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被《人物》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了。文中以丰沛的细节、真实的笔触，让人感受到这种算法驱使下冒生命危险争分夺秒的日常生活，竟是如此残酷。

像很多人一样，读完我也颇多感触，但我毕竟没有做过这样深入的调查，也难以置喙。不过刚才有人问起：

昨天人物公众号发了关于外卖骑手的文章，游戏研究社公众号今天刚好也发了关于音乐区衣着越来越暴露的文章。这两个现象的背后除了资本剥削，用户贪婪这些共同的联系外，是否意味着在信息时代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矛盾萌芽？除了我理解可能存在劳动者异化，人们还会有哪些可能的变化？

这我觉得还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虽然自己的想法未必成熟，但也不妨写个短评，供大家一起讨论下。

在这件事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外卖骑手的弱势。这种弱势是多重意义上的：对资方的弱势（“如果你不做，做的人有的是”）、对顾客的弱势（不耐烦的消费者只要求快，不接受什么理由）、对餐馆的弱势（餐馆不着急烧好菜，反正它已接到订单），以及，难以发出自己声音的那种弱势，以至于直到有媒体关注、发出这样一篇深度报道，才激起一些浪花。

但这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的确并不只是因为外卖骑手的处境而已，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同样“困在系统里”。豆瓣上有一位做社会学的queenie就很自然地代入了自己：

今天这篇讲外卖骑手的爆款文，每个字读着都感觉特别熟悉：被大数据控制的骑手，就像是被教育部评估体系量化的我；算法推荐了错误的路线只能逆行的骑手，就像是被科研考评逼着灌“水文”的我；商家出餐慢，跟商家吵起来的骑手，就像是强忍着跟期刊编辑扯皮的我；手机里导航语音跟外卖系统语音打架的骑手，就像是被塞了十几个互不兼容还必须用ie的基金申请界面的我；正骑着车忽然被“微笑行动”要求自拍的骑手，就像是独自上网课还得给教务处提交多角度自拍的我；骑手的评价等级，就像是职称体系和学者“帽子”。

每个人也许具体处境不同，但都需要面对自己的一套“系统”。社会学家Graham Hodges在《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就说：“中国和纽约出租车司机都不幸地拥有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大多数是囿于一个不尽人意的出租车租用体制内的穷人。”他在书中更明确指出：“出租车司机孤立无助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明显缺少组织。”

这意味着，弱者会陷入一种难以挣脱的困境。的确，《人物》的这篇报道激起了公众讨论，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关注这个问题，而饿了么显然将这视为一次危机公关，迅速发文表示，将修改版面，增设功能，“你愿意多等5分钟吗？”

这固然也算是新闻报道的力量，但外卖平台的这种反应本身却就是相当鸡贼的，它以表面上的响应，将问题的责任推到了消费者身上。这样的改变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如果内部评估不改，那也就是把愿意多等5分钟的顾客的外卖往后排，代价转移给了善意的人——在这样的系统改变中，表达善意者反倒也变成了弱者。

现实是，如果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以“快”作为单一考核标准，那么谁快谁就能胜出。“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本身也是无组织的，即便30%的人愿意多等5分钟，剩下70%的人仍能决定系统继续朝冷酷无情的效率演进。但最终，消费者也会是输家，因为美团已经快一家独大，等它垄断市场后，消费者也就失去了博弈的筹码：美团现在怎么压榨员工，以后也就会怎么压榨消费者。

耐人寻味的是，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报道发声看起来以善意推动了改变，但其实却只是无用的“圣母”：“你知道吗？当你用这篇转发为被剥削的外卖小哥发声时，有多少福报厂的码农即将开始为新的发版而准备通宵加班，他们恰巧是互联网猝死的第一梯队。你不知道，你只想转发增加参与感，你只在乎你自己。”

撇开这番话中的道德愤懑不说，这意味着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试图解决一部分弱者的问题，结果却给另一部分弱者造成问题。奇特之处在于，这看起来既是极其保守的（系统虽然不如人意，但其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伤及无辜，还不如不动），又是非常激进的（小打小闹已经无法解决，只有彻底改变）。这其实是中国社会反复出现的痼疾。

我其实也不知道顺着这样走下去，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但有两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一是“系统”有自己本身的逻辑，且具有强大的惯性，不会轻易改变；二是它将在“市场”上沿着阻力最小化、效率最大化的路径演进。

正因此，我不相信单一的事件就能“一次性”地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报道发声、拒绝外卖，都不可能做到，然而尽管如此，这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这没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问题在于有没有力量能持续地施压，在博弈中为弱者争取利益？否则那不过是一阵风。

这并不仅仅是互联网时代才出现的新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就常被说成是“一盘散沙”，而近三四十年个人主义的兴起，一方面让个体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获得了自由，另一面，无组织化的分散个人却面对着依靠技术日益强固的庞大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无法单靠自己手中的那一点筹码争取到多大利益，或即便争取到也只是个案，并不能有助于其他人。

面对这样的处境，从历史上看，有三种演进可能：一是依靠公权力来“主持公道”，但最终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特定利益的“系统”；二是社会的自组织化，不同利益团体在一套中立的框架下，通过复杂的博弈、交易、妥协，为自身争取利益；三是自我边缘化，即对这些系统完全失望，变成游离其外的一分子——这看似是撤出，但其实也是博弈。

中国的历史路径多是第一种，我希望是第二种，但也许对很丧的年轻人来说，第三种最为可行。