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各庄青年 | 非暴力拆迁作为一种治理技术——迟到的白石洲札记｜马各庄田野

作者：marmalade

按：2019年，白石洲的租户和商户们曾经发起、参与过一场反拆迁的行动，但媒体上鲜有报道。白石洲早已不再是网络热点，而它的拆迁工作还在进行，今后也将不断有城中村面临相似的命运。希望这篇迟到的札记可以成为一份记录吧。（注：文中数据均为2019年数据，当下数据有待进一步更新）

本文原载于豆瓣，你可以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跳转。

2019年，白石洲发生了什么？

位于深圳“主动脉”深南大道上的白石洲，曾是深圳市密度最大的外来居民聚集地，由南北两个片区组成。片区中的五个城中村，总面积约为0.6平方公里，共有出租屋2500多栋、50000多间（套），商铺约2310家。片区总人口超过14万，其中外来居民超过12.7万。（均为拆迁前数据）白石洲地理位置优越，毗邻欢乐谷、世界之窗等，旁边建有地铁站和多个公交站点，而且相较于附近的花园小区，它的房屋租金低廉。如此高的性价比使得它成为许多“深漂”的城市落脚点。

然而，2019年6月底，租户们陆续收到清租搬迁通知，有些要求8月底清空，有些要求9月15日封楼。突如其来的清租通知让大家乱了手脚，有子女的租户们还要面临搬迁后子女无法就近上学的难题，预计此次拆迁，会有超过4000个孩子面临不同的就学困境。如果选择附近居住，经济压力无法承受；如果搬到关外，孩子上学甚至要转车三次；如果跨区就读，可能会影响将来的中考和高考；而且由于学位紧张，其他区的学校也基本不会再招收新搬迁过去的孩子。

居民群里炸开了锅，最着急的是有子女的租户，家长们纷纷在群里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的人甚至写了倡议书。不仅如此，他们决定展开线下行动。6月30日，在村里的新塘公园，几十个受拆迁影响的家长聚在了一起，商量接下来的行动。那天到场的，还有几个长期关注白石洲和城市更新的艺术家、建筑师。

不少家长去向街道办反映诉求。7月2日，白石洲股份合作公司对租户的诉求做出了回应，但那些回应对于租户的问题解决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接下来几天，租户们不断在群里更改完善倡议书的内容。7月4日，他们确定了主要的诉求，均和孩子的教育问题有关。

7月5日，租户们选举出谈判代表。

7月7日，代表们带着签有大家名字的倡议书来到深圳市委，并在现场和南山区政法委书记通了电话，领导们表示第二天就会给出答复。

7月8日，租户们得到了回复，南山区沙河街道办事处表示他们正在制定相关计划，会“妥善安排”。

整个七月，家长们不断来往于市政府、教育局、信访办、开发商之间，但是，回复往往是含糊其辞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们的频频上访换来的是被约谈喝茶。

除了租户，权益受到损害的商户和外来业主也纷纷联署了诉求书。

参与到这次行动当中的，还有几个长期关注白石洲和城市更新问题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他们通过一系列艺术行动，将白石洲拆迁一事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引发了公众的舆论关注，也使更多人了解和参与到行动中来。

但是，在白石洲内部，随着搬离限期和开学季越来越近，租户们大多接受了离开的命运。八月起，白石洲实际上处于外热内冷的状态，风暴的中心是一片死寂。

城市更新宣传语//

行动从何而起？

Q1：深圳的“历史遗留问题”

此次白石洲旧改属于深圳城市更新项目的一环。城市更新政策被视为解决深圳“历史遗留问题”的突破口。关于历史遗留问题，要从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土地制度说起。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但土地依然受到严格的计划管制。1982年的《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当时，任何建设用地的需求，都只能通过政府征用、划拨来获得。

转折发生在1987年。这一年的12月1日，深圳市政府第一次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向市场有偿转让了一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相当于打开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门。12月2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首次规定“特区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在此基础上，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第十条的修正案：“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就这样，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第一次获得了合法地位。不过，这种转让权仅仅归城市国有土地所有，农村集体土地被排除在范围之外。事实上，农村集体土地只有被征用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进入市场流转。这在制度层面生成了一个独特的土地逻辑：先国有化，后市场化。

1992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对原特区内农村土地实行“统征”，即把特区内全部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国有土地。2004年，深圳市对特区外农民实施了“统转”，也就是把全部关外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以此来实现深圳市全域的土地国有化。

在体制上，统征和统转实现了土地的全盘国有，终结了原先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用地并存的二元格局。但是，由于2004年“统转”的补偿沿用的是1992年的标准，这个标准远远低于早已翻番的深圳地价，低于原村民对土地升值的预期。于是，原村民和基层社区组织纷纷抵制“统转”，并在自己实际可控制的土地上“种房保地”，形成了一波“违建”和“抢建”的高潮。根据2010年深圳的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问题违法建筑信息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市农村城市化遗留违法建筑普查总量为35.7万栋，建筑面积为3.92亿平方米，用地面积131万平方公里。不仅如此，生活在“违法建筑”内的外来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一半，他们和原村民一道，构成了一个“非正规深圳”。非正规和正规，法外与法内，这构成了深圳的新二元格局。

Q2：作为改革突破口的“城市更新”

由于二元格局的形成，深圳市政府虽然拥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实际上却难以行使管理；原村民虽然在事实上享有使用、收益、转让等权益，但不能在法律上得到相应的承认。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2003年，深圳市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把原来的房屋租赁许可制主动调整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有效地把很大一部分没有合法产权证明的房屋，也纳入了租赁市场的有效管理。同时，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放宽了企业住所或经营场所登记条件，把“违建”和利用“违建”的工商经营活动恰当区分开来，扩大了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范围，减少了非法经营户数。

2009年，城市更新办法正式启动。当年12月，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对城市更新进行政策规定：引进市场开发主体，对项目地块上的全部物业重新规划，实施二次开发；其中，凡是需要拆迁的，都由开发商承诺对原业主赔偿，双方达成协议后，政府再以协议出让国有土地的形式，将项目用地转让给开发商。截至2012年10月，纳入城市更新计划的项目一共342项，总占地面积为30平方公里。紧接着，深圳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关于“合法土地和合法外土地”的规定，促成合法外土地和建筑经过城市更新转化为合法，并在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再开发和再利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大部分事务都交给了市场，让相关各方按照市场契约原则进行交易。

白石洲更新就是深圳城市更新的项目之一。

1959年，广东省佛山专区农垦局创办省属国营企业沙河农场，如今的白石洲五村都被划入沙河农场。1988年，在原农场的基础上成立了广东省沙河华侨实业总公司，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运作方式，1992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将沙河农场华侨实业总公司整体转让给深圳市政府，也是在这一年，深圳掀起第一波大规模城市化浪潮，把特区范围内，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和南山区的68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和沙河华侨农场4.5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行政村转为了居委会。白石洲五村的村民身份从此发生了彻底改变，他们与土地告别，不种田而改“种”房子，开始建造越来越高的楼房。截至2000年，一共建成了2500余栋农民房，于是就形成了今天密不透风的白石洲。

2004年，白石洲传出了旧改消息，但因为许多历史问题悬而未决，旧改无法推进。2006年底，在南山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以沙河五村2075位原村民为股东，成立了深圳市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村民的集体经济利益。2009年，南山区决定，将相关土地及资产交由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和收益。2014年7月，白石洲被批准列入深圳市当年城市更新单元计划。2017年6月，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南山管理局对沙河五村城市更新单元（白石洲旧改）规划草案进行公示。2018年底，该项目得到专项批复。长达14年的白石洲城市更新计划成为现实，“旧改航母”姗姗来迟。

Q3：行动触发点：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白石洲周边分布着香山里小学、南山第二实验学校、星河学校、华侨城学校、海滨小学、南山外国语学校和已拆迁的沙河小学等10余所学校，从学前教育到小学、初中、高中一应俱全。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住在白石洲的村子里。

不少孩子即将进入小一、初一，家长也陆续接到了白石洲附近学校的录取通知。家长们若要再申请其他区的学位，时间上并不允许，而且各区规定的条件也不一，罗湖、盐田、龙岗、龙华、大鹏新区等区均要求非深户“父母在学区范围内租房时间需连续1年以上”。这意味着孩子可能连来年的学位申请都赶不上。白石洲的租户代表表示，部分家长因为无法续租，导致了无法申请学位的问题；正在就读的面临搬迁，孩子上学需要转车多次；即将毕业的孩子则面临跨区就读的问题，家长担心会影响到中考成绩的计算。

据《南山区2019年秋季公办学校转学插班学位指南》显示，因转插学位异常紧张，所有转学插班申请按积分排序，优先安排从外省市转入南山就读的南山户籍学生，但不保证就近安排和能被录取。此外，已在南山区内就读的学生以及小学（初中）起始年级第一学期、毕业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原则上不予转学。南山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工作人员表示，按照政策规定，即使学生家庭搬家了，南山区内的学位是不可以转的，如果需要转到外区的学校，则需要咨询外区的教育部门是否能提供学位进行转学。

这种种问题，导致教育议题最先引发公众关注；而最初参与这次集体行动的，也是白石洲的家长。

拆迁·特价//

行动的组织动员

6月30日，十几个租户在白石洲的新塘公园碰面，交流彼此了解的信息，商量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拆迁通知，到场的还有长期关注深圳更新的两位建筑师D和Z。新塘工作站的政府人员也来到现场，不过没有参与租户们的讨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维稳。商讨结束后，D向政府工作人员解释了租户们面临的困境。

当天的公园讨论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尽管参与者们没有明确进一步的行动，但这次讨论让租户们确证了拆迁的真实性和紧迫性，为他们创造了线下的实在联结，是白石洲接下来爆发的行动的前奏。

Q1：线上动员的利与弊

建筑师D很早就建了“白石洲群聊”，群里有400多个成员，大多数都是白石洲的居民。最初，这个群的作用是生活信息交流，但在七月之后，它就变成了大家线上动员的场所。应该说，线上动员这种形式为租户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信息传播更为迅速，讨论地点不受限制，允许更多人同时参与讨论……但是，它同样具有很多弊端。

首先，虽然在线上聊天中，更多人可以参与讨论互动，但是人们往往并没有真正做到互相倾听与回应。在白石洲群聊中，常常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例如：租户A在群里发了一段倡议书，其他人表示称赞，但没有给出更多修改意见，一个小时后，租户B可能会在群里发一条招租广告，租户C和租户E有可能在群里开始闲聊……这种情况下，关于抗争动员的有效沟通被阻断了。可以想象，如果人们面对面坐在一起，更容易针对某个具体的话题展开集中持久的讨论，但是在群聊中，身体的不在场使得人们无法得到真实可见的反馈，话题讨论常常落得无疾而终的结局。因此，虽然群聊人数非常多，但实际参与了倡议书修改和讨论的人并没有几个。

其次，网络联结毕竟是虚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认同感缺乏坚实的基础。“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产生。”虽然大家都是白石洲居民，但是大多数人没有互相见过面，单纯依靠线上的讨论，并不能建立足够的信任。类似于“怀疑你被开发商收买了”、“卧底太多了”这种话，多次出现在群聊中，人们对于彼此的身份、立场和计划并不清楚，这限制了行动的可能性。

再者，当下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个监控社会。尽管从理论上，互联网能够为社会运动提供更多可能，但互联网也为管理者提供了更多便利：群聊中出现的敏感信息可以被迅速识别，发言的人可以被精准定位和捕获。如果说，线下动员中，参与者们还可以使用各种隐蔽手段来保障暂时的安全，那么线上动员的参与者们则相当于时刻暴露在罗网之中。白石洲一家小商铺的老板因为自己在群里的“过激”言论而被警察带走盘问，几小时后才被放出来，后来他就收敛了许多，不再参与群内关于拆迁一事的讨论；上访回来的租户会在群里发一段用来稳定军心的话，如“政府一定会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但当其他人询问上访和政府回应的细节时，他们一律避而不谈。我最初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警察也在群里，上访者们担心自己遭遇麻烦，不得不转变说话方式和态度。互联网使得说真话变成更加困难的事情，而一旦人们没有真实有效的交流，动员也就成为一纸空谈。

Q2：上访：注定失败的循规行动

7月初，租户们在群里反复修改完善倡议书。7月7日，几名租户相约去到深圳市委递交诉求书。在现场，他们见到了值班领导，并且和南山区政法委书记通了电话，提出了他们的诉求。领导承诺第二天给出回复。租户们上访结束后，在群聊里发了这样一句话：“大家放心，政府会给我们做主的。”

第二天，他们收到了南山区沙河街道办事处（南山区信访局转给沙河街道办事处来处理此事）的回复：政府高度重视此问题；街道办已经沟通，相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南山区主管城市更新工作的是X单位，具体可向该单位咨询。

租户们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拆迁工作继续在进行。接下来，不断有租户去信访局、教育局和股份公司去登记信息和表达诉求，7月23日，白石洲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表示，针对部分租户（子女存在入学困难），可以将搬清时间延长三个月，并且会参考之前大冲旧改项目时的方法，对部分学生提供校车接送服务。

然而，这些方案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租户们逐渐失去信心和热情。8月，之前去上访的租户接二连三被政府约谈，甚至有人被关了一整晚，租户们变得失望、恐惧、无奈，渐渐放弃了抵抗。

“上访承续着国家在土改时期发明的诉苦技术，是1949年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常规化的渗透方式。通过上访声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解决各式各样的‘遗留问题’的‘委屈式诉苦’就成为化解这种紧张的一个重要途径。”上访这种途径真的有用吗？在白石洲的案例中，我们见证了上访逻辑的失败。政府运用了“拔钉子”和“开口子”的方法，促成了这次失败。

“拔钉子”指的是用打击等手段摆平上访组织者。这次上访过程中，没有明确的组织者，但是那些积极的参与者们后来都被约谈。不仅如此，深度参与此事的艺术家们，也一再被约谈和质问。对一个普通的租户来说，约谈带来的政治恐惧足以使得他们停止任何反抗行动。“开口子”则是采取一些不触及根本利益和权力格局的手段来平息事态。政府承诺的延期和安排校车，都是“开口子”的具体体现，它是以退为进的策略，舒缓了民愤，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

租户集合去讨个说法，按照上访的规则行事，然后又被同一套规则打散。租户们关心的是孩子上学的事情、搬到哪里去的问题，政府关心的是如何息事宁人。租户们的上访会对官员的业绩造成影响，而接访官员也解决不了这些租户的问题，毕竟城市更新并非他们个人的决议。对于他们来说，解决人比解决问题简单得多。

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着权力的冲撞，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多样化的，而不仅仅体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形式。正是这些潜藏于各个角落的局部权力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力量结构。“各种规模庞大的统治都是得到所有这些剧烈冲突持续支持的霸权结果。”希望通过上访来争取权益，本身就是在维持权力的运作，作为“底层”的地位在上访中不断得到稳固和确认，自身被置于原来的位置，无法逃脱。但是，即使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可借此来谴责这些将自身禁锢的上访者们。上访作为一种策略，其背后有着知识权力的影子。作为认识主体，白石洲的租户们处于权力-知识结构中。权力关系造就了关于城市更新的知识、关于拆迁与改造的知识、关于权利的知识，租户们接受了这套知识，将自己的离开视为必然，如果不是孩子上不了学，他们或许根本不会实施反抗。权力还造就了关于上访的知识，租户们按照这套知识所制定的规则去上访，确证了这套规则的唯一性，深化了权力结构，并将自己牢牢钉在其中。

除了归因于上访这种方式本身的缺陷，白石洲租户上访的失败还与运动的无组织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关。这里，我将对后者稍作说明。在拆迁一事中，租户们都是利益受损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共同发起倡议和上访。但是，在租房市场中，他们却又是竞争者。随着白石洲拆迁的进行，临近的租房市场逐渐达到饱和，租金陡然上涨，越晚寻找新的住处，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就会越高。正如一位租户所说：“当我陆续打听到我们这一片区要在9月底前搬空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找房子，越快越好。因为我无法想象十五万的人群突然集体搬迁，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可以说，租户们面对拆迁方时的集体利益和他们面对市场时的个人利益是冲突的，他们必须做出抉择。正是这样的矛盾冲突，使得一些最初十分积极的抗议参与者退出舞台。在群聊里，艺术家们不时会提醒大家不要发租房信息，以免“扰乱军心”，但抗争氛围的消散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村民们聚在一起看国庆阅兵//

Q3：艺术作为一种行动策略

在白石洲事件中，几个长期关注白石洲和城市更新问题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发起了一些艺术项目，号召更多居民参与到抗议中来，联系媒体、学者和志愿者，将白石洲拆迁一事推向公众的视野，激发了公众舆论。

7月20日左右，“深圳娃娃”项目正式启动，他们向白石洲的孩子们征集娃娃（玩偶），并于8月4日在深圳边界实施了一次由数台大型抓机完成的清理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媒体做了许多报道，应该说，正是“深圳娃娃”行动将白石洲推向了舆论中心，许多人第一次关注到这个地方和这次事件。

“白石洲开学季”是他们发起的另一个艺术项目。他们邀请家长和孩子共同来完成一堂数学课，由一个数学老师出一套数学题，内容与“拆迁给每个家庭带来的成本”有关，涉及个体家庭的遭遇和白石洲整体的情况，这种表达方式可以非常好的和媒体进行对接。

除此之外，他们还发起了“受白石洲‘乔迁之喜’影响学童入学调查表”和“白石洲更新带来乔迁租户影响调查”，并将结果在线上公布；他们拍摄了十个广告片，分别涉及此次事件的不同议题和不同人群；他们发起了“深圳娃娃万人朋友圈展览”，通过朋友圈的传播效应，使此次事件持续发酵；他们还组建了“白鹅通讯社”，召集能够前往白石洲现场的公民记录者，让更多人共同参与行动。

通过艺术来做社会动员，是艺术家们的主动选择，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用艺术来介入社会议题。在此之前，他们曾介入陕西榆林的“小壕兔污染”事件，参与深圳大冲的城中村改造，抗议同性恋扭转治疗，对他们来说，艺术的存在价值并不需要一个形而上的回答，艺术与社会息息相关。之所以选择介入白石洲拆迁事件，是因为他们相信艺术必须出现在社会现场，因此，这是一种主动选择。

但同时，艺术作为一种行动策略，也包含着无奈的色彩。直接抗争会带来不可测的政治风险，他们毕竟并非合法暴力的拥有者。事实证明，尽管采用了较为迂回的艺术抗争方式，他们依然迎来了不止一次的约谈。而且，当地并不存在有效的组织，面对流动的租户，传统的在地联结十分困难，在常规运动尚未成型的情况下，通过非常规的行为来动员组织或许是较为可行的方法。再者，为了吸引媒体和公众，就需要艺术和一些越轨的、新奇的行动。事实证明，他们的艺术项目的确为白石洲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在推进“深圳娃娃万人朋友圈展览”之前，他们原本想在北京找一个合适的场地，办一个线下的展览，但是没有主办方愿意冒着政治风险来承办展览。出于无奈，艺术家们选择以朋友圈展览的形式在线上进行传播，据他们所说，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比线下展览更好。可见，社会动员中的限制有时反而会成为激发新策略的有利因素。

行动的结果

根据“白石洲更新官微”，白石洲北区四村原有居住人口约83000人，截至2019年11月20日，居住人口合计减少48594人。12月底是官方给出的搬迁最后期限，在这之前，大多数租户都离开了白石洲。夜晚，黯淡的村庄和临近的华侨城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闪耀的、灯光明亮的。有钱的地方才有光，这不是一句玩笑话。

从结果上来看，发生在白石洲的抗争是失败的，租户们依然得搬走，学生们的入学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很多商户也被迫离开。

在最开始触发运动的入学问题上，政府和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仅仅做了象征性的妥协。

九月开学季早已过去，暑期是学生家长最为焦灼的日子。因为对于白石洲4000个孩子来说，搬家之后，进入新的学校几乎不可能，而原学校与新家的距离是近两小时的路程。因此，对于大多数白石洲家庭来说，搬家就意味着失学。

面对租户们的抗议，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和政府提出了补救措施：

1. 延长部分确实困难租户的搬迁时间。深圳市绝大多数改造项目的清租期为两个月，但白石洲的改造，给了租户三个月的搬迁期限，对于有特殊情况搬迁困难的业主和租客，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
2. 制定搬迁租房指导服务方案。派出专业团队，对周围的城中村进行调研，梳理租金价格、生活便利程度、公共交通线路等信息，绘制出搬迁地图，形成搬迁租房指导方案。
3. 开通校车。于2019年9月2日开通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专线巴士，接送搬家后的学生上下学。

然而，在租户们看来，这些补救措施并不能起到实际的作用。首先，如果想要继续留在深圳，搬迁越晚越难找到合适的住处，所以对于大多数租户来说，延长三个月的搬迁期限没有用处；其次，由于深圳城市更新的步伐加快，白石洲附近已经没有合适居住、价格低廉的城中村，用家长的话来说，“白石洲周边居住早已饱和，而且地铁沿线居住都已饱和”，租房指导再详细也只能是空谈；再者，搬走的租户分散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而校车一共只有三条线路，只能满足一小部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而且每次能够承载的人数十分有限。

入学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九月初开学季，据家长说，位于白石洲的星河小学有超过400名小学生退学，而另一所幼儿园“快乐幼儿园”的孩子也走了三分之二，三个班合并成了一个班。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和政府做出的妥协只是象征性的，家长和孩子要么搬到更远、租金更贵的地方，要么选择彻底离开深圳，他们的抗争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应。政府和公司一边象征性安抚大多数人，提供一些不触及根本利益的小恩惠，另一方面，运动的积极分子被约谈、恐吓。深圳的教育政策和城市更新政策一如既往，对于尚未搬迁的其他城中村的居民来说，城市更新的浪潮早晚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而他们和白石洲居民一样，别无选择。

已清空//

信息爆炸时代的公众舆论

城市更新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有的人涌入城市，有的人离开，白石洲之所以能够引发人们的关注，除了它本身的特点（体量大，涉及人群广，且是很多“深漂”的第一站），艺术家们的艺术行动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媒体塑造了公众舆论，见证了运动从兴起到消亡的过程。媒体的报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7月，拆迁通知出来没多久，“界面”等媒体主要针对拆迁带来的教育问题作了报道，引发公众关注。

8月初，“深圳娃娃”计划启动，除了澎湃等媒体的跟进，艺术家们也利用自己的宣传平台对整件事作了报道。应该说，“深圳娃娃”计划引发了媒体的第二波报道高潮。之后的其他艺术项目则主要是通过艺术家们个人的平台进行宣传。

8月下旬以后，媒体的声音渐渐减弱，只有艺术家个人的平台和一些个人自媒体还在不定时更新相关消息。

信息爆炸时代，没有什么能够永久吸引公众的目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发生在白石洲的事情只是互联网世界的一则新闻而已，和其他新闻一样，稍纵即逝。七月和八月初是抗争的局内人和关注事件的局外人最为活跃的时段。随着战线拉长，那些租户出于生活所迫，出于恐惧，出于无奈，离开了运动漩涡中心；而关注事件发展的局外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社会新闻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网络“狂欢”。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线上参与就是全部行动，它减轻了道德负罪感，是“赎罪券”一般的存在。然而，线上参与可能会减少线下参与行动的可能性，人们在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一边参与所有社会事件的讨论，一边逃避自己对于任何事物的社会责任。

至于公众舆论对局内人抗争行动的影响，则十分复杂。一方面，公众对白石洲的短暂而热切的关注，确实给艺术家们带来了艺术行动的契机，给租户们带来了希望，也为政府和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自媒体平台上关于白石洲的文章，不难发现它们带有浓厚的怀旧色彩：常常是一些精修照片配上“再见白石洲”这类文字，用来表达自己对过去的白石洲的怀念。这种文章在公众舆论上所起到的作用对抗争毫无益处，因为它怀旧的基础是默认白石洲必然消亡，而不蕴含任何指向当下的行动。城中村摄影是纪实摄影的重要组成，但它的社会性和行动性还值得更多的讨论。任何进入白石洲的人、进入城中村的局外人，都需要思考，我们为何来到这里、拍摄这里？

如何理解非暴力拆迁？

深圳的城市更新往往被誉为非暴力拆迁的典型。此次白石洲旧改，同样给人一种非暴力的观感。

如果将此次深圳白石洲的拆迁和2017年冬天在北京发生的同类事件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深圳的拆迁行为要温和得多：没有停水断电，搬离限期不是一天而是几个月，没有当场使用挖掘机，没有所谓的“黑狗”乱打乱砸，没有人连夜被赶走，没有商铺被强制贴上封条，甚至，当黑心房东无理停水断电时，商户能够获得开发商和政府的支持……人们会用“人间地狱”来形容17年的那种场景，而不会用它来形容当下的白石洲。

从人们对拆迁的反应来看，离开本身被认为是“大势所趋”。只是由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长们不得不采取集体行动；由于利益严重受损，于是商户们不得不拒绝搬迁。和北京的事件相比，就连外来者去现场的目的都不一样。在北京，去现场的人除了记录，也尝试提供行动上的帮助（尽管这些行动也许并不能帮上什么实际的忙），他们的情绪大多是愤怒、不满的。在深圳，许多人去现场是出于怀旧的目的：去拍照，拍完后发一条类似于“再见，白石洲”的推文，似乎默认了它必将消亡也应该消亡。

这是为人称道的非暴力拆迁，人们往往将之视为人道主义的胜利。果真如此吗？如何理解这种非暴力？它又是如何可能的？还记得17年，一些人说清理出发点是对的，但是手段过于暴力，所以要反对。如果反对的原因是这个，那么深圳的非暴力自然是得人心的。可是，出发点真的是不容置疑的吗？非暴力的正当手段是否掩盖了其目的的非正当性？甚至，正因为它的非暴力，所以同样是一场清理，却被人们认知为温和的、有益的、美好的、致富的城市更新呢？如果不是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孩子没学上”的问题，也许就连租户自身都不会去质疑离开的合理性。最初采取了集体行动的基本上是有孩子的租户。那么，离开本身呢？它就这样被默认为必然了吗？

首先，深圳的城市更新是市场主导的行为。也就是说，政府只要确保项目开发的公共用地，对土地确权设置必要的门槛条件，把其余的大部分实际事务交给了市场。负责白石洲拆迁的是开发商绿景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和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它们按照市场的逻辑，在合同、契约的框架内进行这一拆迁过程，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暴力的可能性。

这里提到了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它在此次拆迁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6年底，在城市化浪潮下，深圳市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地方政府成立公司，这并不罕见。它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代表村民的集体经济利益，原村民则相应变成了股东。股份公司除了要保证自己的利益，还要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责，包括收租、集体经营、清洁等等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它行使了村委的职责。这次拆迁，绿景公司负责出钱，股份公司则出人出力。由于股份公司身份特殊，既代表村民，又与开发商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还具备一定的政府职能，所以在办事时，它除了要考虑自身利益，还得注意维持良好形象，注意回应“民情”，毕竟下次改选的选票掌握在村民手中。在旧改项目的拆迁补偿谈判中，股份公司董事长不仅是村里的集体物业的法定代表人，而且股份公司管理层作为村民自有物业的代表，几乎具备“全权代表”的资质。在谈判完成后，董事会又将和政府和开发商代表一起，向每一户村民进行解释和宣传，发动村民就自有物业部分与开发商达成补偿协议。这次事件中，和家长的协商、设立白石洲更新的信息公开渠道等等工作，都是股份公司来完成的。它独特的身份，削弱了暴力的可能性。

另外，这次的拆迁旧改，对于租户来说，是有所准备又是没有准备的。有所准备，指的是从2004年起，一直都有传闻说白石洲要拆，所以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没有准备，指的是尽管传闻不断，但一方面租户们已经无路可退，一方面他们自认为城市过客，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觉得能拖一时是一时，所以并没有提前准备。在白石洲，甚至在整个深圳，旧改、离开，对租户们来说似乎是必然，大家只希望霉运不要立刻落在自己头上。6月底通知下发之前，政府和开发商都没有展开行动。一切都很突然，租户们看似手足无措，心理上却已经做好了漫长的铺垫。这种铺垫，就实际效果来说，有利于拆迁工作的开展。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暴力也变得不再必要。

在此，我们可以与前面提到的舆论作用联系在一起——媒体、舆论，也是非暴力手段的一种。市场主导、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的多重身份、传闻的铺垫、舆论的导向，这些因素共同促使白石洲拆迁的非暴力成为可能。政府、白石洲股份有限公司、租户、业主、媒体，多重权力在其中博弈，非暴力拆迁并非人道主义的胜利，而是权力斗争的胜利果实，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更为高明的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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