制」来做这个事。尤其是邓小平说，五十年后也可以不变，我们都愿意相信这个是很有创意的想法。所以我自己是接受的，接受起草《基本法》，有了香港的小宪法之后可以按宪法做事。所以很多民主派人士，包括李柱铭、去世的司徒华，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
但很可惜碰上了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 《基本法》的起草这时已经到尾声，「六四」事件出来之后通过了，只做了一点点修正而已，加了一点有关国家安全的法例。但精神还是反映了当时北京和香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以后会渐进到民主制度、普选等等，其他香港的制度完全保留下来。这个基本上是80年代的心态。
所以本来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方式。但不知为何，有些当权者想偏离，本来形容是间接统治，不是直接统治，一国两制就是间接统治。一开始，很多香港人理想中的一国两制是强调两制的自主性，但是现在越来越强调一国的重要性。
可以这样说，一国两制是一种厚的体制，慢慢走向薄的体制。然后到《逃犯条例》修订，就是要在薄的地方穿一两个洞，所以香港就觉得特别不放心了。如果我们还有比较厚的一国两制，比如回归后的前十年，可能香港与中央的互信会大很多。但是过去十年发生很多事情，越来越没信心，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反弹。所以，一国两制本来是最好的安排，如果做到中庸之道的一国两制，可能是对整个中国、对香港本身都是有利的。
学生提问：关于五大诉求中的双普选。英国殖民香港时并没有给予香港普选，但在赵紫阳向香港承诺过后，香港似乎对中国给予普选的要求更加强烈一些，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陈：这个也是内地经常提出的对香港的看法，有点太粗燥了。
香港议会代表单一民主的提法在1945年已经有了，而且是英国人提过的。但他们后来回到香港打败日本人之后，就想香港走向代议民主。但是冷战开始了，计划就放弃了。放弃之后，香港一直有知识分子谈论民主。
80年代，更多人为回归议题而思考民主，其中一派就叫民主回归派，主张回归到中国怀抱，消除民主。另外，香港主流建制派反对回归，希望英国统治下去，用治权换主权，甚至主张在香港以外买一块地重建香港，全部人搬走。
主张回归的一派除了原本的左派之外，还有香港民主派。这个跟一般想像不一样。但香港民主派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力量，香港学生比较积极，比如当时的报人金庸做了一个回归后的政治方案，叫查查方案，也是渐进民主的做法。当时香港大学生不接受，出现火烧《明报》事件。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来了之后，立法会马上就开放做普选。但恰恰效果相反，因为他跟中方吵架，中方希望97过渡后再推渐进民主，而彭定康加快了。彭定康加快改革是不是外国势力的阴谋呢？是不是千古罪人害香港呢？香港民主派支持他，因为他把香港的议会变成民主的，所以最后民主派跟中方的互相信任破裂了。
回归之后，的确有争取民主，因为《基本法》说2007以后就可以实现普选民主。但是到2007之后经过人大释法说，是开始谈论民主而已，并不是正式做民主。到上一次831方案，又推了10年了，还没实现。所以为什么这些民主派很受迫，推了20年了，831方案还是有筛选的，跟他们想像中的民主不一样。所以他们不接受。
但很多人说，说不定接受了会好一点。当时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当时的香港民主派等了这么多年，《基本法》都说可以做的事，到20年后还没做。所谓筛选，如果不是50%选举委员会的人来筛选，而是有50人接受才能提名，或者提名方案只有40%就可以提名的话，香港可能大部分民主派都会接受。香港错过了机会了，中国错过了机会，本来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方案的，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个失败，才有了雨伞运动。雨伞运动都没解决，又导致出现今年夏天这样的事。
学生提问：关于言论自由，您是否觉得我们将来说话可能需要一些门槛？
陈：我是一个老媒体出身的人，报纸、网站我会看。我对自媒体、社交媒体没有感觉如鱼得水。我从来没写过博客微博，没有公众号，不发朋友圈。现在谁都可以发东西，我觉得基本是一件好事。虽然大家对社交媒体有这么多批评，但没有社交媒体这个世界就难以想像。
我们面临的最大事情，是即将到来的全面管治，或者说绝对掌控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大陆科技的帮助之下，可能会快到来。这不是香港中国问题，是全世界问题，美国也在做，很多国家都在加强对所有人的监控。
这个世界来到时，社交媒体可能是唯一个人的武器。因为这个全面管治通过大数据、人脸识别、信用制度等，下一步可能就在香港推了。那个时候，也许我们会庆幸还有wechat（微信）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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