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乱语|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一)

吴言乱语|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二)

收到逮捕通知书后,我知道,我的儿子,吴葛健雄,在劫难逃了!

但我依然有决心,为我儿子作出最好的辩护。

虽然,我不是专业从事刑事诉讼,但毕竟,我也没有脱离过刑事诉讼案件。每年都会受理一两起访民案件——这些案件,几乎全部都是寻衅滋事

无论是代理行政诉讼案件,或者受理刑事辩护案件,我都不喜欢高调宣传。因为这类案件相对都比较敏感,如果引起有关部门高度注意的话,必须会给代理活动或者辩护活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保护我及其他几个律师不被途中被强迫解除委托,我要求其他几位律师也一定要尽可能地低调。

这种低调,就是:尽可能地不对案件发声,尽可能地避免办案人员和单位的抵触情绪,尽可能地不要为办案单位为强制解除我们而提供一点的借口。

我努力地做,甚至有时觉得自己对办案单位有些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了——我想用我的尊严,来保取我为儿子辩护的权利。

在被逮捕之前,我们提出会见申请,答复说是要等到被逮捕之后。逮捕之后,我又提出会见申请,另一位律师丁敏也提出了申请。程渊的辩护律师、刘大志的辩护律师,也都提出过会见申请。

但是,会见的要求,依然没有被允许。我给我儿子的几次写信,也没有一次被允许送到我儿子手里。

此时,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望的。

好吧,那么等吧,等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你们总没有理由阻止我和我的儿子会见了吧?

于是,我等待着。

在这等待的日子里,我才感觉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我天天掰着手指,盼望着这侦查阶段的两个月快点过去。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月,到了10月26日,赶紧打电话询问,案件是否已经移送到检察院去审查起诉了。结果,到听到答复是:延长侦查期限1个月!

延长一个月,这意味着我又得再等一个月了。

好吧,再等一个月,那就再熬一个月!

11月26日到了,再打电话去询问。这回我开始有点要崩溃了!

再次延长侦查期限2个月!

这意味着,要到2020年1月25日侦查期限才结束!而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长假的开始。

春节期限是不会让你会见的,我知道。因为,很少有哪个看守所,会在假节日期间对律师开放会见。这意味着,最早,也要到春节假期过后,也就是2020年的2月1日了!

这一年的春节,过得特别冷。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同一天,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但疫情究竟有多严重,却没有任何的消息。只是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即使要出门,也要戴上口罩。

1月24日,农历的大年三十。

儿子不在家,只有我和妻子两个有些孤苦伶仃地过年。

虽然,我也买了好些菜,装出一个要过年的样子。

可是,我一点做菜的心情也没有。让买来的菜,静静地躺在冰箱里。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和我妻子,只吃些中午剩下来的菜和饭。

谁也不提儿子的事。怕,伤心。

大年初一,呆在家里,哪都没有出去,继续过着有什么吃什么的日子。但我已经开始筹划会见儿子的准备了!因为,初二就是1月25日,如果不是春节的话,儿子的案子,延长侦查期限也到了,应当移送到检察院去审查起诉了。这也意味着,经过漫长时间的等待,我终于可以和儿子见面了!

想到终于可以见到儿子了,心里居然还引起了一些小小的激动。设计着,见到了儿子,第一句话,我该怎么讲?想象着,儿子,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是否还是留着长长的头发,还是被强迫理成了光头?

各种的想象,在我的头脑里翻涌着。一想到马上能见到儿子,又有些点的喜,但一想到儿子小小的年纪,大学毕业才两年,就身陷囹圄,又有些悲。

在这样的悲喜交叉中,我就这样,过着这个春节。

初二一早,就出去购买口罩。

因为,政府要求,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但家里连一只口罩也没有,年前,谁也想不到,疫情会突如其来,真的让很多人防不甚防。

大街上,空荡荡的,几乎是空无一人,也没有车辆往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本来应当是热闹的春节,居然变得如此的清净,让人感觉是如此的凄凉。

可以,所有的商店的门,都关着。药店,也不例外。走了好几家,都是一样。我只好回家,考虑着,去哪弄口罩?否则,便连门也出不成了!

下午,我准备去一趟办公室。每年,一到新,我都会去我的办公室默默地坐上一天,回想过去的一年,策划着新的一年。

大街上空荡荡的,往来的车辆也似乎都已经消失。公交车因为疫情,也减少了车次。

我决定边走,边等公交。另一方面,也抱着侥幸的心理,沿街看看,没有有药店开门,好买些口罩。

走过两三个公交车站,终于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一家不走眼的药店开门了。赶紧走进去,问有没有口罩买。

幸好,那时大家还没有想到抢购口罩。这家店,还有剩余的口罩在出售。于是,我买了几十个,带回办公室,准备去长沙的时候用。

到了办公楼,除了没有什么人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接连的几天里,我都呆在办公室里,准备着一切会见的手续。

有一天,来了几个人,说是社区和街道的工作人员。见到我,就询问我们什么时候上班。

我回答:根据政府的安排。

“是市政府的,还是国家的安排?”他们问。

我觉得有些奇怪,难道市政府和国家闹分家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今年因为疫情,什么时候上班,一定要听市政府的,不得擅自上班。

我随口应承着,想不到,这将是有史以来,一个最长的春节开始了!

疫情的风声越来越紧,网上到处传来封城、封村、封道的消息。

铁路客运停了,省际的公交也停了,甚至连市内的公共交通也停运了。

杭州也开始陆续关闭一些高速公路的出口。

我感觉,如果我再不去长沙,估计马上就要出不去了。马上打电话给办案单位,询问他们什么时候上班。在确认了法定的春节假期一到后,就会上班。我就要求接电话的值班人员,转告林圣新警官,我会在他们一上班就过去,要求与他见面。

时间一到,我立即一个人驱车,向长沙奔去。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去,不仅没能会见上我儿子,还差点就有去无回!

吴言乱语|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三)

吴言乱语|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