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也

 

在讨论威权主义研究在今日政治学中的发展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厘清“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个词的来源为何。今天我们讲到威权主义之时，大多数时候所指的只是民主国家的反义词。但在历史上，人们表达同一概念的时候，更常用的术语其实是“独裁统治（Dictatorship）”。威权主义是在政治学大师胡安•林茨（Juan Linz）的推广下才变得广为人知。而在林茨那里，威权主义不过是非民主政体的一种，即那些无法被归类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和个人统治（Personalistic）的混合型政体。

但即使是“民主VS独裁”这一经典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民主等同于暴民统治，是他笔下三种恶政之一。罗马时期，民主这个概念鲜有人提起。而独裁者（Dictator），一开始只是罗马的一种制度安排，指在特殊时期由元老院授权，全权处理军政事务的个人。到了启蒙时代，孟德斯鸠（Montesquieu）将政体分为君主制、共和制和暴君制——无论民主还是独裁，都没有在他的框架中出现。即使在欧洲的第一波民主化期间，人们也不觉得自己是在争取民主。那个时代的人们在谈到“民主”的时候，所想的仍是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和抽签任职。用民主来指称由选举来决定领导人的制度，大概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创造。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最早使用“独裁政权”来称呼自己的体制，意指过渡时期由党控制一切的安排。直至二战期间苏德交恶，在希特勒的宣传战下，“独裁”才逐渐演变成了贬义词。冷战开始之后，两大阵营的分歧，被美国人贴上了“民主”和“独裁”的标签，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词义。

因而不难想像，早期的威权政治研究，不可避免地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特别是到美国赢得了冷战之后，研究民主何以持续，威权何以崩溃，成了学界的标准范式（比如亨廷顿著名的《第三波》）。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一直对这种风气嗤之以鼻，觉得鼓吹“历史终结”的论调忽略了现实政治的复杂程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民主政权确实没有要崩溃的迹象，独裁者们反而活得越来越滋润了。他们不但学会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还从民主国家借鉴了各种手段——宪政、选举、议会等等——来维持统治。俄罗斯、土耳其、委内瑞拉，都是典型的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Levitsky和Way于2010年出版的重量级作品：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当代的学者们慢慢意识到，民主政治才是人类历史上的例外，而非相反。民主和威权并非水火不容，可以放在统一的框架中加以解释。威权政体的“韧性”，反而说明了关于权力运作更加本质的一些规律。因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对威权政治的研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政治学研究一直可以分为两大主题：制度和行为。前者关注结构性因素，比如法律、选举制度、政党等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互相作用。后者则强调个体能动性（agency）的重要性，着重考察个人如何根据游戏规则和信息调整自己的决策。目前，对威权主义的分析还集中于前者，但近两年来后者也愈发被学界重视起来。2017年，该领域的三位重量级学者，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Scott Gehlbach，耶鲁大学的Milan Svolik和芝加哥大学的Konstantin Sonin发表了一篇综述性文章，总结了当前从结构视角出发分析威权主义的理论进展。他们主要提及了四类理论：胜利联盟、权力分享、选举操纵和舆情控制。

胜利联盟这个概念可以追溯至理性选择学派的祖师，William Riker。最初这只是指民主国家中，政客在不同制度安排下想要实现政策目标所需的支持者人数。比如通过法案需要简单多数，修改宪法就要三分之二多数。但随后纽约大学的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Alastir Smith两位学者将之拓展到了非民主政体，用以指代任何统治者想要维持统治所必需的联盟大小。他们认为，为了实现政府更替，民主国家的候选人需要争取到过半选民，而威权国家的政客只要几位大佬的支持即可。任何权力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候选人收买胜利联盟的过程。在民主政体中，候选人需要收买的人数更多，所以公共品提供的水平也更高。

近年来，MIT的Acemoglu和他的学生Egorov以及Sonin一起，将胜利联盟拓展到了动态情形。他们的主要洞见是，政治玩家在考虑结盟伙伴时，不仅会计算当期的收益，还要考虑未来的权力格局。比如今天内务部长跟总书记一起干掉了某个人民委员，那内务部长固然少了一个政敌，但面对着一个没有了掣肘的总书记，明天没准就会落得个鸟尽弓藏。同样，实施经济改革可能会增加独裁者的收入，但也会增加经济精英的博弈能力，给未来的政治形势带来不稳定性。预计到这种可能性，独裁者也许就不会允许经济改革的发生。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见我在政见的文章《非民主国家的权力游戏》。

对权力分享的研究最早见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ger Myerson的论文。他提出，任何统治者都无法独力治国，必须依靠一个精英群体来镇压来自底层的叛乱。为了获得这些精英的支持，统治者必须跟他们分享权力。可是古语云：伴君如伴虎。精英们深知，一旦加入统治者的阵营，一不留神可能就家破人亡。为了取信于精英，统治者必须建立一个“朝廷（court）”，从而精英们有一个互通声气的渠道，一个人被清洗，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这样一来，统治者就会投鼠忌器，只有在理由足够充分的时候才会对某个精英下手。借由绑住自己的手脚，统治者反而可以提高政权稳定的概率。

之后的政治学家指出，在当代的威权政体中，政党和议会都能扮演“朝廷”的角色。Gehlbach和Keefer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就指出，共产党国家中党员和非党员的区别，往往就是党员能够分享内部信息，从而在投资时不需要担心财产被政权征收。党通过对经济精英的吸收，可以有效降低人们对政策的担忧，提高民间的投资意愿。这也是威权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Boix和Svolik发表于2013年的文章则发现，定期举行议会的威权政体会更加稳定。

正如Svolik在他2012年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任何独裁者都面临着来自内部精英和外部民众的双重风险。如果说胜利联盟和权力分享帮助他们降低了第一种风险，那么选举操纵和舆情控制就让他们得以最小化第二种风险。Wintrobe写于1997的文章提出了所谓“独裁者困境”：如果放开舆论，那革命爆发的概率无疑更大；但如果一味压制舆论，那独裁者就无从得知自己真正的支持率有多少，更没法对症下药，最后很可能落得个跟齐奥塞斯库一样的下场。这时，选举的价值就凸显了出来：一方面，匿名投票让民众愿意显示自己的真实偏好；另一方面，由于整个流程被独裁者控制，他也不需要担心会失去权力。

史丹福大学的政治学家James Fearon在他2010年的论文里就阐明，即使不舞弊，选举也会给独裁者带来好处。威权政体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各方都缺乏透明的信息。民众可能会错误地认为，经济衰退是因为独裁者能力不行，进而发动革命将其推翻。但从选举结果中，民众可以观察到其他人对目前形势的评价，从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会行动。假如选情太不利，独裁者会乐意直接下台，避免在进一步冲突中落得更惨的结局。Fearon的同事Magaloni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即使独裁者地位无忧，也会操纵选举来彰显自己的民意基础，达到威慑反对派的目的。纽约大学的Rozenas和罗兆天则区分了事前的操纵和事后操纵，并研究了何为最优的操纵策略。最后，Svolik指出，选举操纵其实是个很复杂的工作，独裁者必须倚靠底层代理人执行这项任务。但代理人只有预计到独裁者能获胜的时候才有激励帮忙。换言之，他们只会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结果独裁者一般不是大胜，就是大败。

所以，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独裁者还要频繁使用各种治理工具——收买、审查、宣传和镇压。Guriev和Treisman最近的工作论文讨论了这几种工具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收买永远是独裁者的最优选择。如果能用钱让反对派闭嘴，那就没有再使用其他工具的必要。但收买的成本往往过于高昂，所以独裁者会一方面审查反对派的言论，一方面用媒体塑造自己伟光正的形象。只有这样也行不通的时候，独裁者才会考虑镇压。此外，审查、宣传和镇压都有很大的成本。审查会让独裁者少了一个监督底层官员的渠道（Lorentzen, 2014），宣传会让媒体失去吸引力，减少政府从中获得的收入（Gehlbach and Sonin, 2014），镇压则可能造成focal point，引发全社会的backlash（Esberg, 2018）。是否能在特定的情境下选择合适的策略，就是区分权力游戏中高级玩家和低级玩家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