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密歇根，一天历四季。晨起微风，午间灼日，去办公室取了些书和文件，午后在家劳作，暴风雪忽至，约一刻，又艳阳高照。至晚餐时分，天色暗，风雪又至。整夜狂风大作，次日，雪已铺满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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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看了一个令人极度不适的新闻。为人父母之后，越发见不得与侵害儿童有关的东西。
鲍毓明“养女”事件纷纷扬扬，鲍毓明有个初步回应，想把这事变成一个先两情相悦，后女方不断“企图”控制他的故事。
让我先开宗明义，鲍毓明就是犯罪。
什么养成，这又不是孙中山的时代了，还什么养成计划。养成就是犯罪。
说李星星满口谎言，居心叵测，是她玩弄了一个“纯洁中年人”的感情。有没有生而恶魔的？从小坏到底，没什么原因，就是单纯的恶人？我相信是有的。但就算李星星那时已经满14周岁，就算她满口谎言，就算她心怀叵测，并不改变强奸罪的事实。
因为正式制度（法律）不是为了保护一个未成年人，而是保护所有未成年人。法官判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考虑情节是否严重，社会影响是否恶劣等，但就法律规定而言，不能因为个人而不顾整体。
就保护儿童而言，从“儿童”这个群体出发考虑，就尤为重要。整体而言，儿童是脆弱的，是需要保护的，他们的知情和同意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哪怕那个中年人像《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一样巧言令色，为自己辩护，也不改变其娈童癖的事实。
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想想看，就能明白为什么法律要这么规定。一个普通的中年人，怎么都比一个普通的儿童，“狡猾”得多，有优势得多。两者之间的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中年人处于绝对优势，自然会占便宜。
就算这两者之间不是养育与被养育关系，监护与被监护关系，而是师生关系，医患关系等，只要一方处于绝对的信息优势，就不能认定两者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所以在鲍毓明和李星星之间，李星星同意与否，都是没有意义的。鲍就是强奸犯。
对付这类人，化学阉割，就算出狱也要标注娈童强奸犯的信息，以便邻里周知，这是美国大部分州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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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很多猥琐之人会为其辩护。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渣会认为是14岁不到的李星星步步为营，精心策划，终于在14岁的时候“强奸”了鲍大爷。
这些人的这种想法，其实和指责方方日记的思路，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都是从“名义上的爱”出发，但其实只允许一种单向度的关系。如果不顺他们的意了，那么就是李星星作怪不爱鲍，就是方方作怪不爱国。
前两天我一篇文章谈方方日记的文章，公号停留不到两小时，就404了。这里有一个存档，有兴趣的诸位可以一看：http://t.cn/A6w2qo9J
我转到几个群，当时好几个群里吵翻了天，甚至还累及一个群封了。
有意思的是，不少国内学者说自己是普通老百姓，真心支持这个体制，而且已经看了一圈，觉得这体制的确是个好选项。
然后他们就想为什么你就只批评这个国家，而不赞美这个国家做得好的地方呢？（赞美不是学者的职责）
首先，我觉得公管学者有点好，是因为至少明白政党、体制、国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批评掌权的、抱怨体制的，不代表他不爱这个国家。爱国有多种形式，假如只有“爱大清”这一种，那你把国共两党公认的中山先生往哪里搁？
其次，我想说学者明显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我所在的几个经济学家群里，国内的大家扪心自问，其实都清楚，自己不仅是精英群体，而且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在安全区批评一下，在大局上跟领袖走，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即便是精英，也不会有太多人“志强”。
普通老百姓是“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是受苦的那些人；普通老百姓也是那些“谁赢就跟谁的”，会为”利益”但很少为原则参与政治。就算有志强者，也缺少能力和资源来调动大规模的力量，以对抗现行的掌权者及其设定的体制。
但精英与老百姓毕竟是不一样。精英有能力和资源。而且总还是会有几个精英，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跳出斤斤计较的好坏，而从原则上思考是非问题。是非是不能通过好坏来计算的。
假如现在有人不满体制，只是他们不想以你设定的方式爱国而已。虽然只有掌权者才能垄断“爱国”叙事，但现行体制的挑战者，他们只是不想被垄断而已。他们是创造性毁灭者。
对精英而言，这更是一种责任。当然，非常可惜的是，不少人读了这么多年书，脑袋还在屁股缝里。也许对他们来说，看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人才是下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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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走出过圈的猪和站上过房顶的猪，毕竟已经是不一样的猪了。
我前面写过一个因COVID-19与我的同学们谈几句的文章（公号也发不出来，直接删了）。我当时说大家要注意判断“是非”，因为“断是非”需要的标准和“评好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前者除了边沁还需要康德，后者往往是功利主义走到黑。
罗尔斯有个无知之幕的假设。假如一个人出生前，不知道会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达还是贫穷，平等还是不平等，或者是发达但不平等，或者是贫穷但平等，总之你不清楚标准，是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那么你希望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社会呢？
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是父母已经有信息，而不是躲在无知之幕后面了。父母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自选择的过程。一面挖社会主义墙角，一面把自己的下一代送去经历欧风美雨，这就是很明显的“代际”选择。
借用我一个朋友的话：“现在是自我筛选过程。各个大事件出来，各种人都在讨论体制、政策等。我觉得这也蛮好的，知道自己是值得留下，还是要移民。一些历史学家也一直在说，苏联体制最后看看忠字舞跳得好不好了。对我来说，别人问移民或者留学时，从一开始我有点犹豫，不肯给答案；到现在，基本上就是你自己若有海外生存能力，早移比迟移好。我们可以有不同看法，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未来是不同。”
我还有一个朋友，目前在做的生意就是“早发早移”。
但谁知道呢？麦金泰尔设想过一个体验机器，只要套上去，就可以体验各种幸福的感觉。
鲍毓明是这样对李星星的，有的国家也是这样对老百姓的：听话，给你幸福的感觉。
问题是：你愿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