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的那封《道歉信》,苟晶还记得信中的大致内容:“我的女儿没有像你这样聪慧,智商有点欠缺,她不争气。我作为一个父亲,非常不容易。1997年,我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才让她顶替了你的成绩去上大学。作为一个老师,我这样做,的确有违师德,但是请你原谅我。”
原标题:农家女23年前疑遭两次顶替上大学,班主任:我让女儿顶替了你,求原谅
作者丨陈龙 编辑丨张弛
如果不是这几天很多老同学、同事把“山东高考冒名顶替查出242人”的新闻发给苟晶,她不会想到在网上捅出这件陈年往事。
1997年6月,山东济宁市实验中学尖子班的高三学生苟晶高考落榜;1998年复读,明明平时成绩优秀,高考前摸底考还全区第四名,结果她依然低分落榜。一个多月后,她收到了湖北黄冈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她从未填报过那个学校的志愿,去了之后才知道那是一所“野鸡学校”。在那里读了一年后,她到浙江打工,后来结婚生子,靠自己的奋斗成为电商企业的管理者。
20多年来,她很少回山东老家,也极力强迫自己忘记那段屈辱痛苦的记忆。同学们都上了大学,有的还拿到博士学位,当了教授。她从不与他们联系,态度冷漠,自我疗伤,试图埋葬过去。
而实际上,早在2003年,高三班主任就曾让人带信给苟晶,承认是自己女儿顶替她去北京读了大学。出身农家、无权无势的苟晶逐渐认命。在杭州的20多年,她努力拼搏,坚持读书,还把房子买在一所大学附近。
2018年父亲去世前,还对此事耿耿于怀。今年6月21日父亲节,她想起父亲早年辛勤的劳作和临终的颤抖,潸然泪下。两次落榜,太多神秘的事情让她无法释怀。苟晶说,她早就认命,不需要任何道歉和赔偿。可是,她只想搞清两次被顶替的真相,“挖出背后的利益链”。
高考两次落榜,上“野鸡学校”
苟晶几乎就要忘掉23年前的事情了,当年同学的面孔也早已模糊。
1997年,济宁市实验中学有14个毕业班,苟晶所在的理科班有大约56个人,她的成绩是中上等,常常在第10名到20名之间徘徊。6月高考后,她从老家接庄镇出发,骑车30里地去学校。在高考成绩榜上找到自己名字,后面是一个低得惊人的分数。
济宁实验中学,是全市第二好的高中,仅次于济宁一中。苟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同学们都去上大学,她开始复读。由于基础好,她在班上也一直名列前茅。
1998年第二次高考前的一个月,任城区举行全区摸底考试,几万个学生里,苟晶考了第4名。然而高考结束后,她再次去学校看榜,依然看到一个很差的分数。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我一下子都快站不住了的感觉。”
苟晶大受打击。这个分数,连大专分数线都达不到。无奈,填报志愿时,她选了三个省内的学校。“我百分之百没填省外的学校。因为当时家里的确没钱。我觉得我都这么差的成绩了,更不要花那么多钱出远门读书。”
奇怪的是,半个月后,她收到的,只有一封湖北黄冈水利电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所她闻所未闻的学校。家里贫困,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她哭着跟父母吵了几架,提出想出去打工。父亲不同意,说,“你总要读一个学校的,你总不能就这样子半途而废了”。
1998年夏,苟晶去了黄冈上学。那年,她20岁。
到了黄冈的学校,她才发现,那是一所“野鸡学校”。据百度百科介绍,该校是湖北省政府批准,于1979年创办的一所公办中专学校。但搜索今天的网络,有许多黄冈水利电力学校的黄页信息和垃圾广告,还有称学校建于1997年。但很难找到该校官网。在目前的“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服系信息平台”上,也查不到该校。
苟晶记得,1998年入校时,这所学校一片荒凉,只有一小栋办公楼、两栋宿舍,甚至没有学校大门。学校地处一个黄土丘陵,食堂修在地下。“根本就不像个学校,连我们高中都比不上。”
她被分在发配电专业(发电厂、配电网及电力系统专业)。整整一年,她什么也没学到,觉得在浪费钱和时间。更令人吃惊的是,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山东各地。“单单我们一个班40多个同学,除了一个福建南平的,三个陕西铜川的,其他都是山东的学生。”而且,所有人都没有填过这个学校的志愿。他们感到莫名其妙,似乎是被什么神秘力量踢到这个角落的。
1999年,浙江温州一个工厂来学校招工面试,名额20个。苟晶从300多人里脱颖而出。校领导也劝她,机会难得,能去就去。从此,她在浙江生活了20多年。
同学个个成才,老师曾写道歉信
对于当年被冒名顶替的事情,苟晶早已知晓。
当时,高三班上56名同学,除了成绩最差的一位同学上了大专,其他同学都上了大学。只有苟晶,连大专也没考上。
多年后,当年班上的同学多数都当了中学老师,还有一部分在统计、环保等各个事业单位,过上了稳定和体面的生活。还有8位同学获得博士学位,当了教授。
1999年去浙江后,苟晶认识了现在的老公。2000年,他们一起去了杭州,老公在一家单位上班,苟晶则从事各种各样的零工。
开始几年,她在杭州骑着自行车,满大街销售化妆品、软件。每天骑几十公里,“晚上累得全身骨头痛,痛得都睡不着觉。”其间,她曾进入几个销售团队,上了几天班觉得苗头不对,认清是传销团伙后,赶紧跑路。后来又去了移动公司,在大街小巷的商店兜售公用电话,并给别人安装。
2001年,苟晶生了个女儿,2006年儿子出生,2008年她开始做淘宝电商。她记得,头两年,要从义乌拿货,来回奔跑,每天蹲在地上打包、发货,一直干到半夜,发完半个屋子的货。此外,她还要兼做客服。
为了提高技能,照顾好儿女入睡后,她熬夜在网上学习电商课程。“这样自己天天熬夜,太辛苦了,消耗身体,头发都掉了好多。”积累了几年经验后,她去了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再后来,她能够带团队,为不同的公司做运营了。2012年以后,全家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他们买了房子还有车。
苟晶的父母是农民,没什么文化。三姐妹中,只有小妹读了大学。2003年,小妹高三,班主任、语文老师邱老师也是苟晶当年的班主任。邱老师向小妹询问了苟晶的情况,得知苟晶在杭州打工多年,已经结婚生子,邱老师手写了一封信,粘好信封,让小妹回家后转寄给苟晶。
那是一封《道歉信》。苟晶还记得信中的大致内容:“我的女儿没有像你这样聪慧,智商有点欠缺,她不争气。我作为一个父亲,非常不容易。1997年,我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才让她顶替了你的成绩去上大学。作为一个老师,我这样做,的确有违师德,但是请你原谅我。”
邱老师教了苟晶三年语文,他的语气、神态浮现在她眼前。此时,苟晶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但她已经结婚,女儿也快2岁了,父母和自己也没有能力去追究此事。她的心里并不轻松,但“回天无力,已经成定局了”。
在济宁接庄镇的村里,苟姓是一个小姓,只有20多家。小时候,村里一家同姓“富豪”,女儿和苟晶是同龄好友,在幼儿园里两人经常一起跳舞。小学时,这家人搬到了北京,这位好友成了北京人。上世纪90年代末,这位好友上了大学,听说隔壁的煤炭学校来了一位叫“苟晶”的女生,也是山东人,就兴冲冲地跑去见童年小友。谁知,这位“苟晶”不是她的朋友苟晶。
这位好友的爸爸打电话回去,问苟晶的父亲,“北京怎么也来了一个叫苟晶的?”作为农民的父亲迷迷糊糊,不明所以。但从那时起,苟晶知道,邱老师的女儿在一所煤炭学校。后来搜索网络,她不确定,那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还是北京煤炭工业学校。
虽然早已不抱什么幻想,但有时意识恍惚的一刹那,她还是会想:那本该是我的大学啊。
“我们的老师会不会心里发抖?”
1998年网络还没有普及,“冒名顶替”的程序多是人工操作,露馅儿也很容易。除了这封《道歉信》,苟晶被邱老师女儿顶替的事情,在同学圈中早已尽人皆知。反而是苟晶自己,远离故土,隔断乡音交流,因此后知后觉。
很多年里,因为痛苦,也因为丢脸,她在潜意识里强迫自己忘记一切。除了个别同学,她早已记不清同学们的模样,也记不得当年的高考是两天还是三天。“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好像就在记忆当中,我把很多高中的记忆特意抹掉了。”
尽管当年成绩优异的她也曾疑惑,尽管2003年从老师的《道歉信》里知道了部分真相,但她后来几乎也不去查更多的细节。“为什么我不去查?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这种背景的家庭能做到的事。我们这种人,没有能力去接触到任何直接的证据、档案。”于是她更坚定地“埋葬过去,淡忘往事”。
直到2015年之前,她从来没跟任何高中同学联系过。
后来她听说,大约2005年,一位在中学当老师的老同学吴用,听说学校里来了一个叫“苟晶”的新老师。“吴用高三时跟我坐斜对面。老同学来教书了,他当然要去迎接一下。等他过去一看,根本就不是我,而是我们班主任的女儿。”从那时起,苟晶当年高考被顶替的事情,就在同学圈中传开了。
在此之前,大约2002年,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一份“苟晶调任某中学教师”的档案材料寄到了接庄镇。苟晶的一个姨父在镇政府工作,马上通知苟晶父亲来看。他说,“你到镇里来看一下,你女儿可以去教书了。”父亲很吃惊,他说,“又没上过师范学校,也没有走过关系,哪来这么好的事情能让她去教书?”而且苟晶当时在外地打工。
但他还是去了,负责材料的人问,“是你女儿吗?”苟晶父亲说,“这十里八村的,还有叫苟晶的吗?”负责人说,“这个苟晶不是你家的苟晶。你家是接庄镇,这个苟晶的地址是兖州区的。”父亲不甘心,要看看照片。看了照片,果然不是自己的女儿。他很失落地回家去了。
晚上,父亲给苟晶打了个电话。但父亲也说不明白,“呜呜咙咙,稀里糊涂的”。那时,苟晶还没接到邱老师的《道歉信》,因此也不明所以。她喃喃自语,“我一直在外面,回都没回去过,怎么可能去当老师。是不是他们这些处理档案的人给弄错了?”几年后,回想起来,她感到些许梦幻,好像那次是命运在故意戏弄他们父女俩。
去了湖北、浙江后的22年里,苟晶很少回济宁老家。除非有要紧的事情,她才回来一两天,每次办完事情,就立即回杭州。
她刻意避开所有朋友和老同学,也没有参加过一次同学会。“我觉得人家都是文化人,我不配。”直到2015年的一天,一位同学去接庄镇的村里,找到苟晶的堂哥,联系上苟晶,把她拉进了同学微信群。
进群后,班长第一个出来发问:“你还好吗?你在哪里生活?”苟晶很诧异,冷漠地说:“怎么了?”后来,八九个老同学相继都来问候。他们普遍的表达是,“我们都以为你被顶替了之后,会成为一个村姑,然后嫁一个农村人,随便就在农村里生活了。所以我们很担心你过得好不好。”
当他们知道,苟晶在杭州过得很好,工作稳定、收入可观、家庭幸福的时候,同学们感到欣慰。“他们有些释然了,觉得老天终究是待我不薄的。”
但苟晶依然不跟同学们主动联系。2016年,退休后的邱老师由女儿挽着手,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苟晶在群里看到了照片。那是她第一次看见老师的女儿,此前她既没见过、也不知道老师的女儿在哪里上学。
“她的女儿,真的跟我很像,至少有5分相像。我们个头差不多,都戴着眼镜,脸型也是方形的。稍微站远点看,是有些容易混淆。”苟晶这才明白,她被老师选中,原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尽管如此,她还是无动于衷。那件事,的确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但她依然选择淡忘。
直到2020年6月12日,山东冠县女子陈春秀查询成人高考学籍,发现自己16年前被同县考生陈双双顶替上了山东理工大学。此事引起舆论关注后,山东省教育厅又清查出2002年至2009年之间242人涉嫌冒名顶替他人入学取得学历。
由于苟晶平时不怎么看新闻,所以并不知道此事。但最近几天,至少三个同学分享新闻链接给她。“他们问我:我们的老师会不会心里发抖?我们的老师看到这个信息之后,会作何感想?”
强迫自己“认命”
同学们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丢失的老同学”。后来,几个当医生、电力工程师的同学每次到杭州出差,都会约苟晶见面。有的还会住在苟晶的家里,跟她彻夜长聊。大家自然会聊起那件事,聊起对老师的无语,以及这么多年对苟晶的担心。
有同学谈起老师的女儿,说她比较“虎”,在学校并非任课的老师,而是在做后勤。“她顶替了你又怎么样?现在过得还不如你,收入也不如你高。”苟晶不知同学是不是在安慰她。但她知道,自己现在“还不错”的生活,是自己一滴一滴血汗换来的。
从小,也许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她学习勤奋,从不服输。一次没考到目标,下次一定考到。“这次考到十名以后了,我就没办法过自己心里这关,下次一定要扳回一局。就是对自己有一种强迫,要一次比一次考得好。”小学时,她总是名列前茅,初中也经常是前几名。
因为只有高中学历,她曾经备受歧视。2003年,阿里巴巴在杭州大批量招生,苟晶立志进入电子商务行业。在黄冈学校时,他们每星期只有一节45分钟的上机课,上课前要洗干净手、戴上鞋套,电脑还不联网。于是,老公给她买了电脑,电信包月。她投了阿里巴巴的所有岗位,前台、客服、业务员等,但无一接受,且都回复:学历太低。
直到近些年做了营销和管理职位,她才摆脱学历的困扰。她的工作一直都靠口碑,“这些年我在外面,没人识破过我的学历,从来没人管我要过学历证书。从我的谈吐、气质,他们也根本看不出我是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
也因此,有了孩子后,她对应试教育一直有些排斥。“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秉持的观念是,成绩没那么重要。我更希望他们成为一个综合素质高、心理承受能力强、具有自学能力的人。”这些,都是她在社会上自学得来的。“我虽然跟大学失之交臂了,但是通过我的自学,能让我的生活不至于太糟糕。”
苟晶早就告诉自己:这辈子没有读书的命。她也逐渐认命。“我跟大学没有关系了,但是不应该跟书没有关系。”她喜爱看书,读的最多的是心理学、营销学书籍。后者与工作相关,前者,似乎是一种自我解惑、自我疗愈。
但她又很难完全忘记那件事。她觉得自己应该亲近文化,所以在杭州,买的房就在浙江工商大学对面。被顶替上大学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心理创伤”。很多人平时与她接触,都觉得她有点“悲观、冷漠”。苟晶说,毕竟她不可能去跟别人讲述那段经历,只能自己调节心理平衡,开导自己看开,“我就是无数次、无数次地强迫自己认命。”
2015年,苟晶的父亲得了脑癌,加上一个朋友的影响,她开始学佛,后来成为居士。“我告诉自己,或许这里面有什么因果关系,也许我前世欠了人家的。”
也是在2015年,一位在济宁医院血液科工作的同学告诉苟晶,邱老师的儿子患白血病去世了。“说实在的,我觉得邱老师也挺可怜的。”苟晶再次想到,“或许这就是因果报应吧。”
愧对父亲,只要真相
2018年,父亲脑癌恶化,苟晶回家照看父亲。一个高中同学来到村里,向苟晶请教他的一个即将上马的电商项目。他们坐在离病床不远的地方闲聊,同学又谈起老师的女儿顶替她上大学的事情。
那时,父亲的肿瘤压迫了语言神经,已经说不出话。但听到同学的话,父亲突然情绪激动,拼命颤抖着,把手抬到半空。“你不知道,看到那个场面,我有多难过。也没办法去劝说父亲看开这件事。”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苟晶时常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贫穷。她们姐妹三人,苟晶读高中时,二妹为了补贴家用,初中读完就辍学去打工,接济上学的姐姐和妹妹。2003年小妹上大学后,学费、生活费,又由苟晶提供。
那时,她在杭州的工作刚刚起步,一家三口住在农民盖的三层出租房里,单间只有七八平米,屋里有一个卫生间。她每月工资只有2000块,还要省吃俭用,寄给妹妹。“因为我,小妹的大学才能读出来。要不然以我们的家庭条件,小妹根本也读不了的。”
对于一个农民之家,每一个可能上大学的孩子,都被全家甚至家族寄托了未来的希望。因为两次落榜,苟晶感到丢脸,感到“永远的遗憾”。她觉得父母供养她考了两次,却都失败,“我真的是无颜面对他们”。因此,后来父女之间也都回避这个话题。
到浙江工作后,她既不想回老家,也不想嫁回山东。“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回那个伤心地。”苟晶说,“两次高考落榜,对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好学的人来讲,你想象不到是一种多么毁灭性的打击。”
她还记得父母那些年多么辛苦。家里种了几亩地,供养姐妹三人,孩子们放假回家要帮做农活。高三那年深秋,天气转凉,有一次周末,父亲拉着一板车一个季度收获的棉花,到30多里外的地方去卖。棉花堆得很高,道路不平,苟晶骑着自行车跟在父亲后面,顺便返校。遇到上坡吃力,她就去帮忙推一把。这车棉花卖了120块,快到学校的时候,父亲特地给苟晶买了6块钱的苹果。
“是很大的苹果。”苟晶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哽咽流泪,“就是那么紧巴的情况之下,父母在我身上花钱从来没有说不舍得,但是父亲连午饭都没吃。所以我觉得两次高考都没考上大学,真的是太愧疚了。”
本来,苟晶早已“原谅”了邱老师,当年的事情她也无力追究。但最近几天,同学们发陈春秀的新闻给她。6月21日,她的老板也发信息给她,“你们山东竟然有这么多冒名顶替的。”老板说,“我也一直记着这件事情,心里一直为你感觉到痛。”苟晶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都为她感到不公。
正好6月21日是父亲节。朋友圈里,到处是年轻人对父亲祝福,给父亲买礼物的情景。苟晶又想起父亲临终前一只手颤抖着,努力抬到半空的情况。她决定把这件事说出来。
6月22日中午,她在微博上讲述了这件事。几个小时后,微博就有了数千的转发和评论。晚上11点,一个座机号码打过来,苟晶接通后没说话,那边是邱老师的声音,“喂喂,怎么不说话?”之后半小时,这个号码又打来6次,苟晶没有接。
这些年,即使苟晶不去追究,有些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老师的女儿用了她的成绩、名字,顶替她上了大学,而这件事,仅凭邱老师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学校领导肯定知道这件事,档案管理又涉及到学校、教育局,户籍可能还涉及公安机关。”
她用身份证查了学信网,没有自己的学籍信息。但90年代的学历信息都没入网,无法查证。“要么,老师的女儿用了我的身份,要么她用了我的名字,又做了一个假身份证。”但毫无疑问,这里面有一条利益链。
有人曾问她,“如果1997年第一次高考被顶替,档案就被调走了,怎么还能考第二次?”她不知道第二次的高考是真是假,当时自己的档案还在不在。想起黄冈水利电力学校那些从没填报过志愿,又糊里糊涂去上学的山东同学,她甚至怀疑,大家是不是都在没有档案的情况下,被“卖”了过去?这背后是一笔“大生意”吗?
还有,她的第二次高考是怎么回事?虽然现在没有证据,但真的也被顶替了吗?如果是,那个人又是谁呢?其中都有哪些人参与呢?
6月23日,身在杭州的苟晶密集接到多个电话,是来自济宁市相关部门的,还有一些电话她没接到。他们向她核实了一些信息。据苟晶的堂弟说,有几个政府干部去了村里,称将调查此事。下午,记者致电济宁实验高中(即原济宁实验中学),对方称教育部门正在了解情况;记者致电济宁市教育局,对方称此事已交给任城区教体局处理;记者致电任城区教体局,一位秘书做了记录。截至发稿前,济宁市相关部门尚无对此事的回应和通报。
23日傍晚6点,邱老师带着妻子、女儿和女婿,赶到接庄镇苟晶的老家,给苟晶的母亲带去了几斤桃子和1万元人民币,请求和解。苟晶妈妈没有收钱,但邱老师执意留下了桃子。其间,他问苟晶妈妈:“你是不是还有个孙女要考高中啦!”苟晶觉得,这是一种隐形的威胁。
苟晶的确同情邱老师。但她说,“这已经不是一个老人不老人的问题了,也不是善良不善良的问题。这应该就是一个利益链。我现在并不是想去伤害老师,我就是想纠错,我想知道真相,想知道那个利益链当时是怎么操作的,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苟晶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忘记、放下那件事。但是她发现,一提起来的时候,“真的永远都是痛”。自己始终不能释然,归根结底,是那个谜没有解开。“如果我要知道那个利益链是谁操作的,怎么操作的,知道第二次是谁顶替了我,那我可能还真的就放下了,不再说这件事。”可是这谜始终在那儿。
“我不需要道歉,也不要赔偿。我就是想找到一个真相。”苟晶觉得,这也是为父亲找一个答案。
(除苟晶外,其他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