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有位新闻前辈兼著名作家来人大讲座，开场白就说：人大是个了不起的学校，既有张志新又有林希翎。
当时张志新刚刚平反不久，是媒体口中的英雄，而林希翎则是“不予改正”的右派，把她们俩相提并论，是个严重政治错误。所以，事后，此次讲座受到上级教育主管机构的点名批评。
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名字——林昭。
今天，人们都知道她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却不知道她和人大的渊源，她也是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她在北京的最后岁月是以学生身份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里接受监督改造。
人大老校友都知道“铁一号”，人大建校仪式在这里举行，今天它是人大清史研究所所在地，它的地址门牌号是张自忠路三号，但是，人大老校友不叫它清史所，也不叫它张自忠路三号，习惯称它“铁一号”。“铁一号”是它的旧地址门牌号简称——铁狮子胡同一号，这个门牌号属于北洋总理府。1958年6月，这里成为林昭在北京的工作地点。
林昭本名彭令昭，林昭是笔名。1955年，她以江苏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大二学生彭令昭因为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
她不服，服药自杀，学校以抗拒审查为名要送她去公安局劳动教养三年。她跑到团中央，申诉说：当年，北洋政府抓学生，蔡元培去要人，而今天北大自己主动把学生交给警方。
系副主任罗列念其体弱多病，向校方求情，将她留在系里接受监督改造。于是，她就在系里做资料搜集。
1958年6月，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成为人大新闻系，林昭就到“铁一号”的人大资料室继续接受改造。
暑假后，一个叫甘粹的来到资料室，他也是学生右派，和林昭同届。新闻系学生都去各个报社实习，他被派来资料室接受监督改造。
他们的任务是每天到图书馆翻查国民政府时期报纸，做卡片，为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他们的领导叫王前，是时任国家主席的前妻。
林昭身体不好，不断咳嗽。王前要甘粹多照顾林昭。甘粹去给林昭打水、烧饭。冬天到了，林昭房里没有暖气，甘粹去学校总务处领炉子，给她生火。天长日久，俩人产生情愫。
1959年9月，他们一起毕业，提出结婚申请，但学校认为他们在改造期间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结婚。随后，甘粹被分配去了新疆建设兵团。林昭病情加重，咳血加剧，她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
人大校长吴玉章批准了林昭休假请求。林昭离开了“铁一号”的资料室，也从此离开北京，再没回来。
林昭在上海期间，认识了几个兰州大学的研究生，并在他们创办的《星火》杂志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因此被捕。
1962年初，林昭保外就医期间又在海外发表《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长诗。因此于1962年12月，又被捕入狱。
1965年5月31日，法院判决林昭有期徒刑20年。林昭不服罪，继续在狱中用经血写作。
1968年4月29日，病床上的林昭接到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并当即被从床上拖出去，执行枪决，年仅36岁。
1970年10月，人民大学撤销，新闻系回归北京大学，又成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1977年恢复高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招收文革后第一批学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整体回归人大，成为人大新闻系，系主任还是曾经关照过林昭的罗列。
1980年，汕头人李嘉诚投资创建汕头大学，罗列被聘为汕头大学副校长，离开人大，去了汕大。
1979年，甘粹平反回京，他从林昭姐姐的手里得到了林昭狱中14万字的遗作，今天成为珍贵资料。
1980年，上海重审林昭案，先后两次判决，都改判无罪，但第一次留了一个尾巴，说她有精神病。复核后，删除了精神病的说辞，没有留尾巴。
我第一次去“铁一号”还是上学期间，那时，知道林希翎、张志新，不知道林昭，后来也去过，但对这个建筑的了解也仅限于北洋总理府。
世纪初以来，我曾经梳理过这些被视为党的“敌人”的资料，我的结论是，林昭、林希翎和张志新三位前辈学长其实都不是党的敌人，她们都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宗旨捍卫者，对党忠诚，是党内异见者，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说那位新闻前辈提出的“第二种忠诚”，所以，才勇于表达自己的心声，才会有林昭向团中央告状，张志新一次次向党表白，但是，基层党组织把她们的申诉表白都看成了“抗拒改造”。
世纪初，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华人社团组织的欢迎人群里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胡zong书记，我是林希翎！那是老熟人之间的招呼。那声喊里，透露出清华学生和人大学生之间的老交情。
我有时也会想到梁漱溟以赤诚之心向领导人提意见并要求“雅量”，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很单纯，真反党绝对不是这样。今天可能连中学生都懂得，和上级唱反调，又要求“雅量”，是何等幼稚！
今天如再去“铁一号”，我会想到，人大不仅有张志新、林希翎，还有林昭。林昭、张志新都是“浩劫”后平反昭雪过的，林希翎的右派至今“未予改正”，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都不是党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