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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艳萍被处分了，这是几天以前的事情了。
6月20日，湖北大学网站发布消息：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
在官方消息发布不到两个小时，作家方方就在自己的个人微博发文，斥责湖北大学给中国的大学丢脸了，也给湖北丢脸了：
极左团队和网络流氓们，你们绑架了湖北官方，绑架了湖北大学，绑架了宣传部门，绑架了出版部门……我要看看，同时也请大家看看：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大学，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部门，你们会不会绑架整个中国，你们会不会绑架以亿而计的中国人。
方方的表态依然一如既往的方，微博里的文字，也持续保持了方方的一贯风格。
方方在微博中表达了个人的观点，一方面是不赞成湖北大学的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好友抱不平。
从发出这则微博到今天，已经过去4天了。这则微博，并没有因为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而能一直安然无羔，继续存在，这也证明了时代在进步。
一个教授被所在的大学处理了，有人点赞，有人反对，抑或有人表示处罚太轻，这都很正常。如果一定要逼着所有人都鼓掌，欢呼“哦耶，太正确了！”这就太不正常了，只能培养出更多的伪君子。
一个人一旦被处理，大多数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不落井下石已经很难得了，更别提公开发声了。这样的例子多的数不过来。
梁艳萍被处理后，网络上一片欢呼声。身处风暴中心的方方发出的声音，就显得很抢眼。这种豪爽让很多人汗颜，也让人感慨：方方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如今，讲义气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品质，尤其在读书人中间，大义灭亲者比比皆是，义薄云天者寥寥无几。明代诗人曹学佺便曾经写过一副对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意思是说，讲义气的多半是底层的普通民众，而居高位的读书人却经常会做出违背良心、背信弃义的事情。
曹学佺之所以写这样一副对联，缘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当地有权贵经常纵容恶犬伤人，并以此为乐，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权贵们又放出恶犬咬人，一个秀才躲避不及，被恶犬扑倒，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名屠夫，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
权贵一看，竟然有老百姓敢杀了自己家的狗，这还了得！他们把屠夫捆绑起来连同死狗一起送到官府，要官府判他死罪给狗偿命。
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不惧权贵软硬兼施，判屠夫无罪，更判权贵要赔偿给秀才医药费。
权贵一看，这样判决自己脸面不保，但在大明律法上又拗不过曹学佺，便心生一计，要求重审，并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
秀才贪财，又惧怕权贵势力，便应允了下来。等到再审时，秀才果真改了口供，说自己和恶犬是好朋友，那天是在和恶犬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恶犬，要屠夫给恶犬偿命！
秀才如此栽脏陷害屠夫，令曹学佺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大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与狗相好，认狗为友，伤天害理！天容你，我不容你！”
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不得不招认是权贵用重金和威逼要他做假口供。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曹学佺重新判决：屠夫无罪；秀才认狗做友、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权贵当狗去！
审理结束后，曹学佺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名联。
同情、可怜他人的往往是底层老百姓。穷人才会同情穷人，痛苦中人才会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方方的义气便是源于她的四年搬运工经历，那年她刚高中毕业，19岁，那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在运输社卖苦力，扛大包。这段辛苦劳累的经历，让方方体会到了真实底层劳动人民的困境，也了解到现实的残酷，感受到人生的苍凉。
在2015年的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方方曾这样介绍那段经历：
底层还有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江湖义气。真正的江湖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当时，我们经常在仓库里扛钢铁，这是必须集体协作的活，有一个人松懈了所有人都会受伤，所以有强烈的合作精神。他们之间的义气，是必须要依靠对方才能共同的生存下来。装卸站的人都是有帮派的，有一次，我们装卸站和另一个装卸站的人发生冲突，开始群殴。后来公安局的人来了，查谁是领头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前科，有前科再领头闹事就会坐牢，所以必须找一个干净的人去顶包。有人很讲义气，就顶包了。被抓进去之后会挨打，会有档案记录，印象中似乎还有游街。后来，他因此过了一段非常惨的生活。后来跟我讲，他说你看这就是我讲义气的下场，但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义气，我们今天是没有义气的。
这段底层生活的经历对方方的影响非常深。在她的作品中，总能看到在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她的小说自然也就更有文学的情怀。用方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了解底层群众的生活，我读得懂他们的眼神。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摆脱不了那段搬运工的生活，特别是在早期的作品中。文学情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把同情写在脸上，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多年以后，当方方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作家时，有记者问她：“你现在早已脱离了底层人的命运，为什么你的小说还仍然去写曾经的底层生活？”
方方是这样回答的：
在当工人的这四年中间，支撑我精神的力量就是文学。文学支撑了我这样一个阶段之后，我就在想文学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文学本质上是和弱者惺惺相惜的，人在很脆弱的时候，他会从文学作品里面去寻找一种支撑他的东西，或者是寻找一种生活参照。
有过底层生活经历的方方经常戏谑自己来自江湖，也因此沾染上了江湖义气，所以她不怕威胁，她称自己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威胁，“你要打就打，拿到桌面上来，你不要威胁我，所以我是不会怕威胁的。”
来自江湖的人，自然不会眷恋体制。当一些人在叫嚣着要将方方开除出作协，甚至煞有介事的向作协举报。殊不知方方对此颇为开心，且直言不讳：“设若有一天，中国作协将我开除会籍，恐怕还是我的荣幸。”
这份坦荡豁达，让所谓的举报瞬间便沦为了一个笑话。
鲁迅先生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读书人的不义，多是在对利害关系的算计和筹划。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金钱和美女，这两样便是读书人的利益驱动，也是读书人的信仰。
又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个“货”就是“卖”的意思，既然是卖，就可以今天卖给东家，明天卖给西家，谁给的价高，就卖给谁，哪里管得了义气节操。
“我曾经也是一个**，在经历过**以后，我转变为**了。”便是此类文人在写作中常见的句式，也是不断改换门庭的“投名状”。
疫情期间，有位身在美国写日记的前北外副教授，便自诩“曾经是一个公知”，对过往做忏悔状，并且在文章中攻击故旧朋友，收割了不少打赏。
因为这种“我曾经……”的现身说法，极具蛊惑性，像极了电视上的保健品广告，一个老头或老太太在镜头前说：“我曾经得了某个重病，四处求医都治不好，钱花光了，命也快没了。自从吃了某某药丸以后，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一口气爬上六楼都不喘气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虚假广告，但总能迷惑不少人。
没有多久，这位前北外副教授的诸多黑料被曝出，见利忘义，贪小便宜。昔日的朋友互相攻讦，一地鸡毛。
无论是迎合还是反对，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奖赏。当国家真有一天陷入危难时，此类卖友求打赏的“三姓家奴”，往往是早早便投降做了汉奸。
很少会有人瞧得起“三姓家奴”。
一个讲义气的读书人，虽有可能会犯错，却总能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
1948年，黄埔名将郑洞国在失守长春后向解放军起义投诚，提出几点要求：不广播，不登报声明，不出席公开宴会，更不愿意和故旧兵戎相见。
郑洞国将军便是一个讲义气的人。虽然政见有分歧，战争有胜负，但他获得了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的广泛尊重。即使在上世纪那十年的动荡岁月，郑洞国也并受到大的冲击，只被抄过一次家，也没有什么损失，仅仅被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1991年1月，郑洞国将军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在他去世后，海峡两岸都为他举办了追悼会，这种殊荣非常少见（另一人为杜聿明将军），也说明了他在国共双方的人望。
方方是一个仗义的人。在“义气”稀缺的时代，讲义气的人总能得到身边人的普遍尊重。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在网络上谩骂者众多，但鲜见有熟人朋友出来指责方方，即便曾与方方结怨的鄢烈山，也发文表达了对方方的支持。
至于网络上的各种举报，贴大字报，甚至声称要去法院起诉，大多是哗众取宠者博人眼球的表演罢了。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只闻雷声不见雨点，没有什么动静。
方方的生活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往来有故交，谈笑有鸿儒。有在疫情期间送口罩的，有在疫情过后送茅台酒的，只惹得一帮喷子酸溜溜的。
那些恨不得对方方剥皮实草，成天叫嚣处分方方的人，可以洗洗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