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本文以《作为高校教师公开出柜之后，我受到了学校的处分》为题在公众号“BIE别的女孩”上发表，但文章已被删除
作者：崔乐（奥克兰大学性别与教育研究博士生）
在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和舆情中，“训诫”前所未有地成了一个热词。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把我拉回四年前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教时的回忆。作为一个公开出柜、曾在课堂讲授性别议题的同性恋教师，我曾遭到校方调查、训诫、处分、盯防。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故事要从一个女孩说起——中山大学学生秋白。2015年8月，因为大量教材上病理化、污名化同性恋的描述，秋白将教育部告上法庭。立案后，她遭到中大校方的严重阻挠——辅导员把她的性倾向告知了她的家人，她被家人带去医院检查。
秋白的遭遇引发同志社群的愤怒，但却鲜有体制内的教师公开表达对她的支持。我以同志教师的身份出柜，在媒体撰文声援秋白。媒体编辑在刊发前曾询问我是否需要化名，我想，出柜就是要以真实的力量打破人们的偏见。
第二天，我的出柜成了刷爆广外师生朋友圈的新闻，都是支持的声音。新京报当时采访我是否会面临学校的压力，那时的我一派天真，没料到几个月后会遭遇体制的碾压。
除了出柜之外，为我埋下“祸患”、并成为日后“罪证”的，还有四次授课。2015年10、11月，我在《社会语言学》《汉语词汇学》两门课上，邀请校外的学者和公益人进行了四次性与性别议题的讲座。
不久，学校各个部门像是一个被启动的庞大机器，开始了对我的调查。“学校书记召开全校教学管理会议，恶狠狠地说居然有教师上课谈论同性恋！”同事用微信给我发来语音消息，还没听完就被撤回了。又发来消息：“我老公让我不要多说。”其他同事在校园看到我，会露出尴尬的表情。
教务处的工作人员突然来到我的教室旁听。有学生为我通风报信：“有些同学被学院领导找去谈话，问你上课有没有讲什么奇怪的东西。大家说你上课很好。老师，发生了什么？加油！”
我很想知道自己违反了什么规定，学院领导不耐烦地说：“打个比方，人家都说你犯罪了，你还要什么法律呀！”
负责教学和安全保卫的两位副校长找我谈话：“同性恋这种大部分人不接受、高度敏感的话题是绝对不能进课堂的，这个态度校方是非常坚决的”；“本科生接受能力有限，不能把有争议的东西‘灌输’给学生”。
副校长还认为我破坏了学校声誉：“你是广外老师，不能在公共场合说这些东西”；“广外能有今天的名誉不容易，全校老师要维护广外荣誉，你上课讲同性恋，别人会觉得广外乱七八糟的”；“一缸好酒，只要掉进一颗老鼠屎去，马上就不是好酒了”。
我被要求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在课堂上谈论同性恋议题，不再与NGO有往来和合作，不再以广外教师的身份在网络和媒体发表与性别相关的评论。
之后，学校公开发布了处分文件《关于给予崔乐严重教学事故（Ⅱ级）处分的决定》。文件给我安插的“罪名”包括“未经学校批准”、“授课内容与主要教学大纲无关”、“造成不良影响”。
在这份处分同性恋教师上课讲授同性恋内容的文件中，完全没有提及“同性恋”三个字——一种不承认其压制的压制。这一纸刺目的红头文件将进入我的人事档案，成为伴随我一生的印记，为我往后在中国体制内高校间流动带来不确定风险。
全校通报后，两位副校长又找我面谈了一次，恩威并施地说：“这件事说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你是年轻老师，本着爱护你的角度，给你二级教学事故处分，全校发文通报，取消你今年评优的资格，扣除一个月岗位津贴”。
在教学方面，副校长再次强调：“教学内容一定要引导积极的人生观，而且要符合中国的主流”；“一些西方思想在中国讲不合适，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副校长们还以香港占中事件、“苏联解体的教训”为例说明政治环境的复杂，要求我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渗透”，提高“政治敏感度”。“非政府组织的渗透是无声无息的”；“观念的东西一旦放开以后守也守不住”；“中大那个秋白一弄你就支持，你知道秋白什么背景？你还年轻，很多东西你看不清楚”。
我被要求继续加强自我反省：“学校这个处分你怎么看？你是发自内心认同，还是只是说你认同？从你写的书面材料来看，你的认识还不到位，带有抵触情绪。学校这样做不是对你有限制，是为了你好。这一点希望你有认识的思想高度。”
为了准确地还原事实，我又重听了当时被训诫时的录音，写下上文引述的话。是的，我用手机偷偷录音，这是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的反抗方式。然而，四年多过去了，这些录音存在我的电脑里再没被听过，我一直不愿回到那些刺痛的现场。
尽管校方认为我的教学“造成不良影响”，在期末的学生匿名教评中，学生评语包括“老师授课方式多样”“内容很有趣”“让我很感兴趣的一门课，老师为人很好”“我们都很喜欢他，上课有自己的风格”……我的两门课获得平均93分的高分。
2016年4月，我被处分半年后，学院才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规范邀请校外专家举办讲座的通知》的文件，我举办讲座时学院根本没有相关审批规定。学院课程的教学大纲也只有模糊的课程介绍，没有规定具体的教学内容与比重。老师们设计授课内容灵活性很大，普遍会结合个人研究专长有所侧重。
之所以在语言学课程融入性与性别议题，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研究专长，也因为这是近年来国际学界的新兴热点。2012年，学术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exuality创刊，由知名学术出版社John Benjamins出版。2013年，由Janet Holmes编写的社会语言学经典教材“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在第4版中新增“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性的语言建构）章节。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专设“语言与性别”一章，对这一领域的学科地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教学中，我既希望反映学界前沿进展，也希望借由性别研究学者和性别平权行动者的声音展现中国性别生态的纷繁样貌。
处分后，我的教学和研究处于持续的监控中。在教务处发布的“表彰优秀教学信息员”的文件中，我赫然看到我的学生。我问学生教务处要求匿名收集举报哪方面的教学言论，学生告诉我的内容包含同性恋议题。在研究方面，我在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季刊》发表的论文被学院审查，不能参与学校年度科研成果审核。学院领导后来私下对我说：“学校对你看得确实挺严的。”
遭受不公对待是一种不幸，孤独而又无助地消化这种不公是另一重不幸。被处分的阴影长期笼罩着我的生活。我似乎又回到了柜子中，在教学与研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越过雷池一步，清空了微博，回避参与性别公益社群的活动。
记得在被处分一年后，有次接到学院领导的电话，突然又想到曾经接到领导电话被调查的一幕、忐忑不安地等待审判结果的煎熬，一种无力感突如其来。朋友告诉我这应该是PTSD（创伤后压力综合征）。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与PTSD有关联，但这似乎确实可以命名和确认我长久以来的心理感受。
2017年8月，我提出辞职。支持关心我的同事和领导私下劝我：“学校巴不得你赶紧走，还是要慎重”；“虽然你在广外晋升会受限，但吃饭没问题。辞了职恐怕国内高校都进不了。”虽然是主动辞职，但人事处似乎生怕我赖着不走，要求我先写下保证书，承诺必须限期立即办完所有辞职手续——更像是我被扫地出门。
尽管我趁暑假低调辞职，没有告知任何同事，但有知情的同事和领导为我饯行。席间领导告诉我：“当时是国安找到了省教育厅，省教育厅找到了校长。现在都是签责任状的，校领导还去省里做了检讨。”
我的处分导致教师群体的寒蝉效应。其他学院一些讲授性别相关课程的老师开始加倍小心地自我审查，有位研究西方文学的教授说她已经不敢在课堂上讲酷儿理论了。少数几个同事私下为我鸣不平，给我建议和安慰。甚至有敢言的教授想向学校抗议，但被劝阻下来——大家都知道，个体跟行政体制抗衡是自不量力。
类似的言论空间收紧也在广州其他高校和公益圈同步发生。广州多所大学的性别公选课被取消，相关教师被约谈，推动性别平权的多家NGO纷纷偃旗息鼓。这与我2013年刚来广州任教时对比鲜明。那时，中山大学《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公选课赫赫有名，每次课程会邀请性别社运人士就某一议题主讲，吸引校内外人士旁听。在以异性恋作为规范的（heteronormative）高校体制内，多元性别教育引导学生批判性地反思主流的性与性别规范，为长期以来被边缘、被排斥的身份与实践提供了支持的土壤。
中山大学《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课程，摄影：阿山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如何才能说出我的故事。说出被训诫处分的经历并不容易。
说出不公意味着揭露体制粗暴狰狞的一面，与校方对立，可能遭受进一步的权力压制，于职业发展而言近乎自杀。
说出不公还意味着把自己敏感化——如果辞职，会有其他高校愿意招聘一个如此“高调张扬”、“惹是生非”的同性恋教师吗？如果把自己变成新闻人物，家人会不会因此承受压力？
说出不公还会被贴上“受害者”标签，并因此承受二次伤害。有听说我经历的人以此证明同性恋不应该“草率出柜”、“太张扬”、“不懂得保护自己”，言外之意似乎是我“No zuo no die”。这些评论一方面把制度性暴力所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受害者，另一方面强化和诱导着普遍的自我审查。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对于行动者来说，从来没有一条清晰的安全界限。无动于衷、明哲保身永远是“成熟”而安稳的，行动（activism）则意味着不断拓宽权利边界。
或许正是因为校方笃定我只能保持沉默，才会如此有恃无恐。然而说出真相是必要的。如果人们只看到出柜的无畏和“洒脱”，却看不到因此付出的代价，我是在释放错误的信号，误导人们对环境的判断。如果体制作恶而当事人保持沉默，我的沉默是在助纣为虐。正如《端传媒》发刊词所说，“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
当个体处在无法言说的巨大的不公与困顿之中时，会艰难地寻找一个解释或出口。这些经历迫使我面对一系列问题：从刚入职时小心翼翼地隐藏身份，到后来公开出柜、被处分，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同志身份、高校体制、社会环境、政治气候，这些个人与情境因素如何相互关联，形塑了我的生活轨迹？有的领导和同事忽然与我拉开距离，或者转脸变成指控我“罪行”的人，我该理解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还是追究他们对体制的附庸？如何在教育中触及多元性别议题，教师的同性恋身份又如何影响教学？作为维稳机制的重要一环，高校是如何运作的？在层层维稳的运作中，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如何被强化，性少数如何被进一步边缘化，性别平权的行动空间与策略如何受到影响？
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展现边缘经验、反抗性别不公的方式，是学术研究。2017年9月，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开始攻读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研究中国高校男同性恋教师的职场经历。不仅仅反思我个人的过往，我更希望揭示被遮蔽的群体经验——他们在校园里对于出柜与否有着怎样的考量？如何与校园里其他同志师生互动？在进行同性恋议题的教学与研究时面临哪些风险，又采取怎样的策略有所反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已经访谈了40余位同性恋教师。他们有的因为担心暴露同志身份而选择辞职，逃离体制；有的被领导要求删去教学中有关同性恋的内容，被教学督导频繁听课，最终取消了课程；有的为了隐藏身份回避认识其他同志师生，过着自我孤立的生活；有的通过同志社交软件支持帮助校园内的同志学生；有的通过国际发表来提升同志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合法性，开拓同志议题在高校的空间……他们绝大多数都需要小心谨慎地自我保护，并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挑战着异性恋规范。
选择这个研究选题，意味着不可能再退回柜子，需要面对不同情境下的有色眼光和未知风险。尽管新西兰整体氛围对性少数群体友善，但当地一些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对多元性别议题常常缺乏了解。我曾经遭遇一些出于猎奇、或暗含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反馈：“同性恋的‘成因’是什么”；“你跟你男友在一起时，是扮演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做这种研究，你小心被掰弯了”；“中国有同性恋教师吗”。
让我倍感认同的，是奥克兰大学校方对多元性别议题的坚定支持。校方政策对性别歧视、恐同、恐跨零容忍。我被学院邀请担任公正委员会（Equity Committee）的“彩虹代表”（rainbow representative），负责反映和推动与多元性别相关的公正事务。
2018年2月，我在奥克兰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同志游行。游行的队伍是一片庆祝的海洋，总理Jacinda Ardern参与游行，成为新西兰史上首位出席同志游行的总理。不少带着孩子的路人附和着发出欢呼。
我所在的奥克兰大学方阵举起的标语是：“为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间性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与包容的校园环境”。带领方阵的是主管全校公正事务的主任和我所在学院的院长，他们都是公开身份的同性恋。
摄影：奥克兰大学
身处这样的欢乐氛围中，很难想象每个人可能背负怎样的过往。有一刻，我觉得恍如隔世。我想起被校长当面羞辱“一颗老鼠屎”的时刻，想起在被训诫时唯唯诺诺、唾面自干的时刻，想起不得不在保证书里道歉和承诺的时刻，想起在课堂上如履薄冰地回避同性恋话题的时刻，想起深夜一个人痛哭的时刻……我要狠狠记住那些被我按在心底、试图抹去的记忆。我不可能绕开创伤，成为此时此刻的自己。
还要记住这一路所收获的支持。记住出柜后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我的鼓励，记住私下为我鸣不平、安慰关心我的同事，记住给我“通风报信”和“加油”的学生，记住一直支持我的社群伙伴……这些支持像是茫茫荒原上的一点点火烛，给我带来暖意。
经历过压制、痛苦和冷漠，更知道发出支持的声音是多么重要。因此，我永远不会后悔为了支持秋白而出柜——我所经历的一切的开始。
作者简介：
崔乐，2013年获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2013-2017年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外汉语系，担任硕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孔子学院国家公派教师等职务。现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研究教育与职场的多元性别议题。学术论文见于《性学研究》《性别平等教育季刊》《中国性科学》《国际汉语学报》《海外华文教育》《孔子学院发展研究》等期刊，媒体文章见于Sixth Tone、澎湃新闻、知识分子、BIE别的（异视异色）、中国数字时代、NGOCN等。邮箱l.cui@auckland.ac.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