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十。又一个阳光明亮的日子。昨天以为会继续下雨，但今天却突然晴好。求医的人，或许会因这阳光，多一点温暖。尽管他们很多是感染者，带着病毒四处求生。谁都知道，所有的他们都不愿意这样，但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这样。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他们内心的寒，当比这冬季的寒更深更重吧？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在奔波的路上少受一点罪。病床轮不到他们，但阳光还是可以普照得到。
没起床即看手机。最先看到的成都地震信息。地震有惊无险，段子则让人笑喷。有一则是：“武汉在成都的两万个人全部找到。因为刚才地震惊慌失措跑到大街上的肯定是武汉人，成都人都在屋里头烫脚。” 实在让人隐忍不住笑出声来。相信成都的段子手让武汉人今早多出个“开心一刻”。我想，比武汉人更能搞笑的大概就算四川人了。谢谢那些段子手。
网上有些视频，我已不敢再看。实在很难过。但是我们理智下来，明白自己不能只是难道。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一个个用停尸袋装走的人们——那些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共同享受过武汉的人们！
今天看到一个武汉的宣传片，拍得不错。将武汉这座城市的空旷和安静，形容为“按了暂停键”。是呀，武汉只是暂停，但那些装在运尸袋里的人，却是完结。唉，火葬场的工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辛苦。但他们说，大家还是关注医生吧，他们是管活人的。
下午，我即向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了解近况。他正在一线。插空回答我的提问。我们聊得很杂，概括起来有几点。一是，武汉现在绝不容乐观，形势依然非常严竣。医疗用品处于”紧平衡“状态。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按字面理解，大概就是紧张，但也刚够吧。医生说，够用两三天。 二是，基层医院相当艰难。本来基层医院条件也差些，受关注度小，医疗资源少。医生朋友说，你帮着呼吁一下，请大家多多关心和援助基层医院。不过，他又说，基层的地方政府、社区及村庄，隔离措施很得力，比武汉做得好多了。第三便是，把发烧的疑似的病人交给社区，是不合适的。社区缺乏专业知识也缺乏防护用品，他们怎么管得了呢？何况社区的人们自身也害怕，他们解决不了问题。我想，是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导致武汉感染人群仍在扩大，而且一感染便是全家。第四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很忙，其他科室也都抽调到一线。但现在治疗的还是存量，而每天确诊和疑似的人数在飙升（即还顾不上治疗新发病的人？我没敢问）。第五，医生朋友估计最终感染人数会在十万以上。这是个很恐怖的数字。 他用很肯定地语言说：“只有把那些该住院的全部住院，该隔离的全部隔离，疫情才能控制。” 说来说去，这是唯一的办法。从今天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政府似乎终于意识到这点。
疫情来了，从它初发及至扩散再至疯狂，我们的应对则从错误到延误到失误。我们没能绕到病毒前面拦截住它，却一直跟在它的后面追赶，尽管我们付出如此规模的代价。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思路并不对症，那么多可参照的前例，为什么不跟着学呢？直接抄个作业也可以呀？可能我的想法太简单吧。
今天还有个视频，是一家人过桥。桥这边是重庆，过了桥是贵州。夫妇俩带着一个或两个孩子（没看清）。男人是重庆的，女人是贵州的。车出重庆，过桥即贵州界。结果，贵州不让男人进，说贵州女人可以回家，但重庆男人不能进来。男人只好驱车返回。而重庆这边说，你们已经出了重庆，男人可以回家，但女人不能进来。开车的男人说，前面不让去，后面不让回，难道我在桥上生活？这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视频。我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武昌城》，写的是武昌被北伐军围城一个月的事（多巧呀，我自己也被封在了武昌城里）。围城过程中，武昌城内人饿死病死无数。汉口汉阳人多方营救，终于与两军达成协议：给出三天时间，让老百姓出城就食。围城方不攻击，守城方给放行。那是1926年的事。两军作战，敌对双方尚且可以协商，而今天，又不是什么天塌的事，怎么就不能通融？办法多的是呀！后来小伙子到底是返回重庆还是前往了贵州，我就不知道了。
唉，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这几天，很多人写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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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方方：生于1955年，本名汪芳。1978年，在当过4年搬运工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9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作品有《风景》、《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等。
小时候，因为父亲热爱阅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学工，却喜爱文学。他常给我讲《唐人小说》，那是他伯父(编注：即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编撰的。“南柯一梦”、“柳毅传书”这类故事，都是从父亲那里听来。闲时他还给我们讲古文。中学年代我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当座右铭。“文革”时许多书被禁，哥哥借来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被父亲霸占。场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亲一回来就立即让位。父亲看时，旁边还要放一本地图，以便核对。而父亲一走，哥哥又全盘接管。在家里，父亲随时都在看书。当年父亲上厕所前找不到书大发脾气的场面，直到今天，家人聚会时还当笑话说。
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可谓一言难尽。他懂五国语言，那么有才华，那么勤奋，但大半辈子都在政治运动中蹉跎。“文革”中有一种批斗方式叫“坐飞机”，即从身后架起被斗者的双臂，令其弯腰，又从其身后揪扯他的头发，令其抬头望着群众。父亲担心自己挨斗时会经受不住，就把头发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里练习坐飞机。他在门背后练习时，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时父亲会问我动作标不标准。少年时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岁后，想起这些，真觉得悲凉入骨。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许多事、许多人，以及个人经历、甚至包括阅读所共同塑造的。父亲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运，都让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无数个人的悲伤，无数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导致我的悲观。我的宿命感好像与生俱来。人活着就是一件虚无的事，这没有办法。人生来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个人活着，是与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结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
19岁那一年，我当了搬运工。这是我很感激命运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间一堂大课。最初接触搬运工，我很受惊。比如他们总是随地大口吐痰，脱口骂脏话，还有女工们追逐着脱男人裤子。有天一个青工上班时说：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烦不过，一脚把她踹到墙角，她半天都爬不起来。他说时兴高采烈，一边还比划，听得我惊心动魄。当我来到棚户区，也就是我的小说《风景》中写到的“河南棚子”之后，所受的震动更大。一个同事家只有五六个平米，他跟父亲睡上下铺，桌子是一个纸盒子，里面装衣服，平常铺块塑料布当饭桌。即便如此，他们对生活还是持一种达观态度。当然，这种达观中也有无可奈何，用他们的话说：怎么办呢?只能这个样子呀。他们的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人生观，以及我多年的写作态度。
知识分子相对自私，工人则豁达得多。这当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识分子多数不关心他人之事，有时这是好事，但更多让人有冷漠感。工人却不。他们对朋友很仗义，江湖气比较重。他们活得有强度也韧性，扛得住人生的艰辛劳苦。知识分子眼里的苦难，在他们那里可能什么都不是。他们没有那么矫情，表现得很自然，很放松，很坦荡。
我写过不少底层人物，像《万箭穿心》的李宝莉，她是我很喜欢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没文化，但遇到大事却不糊涂，能扛得住事。在这点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典型吃软不吃硬的那种人。年轻时我也很冲。1982年我还在上大学，一次诗会上，老诗人让我这个在场唯一的大学生发言。我说，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可他们还在使劲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大意)。那时太年轻，说话太不客气，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结果被批了很久，吓得我好几年开会都不敢发言。其实不过是说了真话罢了。
我说话向来直率，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有时候还笑我“童言无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会不高兴，不过我想，你不高兴也不关我的事。我其实多是对事不对人。我也认真思考过：是改变自己性格的难度大呢，还是扛住别人、尤其是上级的厌烦难度大?后来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谁想烦就让他烦好了。多大个事呢?
如果一个人无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说话，没什么可以畏惧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选择，以及性格带给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当下的知识分子圈比起从前严重退步
在我看来，在对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判断上，伪知识分子多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标准，真知识分子则站在一个健康社会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上进行判断。当下的知识分子圈比起从前严重退步，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我写过一篇小说，《惟妙惟肖的爱情》，谈到父子两代知识分子。前一代人虽然也有问题——比方被各种运动折腾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线。他们至少尊重知识，尊重规则以及尊重大学。现在却是无底线的为所欲为时代。官本位的学校已没有大学的尊严，没有学术自由的空气。大量知识分子迅速向权贵靠拢以及尽可能谄媚，尽可能为己谋利。说退步，还太温和了，知识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现在，用堕落一词更准确一点。
我家的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文坛有很多派，但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机会当官，三十几岁时被选去当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诉我，这是要培养你了，但我就是没兴趣。我这辈子就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这是我最大的欢喜。但我也不算特别叛逆的人。比方让我当省作协主席，我也不想当，但同事们希望我不要拒绝，我想，只要能让我继续写作，当也可，不当也可。多大个事呢?
像我这样的作协主席不是公务员，不是党员，基本也不管事。但这个身份还是会影响我说话的尺度。我认为自己只代表个人，但人家不这么看。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评鲁迅文学奖评委“重人情而轻文学”，虽然这是事实，但到底还是不太合适。毕竟评委是作协请来的，而我是这家作协的主席。妥协的事自然也会有。比如党组领导常是空降来的，他们从未在文学圈待过，会有一些不合适的决定。所谓妥协，就是我不参与。若说有没有限制，还是看自己的人生态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当个主席使也就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出在体制本身，改革是必须的。我常跟人说，看中国的改革有没有深入，就看作协和文联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这样的社会，作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当然是有的。它们来自看到全社会堕落和溃败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坏得难以挽救的悲观感，还有看到人性之恶已然放大到无以遏止地步的绝望感。事到如今，我们却还不回头。
方方答问
问：回头看这些年，你怎么评价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相处得好吗?
答：还好吧。这个职业可以让自己更个人化，更随心所欲。很多年来，我几乎没有同事，朋友也多是远距离的，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经济窘迫。这样可以更冷静而客观地看社会看世界。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一个观者的关系。
问：最欣赏怎样的人生态度?
答：喜欢自由自在、对名利淡泊、与现世不合作、对诸多事情持无所谓态度，但同时也遵守基本社会规则的人生态度。
采访手记
方方给人的印象，就跟她的文字一样，有力、爽快，同时有种莫名的虚无和悲伤气息。她说自己是典型的是非感强烈，能扛事的武汉女人，所以才会在微博上抱怨鲁迅文学奖存在的猫腻。她看似大大咧咧，话语习惯短促而直接，实则细腻，替人着想。比如虽然忙于写作，她还是会在半夜一点给记者回复长长的邮件。
阅读延伸1.
方方/文
按专家所料，这几天进入爆发期。感染病毒而住不进医院的病人已开始有人崩溃。昨天有一人撞墙，晚上一男子在司门口跳桥。其惨烈不能不让人泪奔。先还想社区怎么不管呢？今早见一位社区负责人的呼吁，讲述他们的艰难。其中提到一家人全染病，住不进医院，现已死了一人，全家在绝望中准备都死掉算了。
武汉现状闻之知之见之，莫不揪心，莫不痛苦。
现在的关键是那些住不进医院的疑似者和确诊者。他们都只能活动着继续传染。刚才看到一个建议，我以为有价值，特在此全文转发。如下：
“鉴于目前无法有效隔离疑似和密切接触者等，有人建议征用宾馆作为隔离使用。我认为此计不妥，一是商业区，二是空调系统交叉感染，三是系统紊乱不好调动。但是我郑重提议，征用全国各级党校用于此途，好处：一、各地党校普及且当前基本空闲。二、多远离市区，空间大，条件好。三、垂直体系，党纪约束，易于管理。四、大难当头，责无旁贷，体现D的确为民⋯最佳选择，没有之一。欢迎转发，呼吁中央采纳。否则随着返城潮，疫情会更严重！”
我不知道是谁建议的。但我知道湖北有不少党校。省党校左边是协和医院，右边是同济医院。距离都近。医护人员调配方便。特转发未名者建议。
CDS档案|武汉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