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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要在海外出版又引起了不少人反对。有评论家语重心长地指出，方方这样做不妥，对“公众是一种刺痛”。
我觉得《方方日记》本身确实是一种刺痛。有谁不为疫情中发生的一切感到刺痛么，毕竟人是感情的动物，或者按照毒舌祖师孟子的说法，“无恻隐之心，非人”。
并且我觉得刺痛并非坏事。只有往事并不如烟，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人们大概在许多事情上，方能如履薄冰，如梦初醒，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人类是为了反抗过去才成就了未来”。
所以说日记是一种刺痛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说日记在海外出版是一种刺痛就有点敏感了。好像家丑不可外扬，这时候出版时机不妥，容易授人以柄，非“忠”。
这种带点民族主义色彩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什么叫“忠奸”，什么叫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起码得懂得什么是为民族好。对问题讳疾忌医，对苦难讳莫如深显然不是。
这方面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有一个观点值得推荐，值得琢磨。知识人一定是生活在具体国家里的，所以避不开民族认同这个题目。但“即使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也不能让知识分子丢掉批判意识，削减批判意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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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方的，还有一种“专业论”。大体是说方方不是记者，没有调查取证，日记不准确，价值不大。动辄被质疑“业余”，不允许荒腔走板，似乎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
就拿写公众号来说吧，我自己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常常有人来评论说你们一个体育号谈什么社会，谈什么时事，做好自己的事，别瞎逼逼。
且不说体育本身就是时事之一种，社会之一面，从社会视角解读、品味体育别有洞天，就拿每个人来说，难道不都是立体的么，体育迷难道就不关心社会了么。你说点不一样的好像就越界了，就不专业了，就业余了。习惯于给别人划界，其实是为自己的头脑设限。
乔姆斯基应该是历届美国政府特别讨厌的一个美国人。此人系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麻省理工的语言学教授，是语言学大家，但他热衷于评论政策，从越战到反恐，揭美国之短数十年不遗余力。在他眼里，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
虽然美国在乔姆斯基眼里一无是处，可他还是选择生活在美国，按照他的话说，因为美国可以畅所欲骂。你看，某种意义上乔姆斯基成了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所以，生而为一个社会人，社会中的议题没有什么不能关切的，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在知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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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种“饭锅论”。
说你怎么能既在体制内，又做损害体制利益的事呢。吃着锅里的饭，砸盛饭的锅，你这叫伪善，这叫搏取声名。跟明朝的言官、所谓“台谏”群体一样，故意跟皇帝对着干，被廷杖，打了屁股，就会有人叫好。
这种近乎于道德指控的观点，乍听起来似乎很难反驳。其实是没有深究一些概念。所谓体制是什么，体制利益是什么？以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来看，体制不过是一种组织形式。体制是社会的体制，国民的体制。体制利益不是个人利益，体制利益就是公众的利益。
所以批评也好、意见也罢，都是对体制负责，都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用亨廷顿的观点来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这才是一种现代社会人的思维。
“饭锅论”是一种扭曲的公共视野，一种矫揉造作的道德，必须予以拆穿。《方方日记》在别处的出版，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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