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杀妻案引起了全国轰动。在被受害人丈夫的残忍所颤栗之余，社交媒体上竟然还出现了“化粪池警告”的玩笑，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恶意已经达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
这种极端家庭暴力事件绝不是少数。7月23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商丘柘城县一名在2017年与丈夫结婚的女子，在被丈夫第二次家暴时为了逃生而跳楼，导致双脚截瘫，全身多处骨折。
来自澎湃新闻
在家暴事件发生了将近一年后，这名女子都没有离婚成功，直到7月28日才得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
这些事件的发展始末无不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漠然。
在2005年，CCTV的新闻调查栏目播出过一个特别节目，名称是《沉默在尖叫：女子监区调查》，记者是柴静。她采访了十一个杀夫女犯人，想知道她们是怎么走上绝路的。
这些女犯人多数因为无法忍受长期的暴力和威胁生命的行为，最终选择了无法回头的一条绝路，但是在这条绝路行至末端之前，她们所遭受的暴力和痛苦从来都无人问津。
当家暴成为周期性热议话题，再来回顾这些明明发生在十几年前、却历历在目的家暴案例，则更让人感到后背生寒。
沉默在尖叫
——杀死施暴者的女人们
文 | 柴静
摘自《看见》，内容有删减
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户窄，焊着铁条，光进不来，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团成一团僵在床上。十几年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她从不反抗，直到最后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说，地上、墙上全是血迹。警察说，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杀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他说死者眼睛睁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1.
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但爱伦堡说过：“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感觉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来。”她说，四方脸上都是茫然。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一只眼睛是鱼白色，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脸，“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进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
她当时没有还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疯了。”她说得很平静。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八十多岁了，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
我问：“他打过您么？”老人说：“喝醉了谁也不认，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闹。”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脑袋上，就一棍，他连挡都没挡，大概根本没想到。
她被判死缓，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眼睛微斜，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他不会死的。”
我愣住了：“什么？”
她说：“他还没把我杀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
她十五岁时嫁给他，相亲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看着她：“你嫁不嫁？”她从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和女的说话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他就会对我动手。”
“用什么打？”
“皮带，鞋底子。不听话把你绑起来，拿皮带’溜’。”
皮带抽在光的皮肤上，噗的一声，她被吊着，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尽量不叫，怕别人听见羞耻。他从不打她的脸，打得很冷静，反正夜还长，噗，噗噗。
结婚八年，她从来没穿过短袖衣服，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晚上睡着睡着，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揪着她的头发往后拉，把整个脖子露出来，她只能盯着屋顶，叫不出来，不断咽着口水，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喝吧。”
“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我问。
“他说你别管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问我：“我长大了就该死吗？”
2.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什么？”
她姐紧紧地扯我衣服：“不要，不要出声。”回身指给我看卧室门上，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只剩一个螺丝挂着，悬在门框上。“这是那个人撞坏的，他把我……”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我很难相信这是现实。
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或善，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
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3.
她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
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绝不罢休。”
“你怎么感觉出来的？”
“因为他看着表呢。”
“这个动作怎么了？”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四点五十，天快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他说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晚上了。”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刀抵着后背押了回来。她把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头看了看表，对倒在床上的人说：“真到点了，五点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离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后来，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
“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我问她。
“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4.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
他喜欢玩枪，有次子弹没拿好，有几颗掉在地上。他捡起了一颗，上了膛，拿枪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捡起来。”她怀孕七八个月了，扶着肚子，半弯着，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他端着枪，对着她的背。她说：“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
他要她生个儿子，“他说他的老板没儿子，我们钱没有他多，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他明确地跟我说，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
她生了个女儿。第二天，“屋里很暗很暗，就一个小红灯泡。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么神情？”
“我说不出来，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他冲着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枪，我就给了他一枪。”
她说这种情况下，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无期。”
“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
“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5.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华的儿子。他十九岁，终日不回家，也不说自己吃睡在什么地方。我带他和他妹妹去了探视室。两个孩子看见穿着囚服的妈，老远就哭了，一边走一边像娃娃一样仰着脸喊“妈，妈”。
女警过来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电话说。”
女儿说：“妈，妈，我们听你话，你早点回来啊。”
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头，女儿对着电话喊：“妈，他说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俺出去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
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
妈说：“不管咱再苦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听见了没？”
儿子说：“听见了。”
旁边的女警背过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下眼。
6.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
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有。”
“想念什么呢？”“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
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
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这个男人叹口气，从门后边拽出一把笤帚，举起来，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飘下一张身份证，他拿抹布擦一下递给我，眼睛一湿：“看吧，八年啦，没舍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这不是张凶恶的脸，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问安华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总是打人吗？”“不知道。”
“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喝酒。”
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7.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每个人都说：“没有。”
没有人问她们。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三十年前，“受虐妇女综合征”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但这在中国还不被认同。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镜头摇过每个女犯，她们说自己的刑期：“无期，死缓，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8.
在女监的那期节目里，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满地的院子里，父亲死去，母亲在狱中，安华的女儿小梅说：“一个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
“你觉得你爸爸有吗？”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顿地说：“有，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
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让爱天天住我家”。是她写的，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她轻唱：“让爱天天住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拥有……拥有……拥……”她张着嘴，发不出声音，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
这些孩子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
小梅的姐姐十六岁，她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
她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后喊“哥，哥”。
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儿，吃什么。那晚，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
他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
9.
2011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
2010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