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就传来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蔡莉“下课了”。

“下课”是民间俗语，隐隐约约包含了问责的意味，许多人转发，似乎很开心，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半年多过去了，因为疫情被问责的湖北各级官员很多——从疫情发生截至4月中旬，湖北省处分疫情防控中失职失责党员、干部3000多人，其中厅局级10多人，县处级100多人。却偏偏没有这个万众瞩目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书记，坊间流传各种猜测，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

澎湃新闻的报道标题是“蔡莉不再担任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王卫华接任”，请注意澎湃新闻的小心措辞“不再担任”，这四个字的含义并无具体的价值判断，却暗暗包含着一层意思——“可能”只是正常人事调动。我依稀记得，当时马国强离任，也是这个措辞。

如果回到半年之前，舆论会如何发酵？这让我有点恍惚，如今武汉全面恢复正常状态，街市繁华，人潮如织，我们经历过的灾难，似乎变得并不真实，看得见，却摸不着。我们真的经历过一场灾难吗？我们追问蔡莉的去向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问题得好好扪心自问一下。

我一直认为，人是善于遗忘的族群。而造成遗忘的原因，来自多种力量。比如个体的趋利避害，好了伤疤忘了疼，是肉体的直接反应。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昨天不小心把手指划破了，今天起来伤口已经愈合，谁还会去追问当时的“不小心”呢？如果更进一步的剖析，所谓文明和现代社会的结构，有自我保持稳定的需求和惰性，灾难后迅速恢复正常，拒绝变化也是第一反应。官僚和体制由此可以苟延残喘，个体也可以相互安慰，好死不如赖活着。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我们供养着压迫我们的病毒。

这个世界上，真相很容易被扭曲和改变。大行其道的是谎言，假话，虚假的繁荣和歌功颂德，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被人为塑造的。我们的世界被某种看不见的庞然大物笼罩着，我们到底是活在现实中还是被迷幻到误以为自己还活着？这问题让人难以回答，也难以勇敢的面对。

昨天晚上，写《寻路中国》的作家何伟来汉，几个朋友一起在天津路口吃饭，立秋过后，天气凉爽，我们顺着马路朝过江隧道走，忽然一抬头，居然走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门口。高高在上的七个大字在夜空中闪耀着红色的光芒，我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澜，安静地从医院门口走了过去。只是在过斑马线的时候，迟疑了片刻，半年前的哨声消失在了同样的夜空下，树叶在晚风中摇晃，哨声已经消失，连吹哨的人也一起消失了。

但我依然要执拗地追问自己——你还记得那些在灾难中去世的有名无名的人吗？或许这尴尬的追问并没有什么意义，无非是想让自己不要那么麻木无情。马上就有人规劝我，老实点，别耍小聪明，不要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等秋天真的到了，风一吹你也可以消失不见的。

疫情爆发以来，我常常被这样的问题迷惑，有时候半夜醒来，一会雄心万丈，转眼又沮丧不已。这是时代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从灾难中走过来的“我”的问题。二战前，纳粹德国在田间地头曾经插过一个标语牌，上面醒目地写着：人民高于一切，而你微不足道。没有人追问这条标语的目的，也没有人去反思这其中隐藏的逻辑，大多数的人浑浑噩噩就这样度过了自认为安稳的一生，枪炮算什么？病毒又算什么？死亡算什么？胜利又算什么？算什么算什么算什么，算个笑话吧。

这是另一种病毒，早就侵蚀了我们的肉体和思想。可怕的是，这种侵蚀常常被忽略甚至虚构成了浪漫的狂欢。我们的身体早就背叛了我们自己，只有灾难降临到头顶之时，才无声地喊一句：为什么是我？其实我们早就与病毒合谋已久，造成今日之困局，难道不正是一个个的我吗？一个个被定义，被构建的成熟的我，才是最可怕的病毒。这话听起来充满了宿命色彩，却是不幸的中国现实。

我们都是受难者，我们也是帮凶。追问一个蔡莉，不如追问自己。

 

202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