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敌意在凝聚,采取鸵鸟政策只会加速衰败(转载)
作者:木然 来源:博客中国
2010-4-28
前些年到某北方一城市出差开会,正好遇大雪之后结冰,出租司机在开车拐弯时打滑,很生气就说,如果是雪下在省政府、市政府就好了,让那些官员出不了院子,并憋死他们。还有一次,还是到同一个地方出差,一个司机对我说,他当了十多年军人,什么好处都没得到,现在他儿子也参军了,他告诉儿子,要是战争打起来,马上举枪投降,绝对不会给这个烂政权卖命。
这些年流行一句话,即处级以上干部,如果抓起来全部枪毙,可能有冤枉的,如果隔一枪打一个,肯定会漏网一大片。从我亲身经历的事和听到的流行话,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敌意是存在的,而且问题很严重,后果更严重,不解决不得了。
一个自由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必然是充满敌意的社会。
不但社会是敌意的,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也是充满敌意的,不但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充满敌意的,就是政治与政治之间也充满了敌意。充满敌意的社会就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其中,以社会对国家充满敌意为甚。
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三重敌意都是表面化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与人斗,乐在其中,激起的是人的野蛮。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使人充满了敌意和警惕。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所以,也就是一个不和谐的时代。
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是痴人说梦,天下大乱永远也达不到天下大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敌意更甚,不允许社会上民众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组织,就连毛泽东起家的农民协会也被取消,以防观点、组织出异端,思想只要一个人的,组织都是官方的,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齿轮。
凡是独立思考的人都被视为敌人,向血统论挑战的遇罗克死了,向个人崇拜挑战的张志新死了,如果鲁迅不死,如果不做应声虫,那就只有让毛泽东赐死。政治的敌意更加残酷,党内斗争最后都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
这种敌意,是一种倒挂的敌意,是权力赤裸裸地指向人民的敌意,是把人民当成敌人,是权力与人民为敌,其幕后推手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个时代的人民,对权力只有恐惧和畏惧。——这是所有敌意的总病根。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敌意,亦由权力之滥用造成,在民意中产生反应。
权力的不受制约,尤其是在涉及到公民利益的情况下的滥用,使敌意迅速凝聚。杨佳杀人、邓玉骄杀人等,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权力者,对人的生命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进行过认真反思,反而是广大民众对人们心目中英雄的非理性呼唤。
日益增多而不是逐渐减少的群体性维权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权力的麻木和狰狞,辽宁省庄河千人下跪事件,让人们更看清了权力的本来面目,所谓的为“人民服务”都是喊给人民听的,事实上,权力者从来都沒有当真过。
社会的敌意正不断地在社会中漫延,从最初的针对个人,到最后的针对整个制度,即使是最高领导人发出一些最高的善意,人们也只会认为是作秀。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城管被敌意化、警察被敌意化、领导被敌意化、政党被敌意化,最后政治制度被敌意化、制度背后的主义被敌意化。——当社会敌意充盈整个社会时,所有自上而下的改革,都会土崩瓦解,所有自下而上的改革,都可能演变成革命。双方不再有互动与合作,只有对抗和对革命的价值诉求。
社会敌意凝聚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不再相信法律,反而对法律充满了敌意。因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在具体执行中已被抽空。
比如,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变成权力者的言论自由,甚至以公然撒谎来代替言论自由;宪法规定的游行自由,被变相更改,失去了游行的本来面目,公民不得不以散步代替游行;
结社自由,本来是反对多数暴政的天然屏障,它可以有效化解政治风险,构成社会活力之源,可以使政府勤政,是通向和谐的阳光大道,可权力者却视结社为天敌,把所在的结社企图,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宗教信仰自由,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更是变得千疮百孔。
宪法在权力者那里只是一个舞动的旗帜,当社会真要通过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时,巩固的是统治者的权力,削弱的却是社会的权利,这样,社会就从拥护宪法,转而嘲弄和敌视宪法,本应代表公平正义底线的法院,也就沦为权力者的统治工具。
社会敌意凝聚的表现之二,就是人们不再相信正义反而嘲弄和挖苦正义。
当不受限制的权力打开了腐败的潘多拉之盒,当腐败公然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当精神病成为上访的代名词;当权力的雇用人员,公然挑衅公民的尊严和智商;当GDP成为权力者长官发财的一个阶梯;当社会以刘翔的速度拉开了两极分化;当人们给灾区的捐款80%变成政府财政;当北京的房子以四五万元起价,而公务人员却可以花四五千元就会买到房子;当财产申报公示连楼梯的响声还没有听到;当人民的爱心被官员一再地蹂躏;当……,民众还有谁,会相信“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的社会理念呢?
当是时,即使公平正义真的要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人们也只会认为,权力者又是以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进行新一轮的欺骗!
最大的不公平,不是市场自身的不公平,而是来自权力和贪污腐败!
社会敌意的凝聚表现表现之三,就是人们不会再以理性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而是寻求非理性的,甚至以暴力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
在维稳的过程中,“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愈加激烈。
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不得不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此时,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清华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城管被打、警察被打被杀、执行公务的警车被推翻,……都是明证。
既得利益使得权力者之间更倾向于合作,尤其是以维稳为目标的套路,使得权力之间的合作性愈加增强,对维权的民众更加凶狠和残暴,也更加深了社会敌视。长此以往,忍无可忍的广大民众,必然转而寻求超凡魅力的领袖,寻求群众运动的解决方式,寻求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之道。
当今,社会敌意不但存在,且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凝聚,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正视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对社会敌意采取鸵鸟政策,只会加速社会和政治的双重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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