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压迫社工｜刘韬性侵害事件：所谓机制最终只会成为施暴者逃罪的庇护所

刘韬性侵的事情对每一个公益圈的伙伴都极为震撼。

因为其主办新南夜校的缘故，也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社群影响力，但是或许谁都没想到，在风光正派、批判“大佬”文化的进步话语背后背后竟然可能是如此的一个面目。

或许也是正在他的影响力之下，没有人敢站出来去撕开他的真实人设。作为一个曾经的夜校学员，真的是非常的羞愧，即便在过程中可以深刻感受到那种基于师生关系下的知识霸权压制，但却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性侵害事件。

这是一个性侵害事件。

对，我必须强调这是一个性侵害事件。

因为在所有的官方声明中，除了联劝公益基金会，没有一家机构严肃的对待这一个名词，即便受害者的表述中非常清楚的指出疑似性侵害的本质，但是仍然被所有的相关机构给有意无意的无视了。

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用了“涉嫌性骚扰一事”，银杏基金会用了“涉嫌性不当行为”和“性骚扰”，刘韬所任职秘书长的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使用的是“个人行为不端”。
而来自新南机构给社群发的公开信则明确定性为“某新南工作人员在六年前对某女性学员可能有性骚扰行为”的事件。

诚恳的讲，我们当然不能在事件不明朗的时候就急于定性，但是如果在表明立场时却无法同理到当事人所处的困境，我们又怎么能够从这些所谓声明看到这些机构的对“性骚扰零容忍”的决心呢？又如何能够信任这些机构呢？

所有的上述机构都在谈一个东西：暂停刘的相关合作，一切等待调查结果再行处理。可是谁在调查？谁又能告诉受到影响的社群和受害者调查的进度、以及公正透明？

性侵害事件同样存在极为困难的取证，在所有的机构都声称将会依法依规作出处理的时候，到底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给予当事人（们）一个交代呢？

据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两个最为直接的机构声称正在开启调查。一个是银杏基金会，另一个是刘韬参与创办的新南中心。

刘韬作为银杏基金会评选的2017年银杏伙伴，本身已经建立了一套“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这是2018年在该基金会连续出现两位银杏伙伴刘国强和刘猛被曝光性骚扰行径的时候尝试建立的机制。

它到底能不能给当事人一个交代？刘国强事件发生之后，刘国强坚决拒绝接受投诉，并主动退出了“银杏伙伴”，而银杏伙伴也因为当事人“放弃”跟进而终止了委员会的介入。

刘猛事件的跟进中，银杏基金会甚至都没能得到刘猛的直接回应，虽然同样的，银杏暂停了刘的“银杏伙伴”权利，而投诉的女孩则使用了司法途径为自己维权并在2019年7月一审判决中胜诉，认定刘猛性骚扰行为成立。

但是即便如此，银杏针对刘猛的所谓性骚扰投诉介入，也并未因为判决结果有任何更新，而针对刘的处理也没有进一步的表态。

这一次，很多社群伙伴再次把目光和期待都投向了银杏。回顾前两次事件的无疾而终，真的很难令人信赖，银杏的所谓机制真的能够给予当事人一个交代吗？

2018年设立的“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中，银杏所看重的仍然是基于“证据”的硬思路，而如何回应性骚扰乃至性侵害可能存在的证据丢失、证据获取困难等困境，所谓制度并没有提供讨论的空间。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如何能够期待这样一个严重依赖（当下可寻找的）法理证据的制度可以帮助到每一个受害者呢？

而同样的，如刘韬这种，同样带有利用权势性侵害的可能性的行为，其波及的个体也必然是系统性的，此时的制度又如何能够积极主动的介入，而不是等待受害者主动投诉呢，以及因为投诉者的撤诉而中止调查？

如果无法去回应这些问题，所谓机制最终只会成为施暴者逃罪的庇护所。

对于施暴者而言，所有处理性侵害/性骚扰事件最聪明的方式就是沉默，让一切尽早过去然后东山再起。用漫长的调查、漫长的司法来换取公众舆论的熄火、来磨灭受害者的耐心甚至加剧受害者的痛苦。

“等待调查结果”，一切那么合乎理据。

但是如果这个调查机制本身对于受害者而言，并不是负责任、完善的主体——那么，相关机构利用公众的同意建立起的这个制度霸权（hegemony），却只会在实质上消解了来自被压迫者遭遇的不义。

甚至在可能的报告结论出来之后，让受害者遭遇新的信任危机（unjustified），因为报告结论代表权威的一切。这危机并非来自于因为对于事实的颠覆，而恰恰是来自于筑建这个霸权机制所需的“证据”——如果真的没有证据呢？

性侵害/性骚扰所带来的是一种社会性的伤害，而能够回应到受害者的伤害的也只有社会性的正义，如果一套机制再次落入一种个人化、证据化的论述中去，又如何能够避免成为施暴者脱罪化的工具呢？

新南的调查机制更为可笑。作为新南社群的一部分，收到新南的邮件公开信失望至极。在整个表达中，当受害者早于去年就进行投诉后，最后因为没有提供实证而没有任何跟进，就像直接明摆着讲，举证责任全部在女生那，所以机构什么都不用做。

在受害者的表诉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刘韬利用权势性侵的手法，但却仍然无法激起这个所谓的“伦理委员会”机制进行调查，而非要等待事件大型曝光之后才可以出来所谓道歉。

网上流传一份关于委员会的质疑，明确指出，该委员会组织架构从未公开过、成员未知，更没有任何针对委员会运作机制的规章文件，有的只是一份说明。

当下，新南所做出的调查承诺仍然还未有真正进展，连独立调查人员都还未确定，我们还可以有怎样的期待？

我们始终明白，刘韬最为聪明的唯一策略会是沉默。当然以他的影响力，也可能来反告受害者侵犯名誉，让法律为他“主持公道”。

或许他会丢掉很多的“称号”，比如银杏伙伴、比如理事、菁莪学者，但是他仍然可以在这漫长、且未必公正的调查之后，寻找到给自己正名（justification）的机会。因为到时候舆论不再，当事人亦很难有精力继续跟进，而他的那一套“进步”话语仍然可以打动很多无知的“大佬”，以及“影响”很多的新的年轻人。无法想象。

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很令人扎心。“其实， 那些把刘韬拉到这个位置的人，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呢？”银杏伙伴、菁莪学者，以及今日的秘书长位置，这些背后都是多少人的背书。

这并不是要指责，而是在这样的恶劣事件发生之下，这些背后的人又怎能继续沉默？又怎么面对这个撕裂的社群？刘韬事件迄今至少有4-5位受害者陆续显露/发声，甚至已经有更多关于刘韬师生霸凌、学术霸凌的劣迹爆出。

我们曾经认为很和谐的社群，原来有太多的受害者，只是他她已经很失望的离开或者被刘“开除”，一切都是冰山一角，我们仍然难以完整的认识伤害。

机制真的会有用吗？正义从来不是也不会在那个抽象、去权（disempowered）的机制之上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