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小群| 胡杰的探索

2003年9月，胡杰带着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来北京征求意见。崔卫平知道我从事民间思想研究，邀请我们去她家看片子。我第一次和胡杰见面。片子放完了，电影界的专家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了一些缺点，而我则久久地沉浸在思想的震撼之中。我的直觉是，胡杰这部作品，将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经典之作。分手的时候，我告诉胡杰，我有一位邻居许兰亭先生是林昭的北大同学，1957年的难友，如果有意采访，我可以介绍。过了几天，胡杰来到我家，我带他采访了许兰亭，还和胡杰长谈了一番。我了解到，他为拍摄这部片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原来他接触到林昭的事迹，就开始了锲而不舍地寻找。一度成了文化个体户，靠给别人家的红白喜事从事摄影服务为生。在长达四年之久的对林昭知情人的追寻当中，他先后投入十万元。因为经济拮据，外出采访乘硬座车是常有的事。有时好不容易查询到一个采访线索，因为手里没钱，只好为挣钱而奔波。钱挣到了，采访对象却已经病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让他扼腕叹息。胡杰是个踏实低调的人，言谈话语间没有张扬自己的意思。但我却为他的选择而深深感动。我向他赠送《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顾准、遇罗克、王申酉和林昭一样，都是黑暗年代的思想先驱。我觉得，这是向胡杰表示敬意的最恰当的方式。

2004年春节过后，我们到中文大学访问，作了关于文革民间思想的搜集整理与出版的学术演讲，同时介绍了胡杰的纪录片。我讲完了，去会另一个朋友，将胡杰的片子留给中文大学的师生观摩。第二天，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告诉我，许多年轻的学生，和已经不年轻的教授，看了这部片子都哭了。她当即表示，我们要邀请胡杰来做学术访问。

接着，我途经广州，在中山大学见到了一位熟悉的女教授，和她说起这件事。她把胡杰的片子拿去连夜看了。第二天就问我，怎么和胡杰联系？我要请他来。我们当即和胡杰通了电话。一个多月以后，她在中山大学的广州校区和珠海校区，举办了“妇女和其他边缘人群——胡杰纪录片影展”，放映了包括《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内的六部片子，引起了又一次轰动。她还邀请胡杰担任中山大学驻校艺术家，解决他经济收入的燃眉之急，同时和胡杰合作完成了一系列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优秀纪录片。

后来，胡杰到北京拍摄《我虽死去》，我和他又在王晶垚家相遇。

2014年11月18日，我和小群去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参加胡杰画展开幕式。画展原定11上旬开幕，因特殊情况，有关部门要求把画展开幕时间推迟。当时他已完成了30多部纪录片。其中《星火》一片，刚刚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获奖。反右运动以后，一批兰州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遣送到天水地区农村劳动改造。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大跃进的荒唐和饿殍遍野的惨烈。其中的几个人，办了一个油印的地下刊物，取名《星火》。他们自己写文章，从理论上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批判。他们与林昭取得了联系，林昭的长诗也发表在这本刊物上。当然，他们厄运难逃，办刊人和撰稿人都被捕了，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文革中，数人被升级为死刑立即执行，如张春元、林昭，和给予他们同情和帮助的县委书记杜映华。胡杰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这份油印刊物的原件，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不甘沉默、不屈抗争的宝贵一页。胡杰在天津等待期间，他看到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有木刻材料，于是拿起刻刀，创作一组木刻《要有光》。虽然是临时创作，但画中的想法延续了《星火》的思考。他的木刻以饥饿为主题。在铁路交叉的路边，饥饿的妇女会为了一小块窝头而同一位陌生人走向他乡；有三幅捧着大碗的画面：有人想到为省一份口粮而上吊的妻子；有人想到已经饿死的孩子；有人做着玫瑰般的梦；还有乳袋下垂嚎啕着的母亲和领着孩子们乞讨的母亲，等等。白黑之间，干净而有力，画中都是肋骨嶙峋饥饿的人，视觉冲击力很强。在我有限的欣赏经验里，自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以来，还没有看到过这样震撼人心的木刻作品。从中不但读到了深刻的当代主题，还看到了独特的造型语言。我当即向他表示，你的木刻版画独树一帜。小群随后也撰写了评介文章，在杂志上发表。

其后的几年里，胡杰又创作出一批出色的木刻版画作品，在国内外都得到好评。一个艺术家，能够在一个领域引领时代风骚已经不易。胡杰能在两个领域取得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实在难得。

最近看了两个艺术家的传记片，主人公一是梵高，一是高更。他们都是世界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如今不论哪国博物馆，都以拥有他们的遗作为荣，偶然流入拍卖市场便达到天价。但他们生前都穷困潦倒，连维持温饱都异常艰难。或许，这正是世界上一些艺术先驱的宿命。在中国，这种宿命同样存在。艺术家造诣的高低，与当下市场的收益，背离和错位是常态。一些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仍在重蹈梵高和高更的覆辙。胡杰的纪录片和木刻版画，虽然得到中外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意，但不能带来经济上的丰硕回报。他和妻子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胡杰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还将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