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
资料图片：2017年世界艾滋病日，中国的一名著名歌星在北京防止艾滋病的一场活动中演唱。（美联社）
12月1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在这个旨在提高公众对艾滋病认识的日子到来前夕，一位中国卫生部前官员又一次发文披露河南血祸真相，并痛批先后包庇此事的多名中共领导人。
中国卫生部前卫生教育处处长陈秉中从2010年起，就反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习近平举报河南艾滋病流行的主要责任人，却始终无果。
陈秉中（左）会见正在服刑的陈书霞。（博讯）
就在本周五，也就是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他再次发文揭露被外界称为“河南血祸”的事件真相。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他的心情尤为沉重，因为多年前第一位揭露此事的前河南医生王淑平两个月前在美国不幸病逝。
陈秉中早前接受本台粤语部采访时说，他此次在维权网上发表这封公开信的一大目的，就是悼念王淑平。
“首先我要悼念王淑平。她是英雄、也是功臣。如果（当局）听取了她的举报，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了。可是中共当局却打压举报者。由于他们没有接受王淑平的举报而任艾滋病泛滥成灾，有三、五十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至少十万人死亡。”
“血浆经济”让艾滋病横行
资料图片：王淑平医生（右）（香港开放杂志）
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政府为了借助卫生系统创收，号召全省各地农民卖血“脱贫致富”，大力发展“血浆经济”。但由于因此兴建的大量血站在采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检测，还让多人共用针头，并把血液成分混合后输回卖血者，导致当地艾滋病严重泛滥。
1995年，时任河南周口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的王淑平发现当地很多卖过血的村民出现了艾滋病症状，于是她同年把首份河南农村献血人员的艾滋病报告上报国家卫生部。为了避免东窗事发，河南当局对王淑平采取了严酷打压，试图迫使她噤声。无奈之下，她几年之后流亡美国，在海外持续就中国艾滋病问题发声，直至去世。
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本台记者表示，“河南血祸”的灾难性全球绝无仅有。
“在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河南艾滋病问题爆发的这种模式。它以几何级数增长，在一到两年内，因为政府部门搞的某种产业，把人当作牲口一样地利用其所谓的‘血液资源’，造成了这场血祸。”
各级官员长期包庇“血祸”
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一家四口，丈夫和妻子因为献血感染艾滋病毒 ，妻子于1997年夏天死于艾滋病，她是这个村里第一例年夏天死于艾滋病感染的病人。（照片由王淑平提供）
陈秉中在公开信中再次检举了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包括大力鼓动河南兴办血站的原河南卫生厅长刘全喜、原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郭庚茂等人。他表示，这些官员当中的一些人直接推动了“血浆经济”，另一些人为了升迁，对政府重要责任人进行包庇或对上访者进行打压。
此外，陈秉中指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02到2004年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不但没有揭发被李长春隐瞒的艾滋病疫情，还称其为河南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是“血浆经济”鼎盛时期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头号帮凶。
陈秉中还列举了几名“河南血祸”上访者的悲惨遭遇。
其中包括在河南新蔡县医院被输了从“血贩子”那里买来的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毒的26岁农妇杨春芳。因十几年间多次上访屡屡被打压和强烈的社会歧视，她最终上吊自杀。而被她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丈夫，七个月后也撒手人寰。
记者周五试图联系几位河南艾滋病受害者、中国民间艾滋病组织的负责人，但均未成功。
受害者举步维艰
商水县西赵桥村1998年第二例死于艾滋病感染的病人（照片由王淑平提供）
维权人士胡佳说，据他了解，往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到北京上访的河南艾滋病患者多达近百人。这些受害者及其家属和众多其他的上访者一样，被当局看作是“不稳定因素”，长期受到压迫。
“我注意到，这些上访者在北京被群体性地扣押，然后一个个地做笔录。当局确认了他们的身份以后，就会通知他们家乡的驻京办或当地警察来领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就已经上了当地的黑名单了。”
胡佳表示，他至今都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河南血祸”受害者通过司法途径找到了公道，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政府责任人因此被追责。
在公开信最后，前中国卫生部官员陈秉中强调，他虽然已有87岁，却仍不会停止调查“河南血祸”真相。他在文中这样描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将制造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推上审判台，并追究包庇者的责任，让忍辱负重20年的河南血祸受害者获得公平正义和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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