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法学教师（上）
——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贺卫方
青年时代的江平先生
一、在石河子思念江老师
自从到石河子大学支教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里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会回请他们，以为答谢。当然，也有不少时候要自己吃。周边的餐馆不少，风味多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惟一的缺点是，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偶尔会被告知已经有人帮我付过了。是谁呢？依稀只觉得仿佛有人在离店时跟我投来友善的眼神。无论如何，让这样的匿名朋友埋单，总是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于是，自己就常到稍微远离大学的餐馆吃饭。今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之后我步行到这里的商业区，在一家叫做“亚森”的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江（平）老师来了，他好像就坐在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也许是因为学期结束了，再过三天就要回北京的缘故？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二、如沐春风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潘华仿先生。那时研究生教育恢复未久，硕士生招生规模不大。我们那一年总共只招生13人，其中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4人：阮齐林、王敏远、赵旭东和我，其中赵旭东的导师就是江老师。我们入学后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我观察198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反而是在1990年初江老师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不少人却改口叫起了“江校长”。）
除了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虽然自己在大学阶段也上过周枏先生的罗马法，不过精通拉丁语以及现代西方多种语言的周先生却讲不了普通话，多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江老师的课却是清晰、流畅、风趣而又逻辑严谨。从这样的课上，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怎样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
作为一名教师，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是民法专家，自由平等自治等江老师常说的所谓“私法精神”正是民法学得以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育管理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江老师都注重尊重个性，培育自由的人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最具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4年，法大庆祝成立一周年，我们这些研究生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食堂伙食糟糕的不满，就在校庆时发动罢餐，我和几个同学甚至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引来学校官员们的不满，于是我就在人群中与一位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我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他的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馨。“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三、我的出走与回归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虽然隶属研究生院，江老师还是给与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那段时间我偶尔会跟赵旭东一起拜访江老师，有两次是跟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先生一起拜访。每次见面，他都要仔细地询问研究所的近况，鼓励我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自己过去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担任副主编，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年初，第一期出版，手捧着飘着油墨特有的气味的新刊物，那样的感觉只有经历者才能想象得出来。尽管还属于内部刊物，但是还是得意洋洋地赠送给关心自己的师长们，当然包括江老师。来自老师们的鼓励也是自不待言的。在题为“创办初期的《比较法研究》”一文（刊登在前年某期《比较法研究》上），自己曾回忆第一期出版时的感受：
到现在自己还记得起手捧第一期刊物时的激动心情。几天前还是一堆不修边幅的手稿，现在已经变成赏心悦目、翰墨飘香的一册杂志，多么让人开心。作者阵容方面，在创刊号上登场的包括王名扬、潘华仿、程味秋等老辈，还有新生代的薛瑞麟、梁治平、范忠信、赵旭东、黄风等，徐国栋也发表了关于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一篇译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出手阔绰”了。
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中国的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大规模下岗，知识分子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待遇却比不上一般工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
工人哭，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主持或参与一些收费的培训项目）、“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不一而足。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简单的相互考察的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
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最后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完全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完全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1989年春天，我开始跟社科院法学所联系，承蒙李步云老师厚爱，已经基本确定调入《法学研究》编辑部，说好3月份就办手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夏之交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以及最终的悲剧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积极参与了某些活动，我被公司解雇，通向学界的道路也都因为悲剧后的大规模整肃而堵塞。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四、目睹江老师的免职
“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这种巧妙、体贴而迅捷的安排让我很感动。那是江老师做事的一贯风格。当然，有一个因素或许也很重要：悲剧半年之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十位大学校长中惟一还在位的只有江老师了。流传着的种种传说让江老师进一步加快了某些事情的办理速度。
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江老师呢，正像人们预测的那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司法部党组决定免去江老师的校长职务。下面是司法部宣布免去江老师校长职务的当天我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追记了江老师在大会上的演讲：
1990年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学校开学，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免去江平老师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会议气氛相当凝重。虽然在有关文件对此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比较低调，然而每个人都清楚江老师去职的显而易见的背景。官方文件宣读完毕之后，安排了江老师的讲话，全体教师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迎他。虽然没有记录，我还是能够大致记住他的讲话内容。
“首先，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实际上，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象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学校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谢谢大家！”
出席会议的全体教师再一次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向老校长表达敬意……
这则日记曾经在一些网站上以“江平教授被免去校长职务”为题刊登，在“法天下”网站上，一直是点击数最高的一篇文章。到今天，我再读，当天小礼堂里的场景仍然有如昨日一般清晰。想来有些后怕的是，假如江老师早两个月被免职，我当年会去向何方？算命的人喜欢说某人有贵人相助，江老师是否正是我生命历程中的那位贵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